邓正来：对“考研变高考”的制度性逼问

　　一年一度的硕士生报考又开始了。哪些大学的学生是考研的主力呢？《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说，如今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名校的研究生大多来源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特别是以前从师专改制的基层师范学院。为什么这些学校的学生考研特别厉害？原来，不少地方性大学像高中一样，将考研录取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中心指标，所有的课程都按照应试的路子设计，学生考上了研究生，按照考取的学校的档次，可以得到学校1000－5000元的奖励。记者由此感叹：高校变考研基地，本科教育重蹈高考覆辙！

　　针对上述情形，许纪霖专门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题为《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此文一经发表，便在世纪沙龙等网站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而为了回应争论中的批评观点，许纪霖又在网上发表了《等级社会是如何再生产的：再论考研变高考》一文。

　　关于这场争论，我个人认为，许纪霖所要讨论的显然不是“如何评价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这样的问题，而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考研变高考、地方高校变考研基地”的过程中，地方高校的大多数学生为什么在接受大学四年本科教育以后都变成了考研机器？而这种现象又是由什么生产机制导致的？

　　许纪霖借用阎云祥的研究指出：第一，在一个同质化的等级社会，需要一个大家认可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筛选制度，以保证在这个社会里面社会精英有机会往上流动。这一建制化的设置，在今天就是以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乃至各类升等考试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应试教育网络。许纪霖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学历的过分且片面的强调，而同时我们又只有这样一个筛选机制。这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为了形式上的公平所付出的实质性代价，为了等级社会的制度性稳定而不惜摧残个人的自我创新。

　　第二，在中国，受教育成了改变一个人地位的惟一途径。现今中国的社会已经日益变成了一个赢者通吃的社会，不成功的人或在底层生活的人正在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想办法挤进上层。而成为都市人，又是进入上层的第一步。于是，底层社会的莘莘学子们，纷纷踏上考研一条路。”

　　第三，许纪霖进而认为，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实际上，许纪霖所真正反对的乃是把“改变命运”这样的非学术因素强加到研究生教育上来，因为它所依凭的应试制度会摧残人才、摧残中国人的智慧，并将进一步拉大中国与世界在知识创新能力上的差距。

　　我认为，许纪霖侧重学术发展而对应试教育所做的制度性追究，从方向上看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观点却还没有能够真正探及中国高等院校的应试制度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在我看来，对中国高等院校之应试制度这种选择的认识，可能必须从下述三个角度出发加以认识，因为惟有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正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的意义上确实是与中国当下的就业状况、即将就业的人口乃至社会的稳定联系在一切的，但是我认为，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最为根本的意义乃在于在当下的中国，它是除了政治血缘关系以外的惟一正当、合法和体面地分发“角斗场”“门票”的机制，以允许获得“门票”者进入瓜分（无贬义）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之“角斗场”。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兑现这种“门票”的路经就是众所周知的硕士、博士、甚或博士后（这居然在中国也成了学历）各种等级的学历。惟有通过那种形式平等的分数考试并争夺到各种等级的“门票”，才有可能进入到基本上等级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角斗场”——至于在这些“角斗场”中能够瓜分到何种利益或瓜分到多少利益，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学历等级的高低在影响学生可能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少的同时，使得学历本身也转变成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利益”，而这种“教育利益”的一个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投资性”的利益，而它的回报就是我在上文所说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与此同时，那些掌控各种等级学历颁发权或授予权的机构或者构成这些机构的人也就成了支配这种“教育利益”的人，他们由此生出来的权力便是他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决定谁有资格来进行这种“投资”。这种认识的有效性在于：它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并不是完全为了学问的学生拚命忍受着那种无甚意义的“复习”也要争夺到这些“门票”，同时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交不起学费或交得起学费的学生仍不得不通过借债送礼而努力谋得这些“门票”；
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下的中国不得不在高等院校人才的选拔上确立应试制度——而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主持考试者是否会“开后门”的一种担忧。另一方面，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以外的各式人等也都要通过各种手段来谋取那些等级更高的“门票”。

　　其次，上文所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利益，显而易见，实是在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中实现其“利益布局”的，而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以及由此生产出来的各种等级的“门票”，则是以这种“利益布局”为其基础性支撑的。当然，在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中，最不容我们忽视的乃是中国当下那种似乎不可逆的且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之趋势。众所周知，这些结构性因素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因此我们也毋需简单地把某些问题归结于这些层级或等级不具有“尊严”；
实际上，在贫困得连温饱都是大问题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可分，谈论“尊严”也是颇为奢侈的。

　　最后，我之所以要强调“利益布局”赖以为凭的中国当下的地区差距、层级不同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最为重要贫富悬殊之结构，根本的目的是要指出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并不是一种自足性的制度安排，而毋宁是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依附性的制度安排——它实际上是对中国当下政治经济安排的一种回应。

　　据此我认为，对于中国高等院校应试制度这种安排、由此产生的各种侵损中国教育质量的措施以及在实质上践踏学生“精神生命”的做法，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要负责任。进一步言，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乃是相关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政策以及支配这些政策的理念做更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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