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黎家四代沧桑

　　作为黎黄陂的后人，家庭的影响是传承正直、勤俭、宽厚的家风，享受家人间的恩爱和时代变迁带来的新生活 　　 　　1959年出生的黎昌晋，比1864年出生的祖父黎元洪，几乎晚生了一个世纪。他的眉眼像极了祖父，笑容也显然传承了当年“黎菩萨”的基因。
　　黎昌晋任职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位于解放北路201号。这里一个世纪前是天津租界的英国俱乐部，1997年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他日常是在“文物”旁后建的大楼办公。
　　从201号往西，对面就是著名的利顺德大饭店，两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饭店（另一家是上海的国际饭店）之一，1924年安装的奥迪斯电梯至今仍运行如常。据说这里曾住过清朝一位皇帝，民国六位总统、近三十位总理和四十多位督军。
　　其中，当然也有曾经两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1923年6月，他被逼出北京后，曾在这里设立临时总统办公室。
　　
　　父辈的歧异命运
　　
　　晚清、民初的达官贵人往往妻妾成群，黎元洪是其中的异类，只有一妻一妾：发妻吴敬君和如夫人危文绣。
　　如果不算上一个尚未命名便夭折的孩子，黎元洪和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
　　黎元洪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求学从军改变的，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特别重视。但他担心孩子们沾染社会上的不良风习，不愿意让他们到外面去，而是选择请人在家中设馆：既学古诗文，也学数理化，并特别重视英文。1925年黎绍基应外国朋友之约写父亲的传记就是用英文。黎绍芳、黎绍业因体弱多病没有读大学。黎绍芬和黎绍基则有读大学和海外留学的经历，黎绍芬还是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周恩来的同班同学。
　　黎绍芬是黎家第一个孩子，生于1901年6月，当时37岁的黎元洪和吴敬君已结婚18年了，自然对来之不易的女儿格外珍视悉心培养。黎绍芬十几岁就在北京社交界崭露头角，经常西装革履，作男士装束，以黎家长女的身份代表父亲外出办事。
　　她的生活方式和父亲一样比较西化。黎元洪退隐天津期间，父女二人经常穿西服外出散步。一日三餐，她和父亲都选择西式饮食。
　　1923年，黎绍芬大学毕业，决定去美国留学，黎元洪非常支持。
　　因为她是中国总统的女儿，到美国后很受礼遇。美国参议院议长艾瑞斯夫妇邀请她到华盛顿，陪同她参观国会，时任总统哈定也在白宫接见了她。艾瑞斯介绍她去威斯列学院，她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是所神学院，又经由杜威（胡适的老师）帮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黎元洪多年来一直想去欧美看看，结果被女儿抢先了一步，于是要黎绍芬常常写信给他讲美国的见闻。
　　4年之后黎绍芬取得哥大教育学硕士学位，启程回国。黎元洪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吩咐黎绍基等远赴横滨接姐姐回家，并在天津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他获知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非常赞赏，便把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取消了。
　　黎元洪原想在武昌创办学院，等黎绍芬回来主持女生部。因为地基毁于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只好作罢。黎绍芬转而到天津教育局担任督学。抗战胜利之后，她应天津市长张廷谔之邀任天津市政府顾问，与当时的政界人物多有往来。后又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学校长。
　　因为一度抱持独身主义（当时很多人将独身视作为社会改革献身，包括周恩来也曾有这种想法），黎绍芬32岁时才与天津世家子弟徐璧文成婚。黎元洪在世时曾属意出使英、法、意、比诸国大臣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薛观澜也曾留学美国，却还是认为黎绍芬太过西化，反而娶了袁世凯之女袁仲祯。据说黎元洪为此很是生了一阵子气。
　　1949年后，黎绍芬加入了“民革”，借故交遍天下的优势做了许多统战工作。然而也正因为她有很多亲朋、同学在台湾和美国，“文革”爆发后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心脏病复发去世，享年65岁，与父亲黎元洪同寿。她和徐璧文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徐世敏曾发表《黎元洪与天津》一文。儿子徐保罗曾任文职军官，现已退休。
　　和姐姐相比，黎绍芳的一生被动得多。1913年底她随父母离鄂进京。没过多久袁世凯就向黎元洪提出换亲建议：各嫁一个女儿到对方家中。黎元洪与夫人商议，吴敬君说，“袁世凯的女儿要做我媳妇，我这个婆太太吃不消。”但又不敢完全拒绝，权衡之下只好先嫁一个女儿给袁家。黎家派人向袁家询问要迎娶哪个女儿，袁世凯看重的是政治联姻，并不在意，说，只要是黎元洪的女儿，哪一个都可以。
