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

　　（本文为于建嵘在燕园评论三农系列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我第一次来到“北大在线”，是应邀参加一个三农问题研讨会。当时主讲的是《黄河边中国》的作者曹锦清教授。他在分析中国农村的形势如何严峻后，提出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许多主张，其中最激动人心的就是将全部农业税费减掉，这样农民就可以增加收入。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我听得入迷，却忘记说话了。会议后，主持人给我来电话，说会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不是约李昌平来作一次对话。我告诉他，李昌平先生是闻名天下的中国农民利益代言人，而我既不是知名学者又不是当权者，根本没有资格同李先生对话。再加上要到香港去开会，所以我就没有来。前几天我从香港回来，主持人又给我来了电话，说李昌平先生已经到北大在线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讲演，不仅分析了目前农村存在的十大问题，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只是现在已经有人对李昌平所提的主张持有不同的意见了，主要是说他在向政府和当权者为农民乞求利益。主持人还说，我最近出的《岳村政治》被《南方周末》称之为是主张“让农民自己说话”的，这与目前主流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不一致，是不是可以来讲讲这个问题。几次邀请，我不得不答应来到这里开一个小型的座谈会。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讲讲农村调查体会和农村政治状况的看法。这些观点前几天我已在北大由王铭铭教授主持的一个有关《岳村政治》的研讨会上讲过，你们这里有的同学可能听了。大体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上次我侧重讲如何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是方法论方面的，这次重点讲农村政治状况。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现在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关中国三农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无论是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还是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所提出的三农问题解决方案，都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寄希望强大的国家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让步，停止对农民的剥夺，还利于农民。曹锦清先生在呼吁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表现出勇气和智慧来采纳让农民休养生息的建议的同时，还希望知识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既得利益者和当权者让步。李昌平则以一个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的热泪舍身为农民请命，向当政者呐喊：““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给农民国民待遇”。还有些知识分子如党国英说“要为农民说话”，胡星斗说要“为农民呐喊”等等。应该说，这些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为农民请命。但是，我认为，在他们思想深处还是那种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观念，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将农民这个社会主体排除在外，没有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没有将农民放在农村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讨论农村问题，如果离开农民这个视野，是不可能得出真正有意义的结论的。农民的生存状况及其他们的行为反应是我们解答许多社会现象的基点。就目前中国农村来说，这个基点就是农民的反抗。可以说，正是由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才让当政者和知识界认识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才有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我将以政治分析为视野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就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出现了政治危机；
其二，农村政治危机的主要根源；
其三，如何解决农村政治危机。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政治危机

　　应该说，自中国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旗帜或口号的。但自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尽管农民大量饿死在劳作的田野里，农民问题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我调查和研究主要是湖南省的有关情况。从我调查和所能接触的材料来看，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其中，上万人的农民反抗事件就有二起，较大规模的有十多起。根据我的研究，这些事件基本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事件的主题比较集中和明确。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
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
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
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村民们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曾惊动中央的祁东事件，农民就是打着旗子、举着“全面落实省委[1996]9号文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万众一心抗重税”的标语、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进行示威的，进而发生了多起冲击乡镇党政机关的。

　　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少数农民利益的“觉悟者”通过各种形式，在社交圈子内寻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以宣传党和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形式，展开宣传发动工作，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后，成立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而以具体的事件为由头采取集体行动。这些村民自发成立的组织大体上有“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有的只称为“减负代表”、“减负骨干”，等等。这些组织一般较为神秘，就是同一组织也有不同的说法，很少见到有明确的组织文件，大都以口头的方式表述意见，不许作文字记录，也不设具体的职务，特别是负责人。因为要做到“口说无凭”，“免得让人说在搞非法组织”。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内部还是较为严密的，从其活动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有组织领导者的存在。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彭荣俊（退伍军人），通过在村民小组会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政府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并提出了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具体要求，得到了村民的拥护。他就发起该镇18个（基本上保证每个村一人）愿意参加减负活动的村民召开会议。会上决定，不成立具体的“组织”，只称“减负代表”，不设负责人，由彭某担任召集人。在这一组织领导下，引发了著名的“渣江事件”。据了解，湖南省现有许多这样的减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趋势（他们称之为“联网”）。

