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童年记忆的拱门

　　一个人的记忆或许就是一代人的记忆，一堆记忆的碎片就可以串起整个民族的历史。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30年来留下的脚印，发现最能触痛我们心灵柔软部分的，居然是他者的记忆。 　　
　　城墙――不灭的童年印象
　　
　　挥之不去的雾霾将城市紧紧包裹，反常的温热之后气温骤降。上个星期天，气象预报中的雪片并没有如鹅毛般地飞来。方少华的个人画展《为伊甸园寻找无公害的苹果》如期开幕，被天气折腾得相当不爽的观众在暖气充足的上海美术馆展厅里呵气搓手，稍许活跃了一点。接下来，大家在展出的作品中看到了不乏诙谐的意象，一个是拱门，另一个是雨伞。
　　这是方少华为人熟识的符号，属于他个人的艺术胎记。
　　1962年，方少华生于湖北省沙市，在当地及武汉长大，1983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在母校取得艺术研究硕士学位。1995年南下广州寻找发展机会并定居。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美术学院副院长及美术研究所所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少华有点执意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这一段生长期对他而言铭心刻骨。他的童年在离沙市不远的荆州古城度过，这是一座历史可以上溯至战国的古城，《三国演义》中“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发生在这里。“那个时候古城墙还在，墙外有护城河，河里有鱼，穿过城墙的是高大的拱门，城内外都是破旧的寺庙和古塔。我与小伙伴就在城墙上打打闹闹，将自己想象为打家劫舍或经世济国的英雄好汉。”方少华的目光透过明天广场三十八楼咖啡厅的玻璃幕墙，但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方少华的祖父曾经是一个私塾先生，喜欢收藏古玩的字画，在他的熏陶下，方少华7岁就背唐诗，临池习字，照着《芥子园画谱》涂鸦，但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结束了。进入沙市一中后，美术老师发现了方少华的天赋，偷偷将苏联的《星火》杂志塞给他看。俄罗斯与欧洲艺术大师的作品为他打开了一个通往美好世界的大门。在无数个夜晚，方少华企图通过反复临摹来破译大师的秘密。同时，他每天都拿着速写本在学校、街头和车站写生。1977年，中国人从噩梦中惊醒，方少华的一幅作品获得北京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美术比赛第二名。那一年，他刚满15岁，嘴上还没有长出淡黄色的绒毛。
　　不久，方少华考入湖北美术学院，追随杨立光、刘依闻、尚扬三位老师。当时中国美术院校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乃至教育方法仍然沿袭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苏联模式，以契斯恰科夫教学法为主流，以苏里科夫、列宾、谢洛夫等人的写实功夫为培养目标。一开始方少华如鱼得水，学得游刃有余，但很快感觉到这一教育模式的局限性，这个体系所灌输的艺术观念与方法已经不足以转化新环境出现的相应思想和感情，是没有前途的。是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解放的初期，西方各种哲学、艺术思潮如春潮一样涌向中国各个城市，艺术家当然要做一个勇敢的弄潮儿。方少华说：“15年里，我们将西方现代派艺术走过的路快速地走了一遍。”
　　
　　拱门――纵深的中国意象
　　
　　1983年，方少华毕业后继续留在母校深造，美术界“八五新潮”掀起狂澜时，他是湖北“部落•部落”艺术团体的重要成员。这个时候，他已经与契斯恰科夫彻底决裂了，转向西方现代派艺术阵营寻找精神导师。“我偏好德国新表现主义，德国新表现主义源于二战后德意志民族的一片失落，虚无及抑郁，以及要把沉沦的国家重建的欲望和惶恐，还有急于重新寻找方向的渴求，这与当时的中国民众的普遍情感有相通之处。”方少华说。当然，方少华凭借童年的体验与早熟，更容易对德国新表现主义产生共鸣。不过虽然他从外来的艺术语汇中找到了渴望的自由，但很快又感到失落“，那是一种类似乡愁的失落。”他说，“于是我希望用自己的一套语汇来表达思想。”
　　在通向艺术巅峰的崎岖山路上，成千上万个求索者在冒险前行，所谓的个人风格，在外人眼里是一个符号或者一种秘而不宣的技法，但实质上是需要一种哲学思想来支撑的。那个时候的方少华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避免与他人撞车是选择的前提。但是他已经意识到，真正能感动人的是什么。
　　先从形式突破吧。1987年，这是艺术界、文学界思想相当活跃、但仍然处于模仿的阶段，方少华在《大观园》这幅作品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符号，画面中三根象征中国传统建筑的圆柱，构成了中国式亭阁的观察窗口，横栏和立柱上飘浮着沧桑岁月的浮尘，被切割的画面中堆砌着当时中国人渴望得到的现代化生活的象征――彩电、歌舞表演、鲜花等。这幅作品参加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首届中国油画展，并引起美术评论界的重视。此后他又画了一系列的《大观园》，通过独特的构图和新旧对比，对急剧发展的工业化对传统建筑以及整个环境的破坏进行质疑，显示出画家对整个人类的命运给予的深切关怀。他的“大观园”里出现了炼油厂、汽车、废弃物等，但画面越来越直率地指向他专注的命题，技法上也引进了中国水墨画的大写意，整体结构和气氛里却找不到中国画的痕迹，一切手段都被画家按创作需要选择了一遍。至此，方少华一套自己打造的语汇初具规模。此时他才33岁。
