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对日新思维”的黄昏

　　问题的提出

　　2002年12月，当时的《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作者通过年初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实际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并亲眼看到日本的经济繁荣，联系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和网上出现的一些针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狂热、偏激的非理性言动，批判了在中国社会中日益蔓延的、以一些“小农思想家”和狂热的网友为代表的无视全球化潮流，动辄危言耸听、煽动与日对立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
“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
日本的崛起，是“亚洲的骄傲”；
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不必大惊小怪”……并援引欧盟的例子，主张作为“亚洲的枢纽的中国与日本”，“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的前面……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文章一出，旋即在中日两国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其主张和结论的合理与否另当别论，马文提出的问题毕竟太重要了，加上正值中日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面临全新调整的微妙时期，一时间，各方面的反应完全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2003年4月，《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又推出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学者时殷弘的题为《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的文章，从外交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的高度，对马文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理论诠释。时文强调，营造良好的中日关系，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安全两难’”，谋求“中日接近”的“迂回战略”，他具体提出了搁置历史问题、扩大日本对华投资、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强化日中两国在东亚的政经合作、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6点主张，并将这种可能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预期的政策改变，称为“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

　　时氏其人的国际关系学者身份及其文章中明显的为政府的外交思路建言的姿态，很快引起社会各界反响，尤其在日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时氏本人也因此受到日本外务省等机构的邀请，一年中两度出访日本。

　　接着，同一家媒体（《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又于2003年8月一口气推出了4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理论的包装。著名日本经济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对于对日关系到底需不需要新思维的问题不但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总结了“对日新思维”的5条原则和10个特色，从专业角度指出中日经济合作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主要交汇点，是双边关系的长远、坚固、真实的基础。作者不惜连发三弹（《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和《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分别刊载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第5和第6期），以超大篇幅进一步强化了“新思维”的理论架构，笔锋所向，几乎涉及了中日关系的所有问题。并且，把“对日新思维”的思路推而广之，提出了所谓“对亚新思维”和“新思维外交”的概念。

　　冯的加入，使一些此前认为马、时二人“根本不懂日本”，其立论“过于幼稚”、“不值一驳”，故暂且作壁上观的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和实际从事对日外交实务的“圈内人”也被卷入，论战开始升级。

　　“新思维”之辨

　　何谓“对日新思维”？“新思维”究竟“新”在何处？

　　其实，所谓“新思维”，本质上并没有那么“新”。其之所以会在这个时期出台并吸引舆论关注，根本原因是由于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引发的两国关系的调整使然。一些激赏“新思维”的日本学者和媒体人士，动辄在中国的对日外交政策上划线，把“新思维”出台前的对日政策称为“对日旧思维”的做法，如果不是故意的，也是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缺乏常识的表现。

　　如果抛开那些煽情描写的段落，马立诚文章的主旨简单明了：让一个战败的日本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
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中国应该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走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这就是作为“新思维”首倡者马立诚的理论核心。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马文的这个理论框架，其实正是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教授在《南方周末》发表的论文——《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吗？》中的内核，而时间是在2002年的年初。就是说，马文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理论渊源上说，都难以称得上像日本媒体炒作的那样“划时代”。

　　时殷弘无论在其关于“外交革命”的论文、讲演中，还是在接受两国媒体的采访时，始终尽量避免使用“新思维”的词汇，在维护一个学者只就事论事、不搬弄名词的严肃态度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新思维”的学术距离。

　　冯昭奎在论文中坦言，“‘对日关系新思维’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早在1999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界、特别是日本研究界，围绕对日关系问题就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开始酝酿了。”“有几位长期从事对日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曾对作者说，在‘对日关系新思维’文章中提出的不少政策建议，其实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我国老一代领导人制定的长期对日方针的‘传统思维’。这个评论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客观地说，“对日新思维”，作为对当前停滞不前的中日政治关系和在两国国民中间日益滋生的“互厌”情绪的反省、思考，确实有其合理性。但看得出病症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准病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开准处方，药到病除。毕竟，“新思维”本身，其出台虽非偶然，但作为一种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建言性质的理论，其体系欠完整，缺乏内在逻辑，有些论据太随意，难以站得住脚，立论过程也不乏“话语泡沫”。

　　马文基本上是一篇抒情游记。作者初次的扶桑之旅，走马观花似的一路看下来，将行旅的见闻和对史料的回顾、对现状中问题的反思结合在一起，多少有点“发思古之幽情”的况味。虽然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煽情的描述过多，似是而非的地方不少，使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结论）的可信度反而大打折扣，难圆其说（诸如看到“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便感叹道：“他们怎能期盼战火”；
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又感叹道：他们“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等等）。就连时殷弘在谈到他的论文与马文的区别时都说，“马是以一名记者充满感情的眼光和笔触，来探讨对日关系问题，不免掺杂主观情绪。”

　　相比之下，时殷弘和冯昭奎既以学者身份介入争论，不煽情，不批判，回避道德判断，力求以理服人。其结论的正确与否不在话下，但立论之谨严，文风之不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针对日本媒体利用某些中国学者的身份，差强人意地把“新思维”附会成是第四代领导核心“对日政策调整和转向的信号”的炒作，以及某些学者明知是恶意炒作，但却故意顾左右而言他，作出一副仿佛口衔天宪，“天机不可泄漏”的神秘姿态的做法，冯昭奎指出：“无论是赞成‘新思维’还是反对‘新思维’，持有各种观点的学者们的文章都不是‘官方的文件’，他们的观点都不等于官方的见解，他们的主张都不代表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媒体上出现所谓‘对日新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转折。”“作为严肃认真的学者……既不应该、也无权将自己装扮成‘政府内部意向’的透露者和‘代言人’。”