　　第三，产生的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这些农民领袖的身份特征主要是，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
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
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
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
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组织的其它骨干在文化素质特别是家庭经济情况与这些组织领导者有一定的差别。领导过宁乡道林农民组织的是杨跃进是退伍军人，开始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他不满足校领导专权，就联络学生家长组织“家管会”进驻学校清查学校账目。这一事件的另一领导人崔罗坤本来是村民小组长，被村民推荐为村民代表，先后向乡政府和村委会14次反映情况，要求解决当地村办厂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问题不仅没有解决，一些基层干部还动用社会黑势力对崔家进行打砸抢，并将崔打伤再押到县里拘留。自此之后，崔就踏上了漫漫上访路。在上访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精神，并认识了一些减负方面的同行，他也就从为自己“申冤”转而组织农民开展减轻活动并成为当地有影响的人物。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如湘阴县樟树镇农民代言人张新甫被当地公安部门传讯，方面数百名群众围攻樟树镇政府，打伤多名干部，并将镇党委书记杨冬云扣押起来作为人质，以交换张新甫。宜章县干警受命前往粟源镇拘捕农民减负头面人物周炳辉，被当地农民发现后，立即吹哨子、打铜锣，迅速聚集了2000多人，将100名干警包围。上千人还追到镇政府大院，打砸了办公室和干部住宅。桃源县组织民警和税务人员及乡干部30多人组成行动队在拘留该县芦花潭乡观音岩村“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明达（共产党员）时，被闻讯赶来的农民包围。15名民警和干部被打伤，另外10多人遭受脱衣的体罚。直到当天中午，公安部门将毛明达交出后，行动队才得以解脱。

　　第四，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到了1995年后，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请愿和示威，并进而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有些事件，国家还出动了驻军。宁乡道林事件就是减负代表组织当地农民要在镇政府机关大院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万人减负反贪大会”引发的。有关部门了为制止这次聚会，派出大批警力（最多时有1000多人），赶到镇政府门前的公路上设置警戒线。最后与农民发生暴力冲突，警察使用了催泪弹导致人员伤亡。衡阳县渣江事件则是镇政府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用绳索将捉到的6名“减负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亮相，激起了几千名群众愤怒，而引发了较大规模的武力冲突，群众将镇里的车子砸坏，并有多名人员受伤。

　　第五，事件具有传染性。农村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容易从一个地方传染到另一个地方。祁东河洲镇的农民与县镇两级工作组因交建资款发生冲突，进而与司法部门发生暴力对抗，最后迫使上级政府出面清退了多收农民的教育集资款。这样，河洲农民通过与政府对抗减轻了负担的事迅速在祁东县各乡镇传播。接着引发遍及全县西部近数万农民的暴力行动，五个乡镇党政机关被冲击，共有48户、79名乡镇干部的人身和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公私财产损失巨大。涟源市三甲乡数千农民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黄国卿领导下，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围堵涟源市政府大门，并冲进市委书记家进行抄家，并强行接管当地公办的白溪小学，扣押了三甲派出所值班干警和副乡长。在他们的影响下，相邻的白马镇也发生冲击基层党政的事件，镇党委、政府、人大、纪委四块牌子全部扛走，镇党委书记被围攻殴打，并被剥光衣服，前来化解矛盾的市镇两级干部被扣，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二、农村政治危机的根源

　　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年代，农民无论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都很少采取这样直接对抗的斗争形式。这些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具大负面影响，迫使执政者和学界不得不关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然而，尽管执政党和国家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但都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最终使这一问题成为了共和国总理感到头痛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这类事件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

一切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农村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1、利益主体分化。一方面，国家、地方政府、农村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和农民，都成为了具有独立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有明确的利益取向和意识，都非常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