　　事实上，在方少华25岁以后，几乎每两年他都应邀在各大美术馆参加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当他的作品在1996年应邀参加德国波恩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办的《中国！》展览时，他都外国媒体评论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此后，这符号不断地出现在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国内的油画大展中。它成功地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人们力图从中探索出某种后现代的意味。
　　
　　雨伞――难忍的心灵表白
　　
　　1995年，方少华来到广州，潮湿闷热的南国气候使他很不习惯。不久他的腰椎病复发，整整一年没有下过楼。“这个时候我真切地认识到在后现代工业的环境中，作为人的脆弱。”广州、深圳等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给了方少华强烈的视觉刺激，在以效率为标准的评判体系里，个体的生存方式，或者说诗意的居住追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甚至无人理会。“深圳的农民一夜之间转换角色，暴富之后是穿着拖鞋一头钻进奔驰汽车的。那么艺术追求在这种薄弱的人文环境中，也变得极其脆弱。”方少华向记者做了一个握紧腕部关节的动作，“这个时候我就创作了《防潮系列》”。
　　这个系列将方少华的艺术语汇推向更高的层次。每个画面都有从《大观园》一路承袭而来的立柱或拱门，但切割后的画面中，内容更加芜杂，它们是画家观察到的城市锈蚀现象，比如被污染的水源、雪山和天空，还有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美术史上的经典作品。为了防锈，方少华在画面中添加了一把雨伞。
　　这一系列作品延续到上世纪末，他关注的话题越来越丰富。比如汇率、网络安全、人类感情、精神偶像等。方少华还对经典作品进行另类解读，比如在将安格尔的《泉》嵌在画面中，左右是红柱，前面是一瓶矿泉水。再比如将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嵌入红拱门中，绅士的裸女食用的不再是水果和烤肉，而是盒饭，白色的泡沫饭盒尤其刺目。在梵高的《自画像》周围，画家不仅撑起一把雨伞并竖了六根红柱，还画了一只背部长出一只人类耳朵的老鼠，意思是用梵高的ＤＮＡ克隆的耳朵。这些作品以轻松的幽默诙谐给予某种现象以反讽，恰当地纾解了画家的忧患意识。“我要拉近经典与当下的距离。”方少华对记者解释说，“当代艺术对命题的指向往往是直白的。”
　　
　　追忆――不仅是个人的心灵史
　　
　　但是，指向的直白和调侃的爽快并没有让方少华满足，相反，他再次感到失落。那就是，作品的内涵经得起反复咀嚼吗？他还觉得，新表现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地完成，或者说其愤世嫉俗的哀怨多过积极的超越。
　　“现在，我开始转入内省。”方少华说。2007年以来方少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似水流年》。就本次展览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些作品深刻地烙下了个人的记忆，《白猫黑猫》、《毛泽东选集》、《收录机》、《双节棍》、《奔驰车》等，都以象征性的器物和一个历史人物组成。这一连串历史片断，都熔进了画家的亲身经历。所以观众在作品前稍作盘桓，便一下子唤醒了沉淀的记忆，快速进入历史回望的状态。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主席曾17次畅游长江，最后一次他已经73岁的，那一次上岸后，‘文革’拉开了序幕。”方少华在14岁那年就参加过畅游长江的壮举，“那时候武汉每年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畅游活动，我在长江中用足吃奶的力气划水，却如同一滴水珠渺小，当然内心还是膨胀着激情。”所以在《横渡长江》这幅作品中，游泳的人与波涛相比特别弱小。还有一幅作品《我们都是向阳花》是本次展览中尺幅最大的，长达9米，贴了整整一堵墙，画面上茁壮成长的向日葵，有着梵高同类作品中的狂热，但背景色调发生了变化，一切都由观画者自己体味。配合作品展示的是那个时候唱响全中国的那首歌的歌词，想必“过来人”都能哼出那个时代唯一“软绵绵”的旋律，那个载歌载舞的旋律在当时激发了亿万民众那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这种情感后来难以再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现了。
　　那么画家想表达何种意思？方少华说：“今天我们得到了许多，但还应该问一声，我们失去了多少？为什么失去？或者反过来问一句：曾经拥有的，就值得拥有吗？”
　　《似水流年》系列以伤逝、感怀与抒情为主线，使画家回到色彩性与绘画性的语言，以一套套不同的浓烈颜色组合及绘画线条为主要的表现工具，在画上营造出气势、智慧、情操，柔美、惋惜与惆怅。方少华找到了一个更容易触动并激发民众内心体验并引起深刻省察的题材。在方少华看来，这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回避，相反它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行为，这是一个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对理想和现实反思的最高综合。即使就形式而言，人的自由也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多维度的来回运动的游戏中，才能得到最高的实现。
　　再说一句：后现代所反对的，始终是那些扼制创造生命的各种固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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