　　“新思维”流变

　　“对日新思维”，分别被中日两国的权威传媒人士评选为“2003年中日（日中）关系十大新闻”，其在两国学界、舆论界掀起的波澜，远远没有退潮。就中国而言，从2002年底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关于“对日新思维”的大辩论，在改革开放以降的历史上，恐怕只有“文化热”可以媲美。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年的时间，暂且不算网上板砖、唾沫式的“文章”，正式发表于国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争论文章已达数百篇，结集成册在中日两国出版的书籍至少有5种。与“非典”一样，“新思维”是2003年的关键词。不仅是对日关系，“对……新思维”俨然成了中国外交界和国际关系学界的时髦用语（如“对美新思维”、“对印新思维”等）。

　　事实上，正如冯昭奎在其论文中所说的那样，1999年前后，中国在对日问题的应对上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务实姿态，这种姿态在党的“十六大”以后逐渐定型。所谓“政冷经热”、“官退民进”——吵架不耽误做买卖即是明证。2003年，尽管中日之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不愉快，双边经贸依然创下了新高。实际上，不是“新思维”的提出使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倒像是被命名为“新思维”的对日灵活外交影响和炮制了“新思维”理论似的。

　　日本的《中文导报》，从中方对新年伊始小泉第4次参拜靖国神社及随后的日本政界为其擦屁股的对华“解释”外交的应对中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越到高层，话题越宽泛，越不涉及具体问题。让分管实务的负责人把具体问题谈清、谈透，高层领导人则从大处、高处着眼，少谈甚至不谈具体问题，避免双方在细节上结下“死结”，留下充分的回旋和讨论余地，同时也使双方在其它方面的交往不至于受到具体问题的牵涉和影响——他们把这种“分层次对应”的外交艺术称为“中国外交新手段”。

　　而与中方的“软着陆”对策相比，日本对“新思维”的回应似乎仅仅停留在媒体的炒作上，至今未超出学界—传媒的层面。2002年底，马文在北京发表。甭管作者本人是以何种心态和心情撰写，这篇让日本人一见就爱的抒情游记立马被颇有影响的两家月刊——《中央公论》和《文艺春秋》发现，争相译介。超大篇幅的“特辑”配以大字、煽情的标题，大炒特炒，其影响与后果恐怕远非作者本人所能想象。

　　比如，《文艺春秋》的标题是：“我的中国啊，请克制反日行动”；
《中央公论》的标题是：“民族主义的反日言论有害无益”，副标题为：“动摇江泽民——胡锦涛政权的冲击性报告”。并且，利用作者党报评论员的特殊“身份”，对文章出台的所谓“背景”妄加猜测，试图告诉日本读者：北京已经发出“信号”，认识到到目前为止的对日政策是错误的，随着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中共的对日政策将出现根本性的调整、转向……对此，新加坡资深日本问题专家、《联合早报》编委、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卓南生评论说：“这种‘新思维’，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新，而是符合某些日本人胃口的日本思维。”

　　在大力炒作“新思维”的同时，日本明显加快了向“普通国家”迈进的步伐，在政治上越走越远。马文刚刚发表，在各种评论铺天盖地的时候，2003年1月1日，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披露了日本政府向某位声称“拥有所有权”的国民长期“租借”钓鱼岛及其附近的南小岛和北小岛的“猛料”，小泉旋即第3次参拜靖国神社（1月14日）；
2003年4月，时文发表，日本外务省马上出面力邀作者时殷弘访日演讲，同时放出信号，要通过“有事法制”。6月，40年悬而未决的“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果然在国会以高票通过；
12月，由日本民间团体“日中传播研究会”（JCC）主办，旨在促进中日两国学界、媒体之间相互理解的题为“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的国际研讨会在东京召开。时殷弘和冯昭奎应邀做了演讲，具体阐述中国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对，派前首相森喜朗“私访”台湾，并正式做出了派兵伊拉克的决定；
接着，2004年1月1日，小泉第4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并声称此举会得到中方的“理解”……

　　无论是否有意，日本的一面大肆炒作（“新思维”），一面“埋头苦干”的做法在客观上已陷“新思维”论者于不义之中，可谓“一点面子也不给”，令人遗憾地联想起现代历史上，因日本的一些不甚光明的做法，使一些深爱日本并一向珍视两国关系的中国人（其中不乏极其优秀的中国人）的命运发生逆转，最终陷入泥淖的悲剧。从最近在网上散播的马立诚在香港被“爱国青年”群殴的传言，就可以感受到“新思维”论者们所面对的压力。

　　有迹象表明，正是这种传媒一味热炒，而政府惊人沉默、响应政策完全缺席的局面，才使“新思维”论者陷入茫然、失语乃至愤怒，“对日新思维”本身也备受挫折，大幅后退，颇有陷入到死胡同中去的危险。

　　尤其是进入2004年以来，除了马立诚拒绝公开评论小泉的靖国神社参拜之外，冯昭奎接连撰文批评日本：“一个巴掌拍不响”。“2003年中国的‘新思维外交’几乎从所有的对象国那里都获得了肯定的评价和响应，惟独在对日外交方面仍困难重重。中国对日开展‘新思维外交’，并非中国单方面‘有求于日本’。”“由于小泉一意孤行，表示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可以预料今后两三年中日间‘政治冷’局面将难以改变。”而日本《中文导报》的记者发现，“时殷弘对日本的说法已经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甚至比外交部更加严厉。”

　　至此，“新思维”论者们一直试图用“国家利益最大化”等理念来颠覆的对日外交中“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这一命题，又重新回到了主流话语中。正是由于对“新思维”需求最切、炒作最力的日本的“作为”和“不作为”，出台仅一年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也许将不得不面临被重新“洗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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