2、利益冲突的表面化。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民负担加重。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而且，农民相对贫困化加剧。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国家强制性政策控制、市场性剥夺和技术性的限制，农业已经不是一种产业，农业经济显品长银收的格局（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的总体性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而且，相对于城市的贫富差距拉大。3、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可调和的态势。这是说，这种利益冲突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国家为了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努力将国家行政力量伸入到乡镇，建立了超规模的乡镇干部队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国家并不承担他们的费用。这样，一方面，国家需要依靠强大的乡镇体制来管制农民；
另一方面，国家又要防止乡镇这架强大的机器对农民进行无限制的剥夺。传统社会的利益冲突大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社区精英处于调和的中间人角色。现在是国家在调和，处于中间人的角色。

4、利益冲突的外部化。这表现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冲突，已超越了农村或农业这个范围，并表现为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农产品及生产资料的市场化交易之间的冲突。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政权软化。任何政治危机，都会表现一定的权威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家的控制能力或政治整合能力，是这种变化的最主要衡量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具体表现为：1、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挑战。为了强化统治，政权趋向于暴力化。当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时，如果采用强化政权机器来维持秩序，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政权机器的扩张与政治动员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扩张了的政权机器为了获得维护其运转的资源而会展开新的掠夺。国家权威受到冲击。但是，利益冲突并不一定会产生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对一定的权威结构产生根本性冲击时，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在目前农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中，存在着国家权威和基层党政的权威以及地方权威。在常态中，基层政权作为国家的代表者，其权威处于结构的核心位置，国家权威处于隐性，地方权威属于边缘的民间权威。由于基层党政存在大量的对农民利益侵害行为，基层政权的合法就会受到村民们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村民们的视野。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村民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于是，那些能将村民组织起来的地方权威就会迅速膨胀。尽管如此，要使具有制度性意义的权威结构产生动摇，需要有一定的起动因素，这些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目前，农村最为常见的诱发性事件，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的采取暴力等失范行为或因此而产生了诸如死人等严重后果。

2、黑恶势力成因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由乡镇政府出面组织的的流氓地痞团伙横行乡里。对于黑恶势力是如何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我作过一个专项调查。从我调查的情况来看，主要有四种方式，其一就是乡镇领导“引狼入室”；
其二就是宗族和黑势力控制的民主选举；
其三是经济能人的利益诱惑；
其四是政治精英的“红黑蜕变”。这些黑恶势力侵入到农村基层政权后， 一方面利用“政权”赋予其的合法性欺压农民，成为村霸乡匪；
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形式对抗农村基层政权，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其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发并领导各类事件。3、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一方面，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另一方面，各种非政式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目前主要的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
生产互助性的组织；
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第三，反体制意识已经形成。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 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领导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黄国卿就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如何解决农村的政治危机

　　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社会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有如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所说，“有关社会危机的预言往往因为这种麻木的态度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为了不使这种危机自我实现，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

　　第一，国家对策：税费改革和三个代表。

　　自中国进行转型以来，对待社会危机的基本态度主要采用的就是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现在历史进步了，在民主和法制成为国家和政党合法性基础的现时代，想走出这个历史怪圈。那么，作为主导中国农村发展的国家采取了些什么行动来化解这些危机呢？从目前来看，主要采用的措施有四个方面：1、试图通过税费改革来调整利益结构。税改费为什么实行不了？方法是要全国农村基层行政单位都放弃所有的非税收捐费，这些收费相当于每年九百亿元。反过来，中央政府要把农业税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八点五。最重要的是北京每年拨款二百到三百亿元补助农村基层，用于公共设施、教育、工资和其它行政开支。但这种 “费改税”遇到严重困难，在安微的试验已经基本停止。

“费改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出的二百亿元补助无法支付基层政府的巨大开支。由于国家财政缓冲这一振动的能力有限，无法满足乡镇政府的要求。2、试图通过改革乡镇体制来约束中间利益阶层的强势。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可是国家却没有办法安置那些因此而闲置下来的乡镇干部。3、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体制来建立农民新的管制体制。由于这种政治性授权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冲突上的，因此，其本身也就变成了冲突的重要内容。4、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三个代表，并企图以此来约束乡镇干部。显然，这种将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自省和自我约束基础上的改革，是否有效，事实已经证明了。

　　第二，知识界的主张：“给农民国民待遇”。

　　知识界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很多。其中，“给农民国民待遇”最具代表性。从有关论述来看，这里的“国民待遇”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问题，而是指要给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与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同等待遇问题。表面上来看，这种论述没有错，因为中国的确存在城乡二元分离，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急需提高。但只要我们对这种主张所提出的具体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的，是用一种表面化的城乡差别来掩盖中国社会的本质。事实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非农业人员”所具有的“待遇”，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民待遇”了。因为对生活在城镇的广大劳动者来说，那些少得可怜的“福利待遇”早已被改革改掉了。只有那些少数贵权者则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具有共同利益和意志代表的国民群体，只有贫贱的劳动者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权贵者。也没有什么国民待遇，只有权贵者的待遇。广大工人和农民在一样承受着权贵者的压迫和剥夺。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目前知识精英所主张的“给农民国民待遇”的主张，也许并不是农民自己想要的，不是农民的利益表达。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是要“给”农民国民待遇，由谁给呢？当然是权贵者和这些知识精英了。这也就决定“给农民国民待遇”并不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

　　第三，非主流观点：组织农民，开展一场社会运动。

　　斯梅尔瑟将社会运动分为规范导向的和价值导向的前者倾向于体制内的渐进式改良，后者则主张采用激进的社会革命。

　　记得上次中国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博士在这里说，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只得进行社会改良，不能进行激烈的革命。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农村不可能产生一场新的革命，因为缺乏农民革命可分配的资源。土地或权力都不能成为当前革命的目标。而要实现全社会的财富再分配，则需要改变国家的根本秩序，“民族利益”会改变这种争权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会迅速地恢复秩序。从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在农村推动一场有别于传统革命式的社会改良运动也许是比较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要改些什么，由谁来推动这样的改良。

　　我认为，首先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要让农民自己说话。也就是要动员组织农民，建立真正的农民组织，要在农村社会中培养与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

　　要建立农民的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改变现在的乡村治理方式，走向乡村自治体制。这里不仅是村一级的自治，更主要是撤消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
其二，建立社会中间组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许诺，要运用社会组织特别是民间组织来构建社会运动的载体。其中，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党国英认为，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而且，据著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当然，这样的农会应该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几十年前，千家驹在批判以乡村建设运动为代表的农村改良主义时就认为，真正的农民组织应该是，“第一，必须是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之利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农民是有阶级分化的话，那这大多数农民当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心。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政权，龙其是地方政权，还掌握在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人们的手里的话，那这种组织是决不能希望他们来领导与发动的。它必须是一个自发的组织，而不是由上而下的，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孤立的闭关自守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已摆得非常明显。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
自作聪明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认为，这里第三点的“适应世界潮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可以应该建立退出机制。无论是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农民组织，如果农民没有自由退出权利，那都是很可怕的。

　　要让农民自己说话并不是要知识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詹姆斯·C·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说：潜在的激进农民运动的组织是否形成，似乎主要取决于它可以得到的资源能否确实缓解其成员的最迫切的需要，取决于政府或外部精英对其宽容甚至帮助的程度。在这两个因素当中，后者似乎最为重要。没有外部帮助，一个地方教派或政党或多或少就会被迫处于我们所说的“内部自助”之中。作为保护的基础，内部自助不会有充分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就表明，知识精英不仅要走进乡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破产的真相，更要向社会特别是当权者表达组织农民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发动组织农民并最终将他们变成一个阶级。而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到农村去，发动农民成立各类合作组织。我们要为农民建立各种组织提供规范；
同时推动农会法的起草工作，象上世纪80年代初北大学生向社会提交《新闻法草案》一样，可以提出农会法的建议草案。

　　80多年前，当许多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海内外诉说中国社会的危机时，有一个人却从你们北大图书馆走进了湖南的农村和江西的安源，最终发动并领导了上个世纪的那场工农运动。他就是毛泽东。当年，就充满激情地说：“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的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原因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些知识精英们利用农民的力量重新塑造了一代救世主。

　　现在已是新的世纪了，不是需要救世主的时代了，要靠农民自己，要让农民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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