　　1906年出生的黎绍芳这时才8岁，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棋子，被许给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等到她渐渐长大，便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总是觉得前途无望。黎绍芬在美国时曾写信劝她到国外散心她也拒绝了，反而要姐姐劝说父亲退婚。黎元洪不肯答应。黎绍芳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之后精神便开始失常。
　　1928年、1930年，黎元洪、吴敬君先后去世。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告知袁家：绍芳精神已不正常，袁家是否还要迎娶？袁家回复说，我们两代交情，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有病可以治疗，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当事人袁克玖却对黎绍芬说，我是为我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自己的。
　　临到要成婚时袁克桓（与克玖一母所生）还请刘钟秀转告黎绍基说：“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你可别小气啊！”当时的习俗是在正式迎娶前一天先送嫁妆。据黎家陪嫁的女佣人说，袁克玖的母亲杨氏（袁世凯的五姨太，善于理财管家）当夜就把陪嫁的箱笼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够丰厚，面露不悦。
　　黎绍芳和袁克玖完婚后感情不合，病也日益严重。结婚一年，袁克玖即纳小妾，黎绍芳大病一场，回到娘家疗养也未见效，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死在了那里，没有子女。
　　黎元洪寄望最厚的是1903年出生的长子黎绍基，1920年送他去日本贵族学校求学，同行的还有张之洞十一子张燕卿和日文秘书等人。1923年，姐姐黎绍芬赴美求学，黎绍基则回国入南开政治系。两年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正读大二的他参加学校的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很赞成此事，不仅慷慨解囊，还致函顾维钧等社会名流介绍儿子去募捐。
　　黎元洪过世之后，黎绍基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在所投资实业公司内的职务，担任中兴煤矿董事等。后来煤矿为日军所占，他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方合作。抗战胜利之后，复兴煤矿的同时他大力发展下属的轮船公司。国共内战，国民党方面征用中兴海轮。他赴台交涉，以维修为名把部分船只带到香港，静观时局。
　　共和国成立，黎绍基接到北京方面邀请，多少有些忐忑地踏上了旅程。在北京他见到了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宴会时周就坐在他旁边，应景地说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并问起了老同学黎绍芬的近况。黎绍基对新生政权的疑虑就被这样拉家常式的谈话消除了，之后即在大陆重新开展实业活动，并将停泊香港的二十余艘船驶回大陆。1951年，他应政府之邀前往北京商议私营工商业的调整问题。之后，即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轮船公司的业务，也一并纳入了上海航运局的规划内。
　　黎绍基1921年成婚，妻子唐闳律与他同岁（岳父唐浩镇即府院之争中拒绝盖印的总统府监印官），一共育有4个子女。
　　1963年妻子去世，3年后“文革”爆发，黎绍基没能幸免于难。被抄家之后，他的银行存款和海外子女的汇款都被冻结，每月的生活费用十分微薄，不得已而北上天津到弟弟黎绍业家中避难，后又返回上海。改革开放后，除了侨务工作，他还出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初，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他的长子黎昌复、次子黎昌胤、幼子黎昌?、女儿黎昌懿均在海外留学工作，事业有成。
　　
　　相依为命父与子
　　
　　黎昌晋的父亲黎绍业是黎元洪幼子，1911年7月末出生在武汉，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像是要和激烈的大时代相悖，他个性内敛，喜爱古文、历史、古琴、书法，后来又迷上佛学，耽于沉思。黎昌晋小时候，父亲曾请人教他书法和国画，期望他“子承父好”。父母相继病逝后，黎绍业一度想皈依佛门，经家人劝阻才未出家，之后他便协助兄长经营实业。
　　黎家的实业在一段时间内风生水起，到1936年还清了黎元洪晚年兴办民族工业欠下的银行贷款。可惜第二年抗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黎家所投资的各个矿厂也被侵占了。黎绍业和哥哥黎绍基在天津市“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与桂林路交界处（当时属英租界）的安乐?避祸，抗战结束后才重新投身实业。
　　1959年，黎昌晋就出生在安乐?，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去年9月才离开。在安乐村的斜对面，是他外祖父民国原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旧宅。
　　刘冠雄比黎元洪大3岁，幼年时和黎元洪一样家境贫寒，父亲是个箍桶匠。刘家兄弟五人，除了早丧的老四都入了海军。刘冠雄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官费赴英留学。甲午海战时黎元洪在广甲舰，他在靖远舰。民国成立后历任海军总长、交通总长、教育总长等职。据说，刘冠雄寓居天津后，买下马场道旁的这块地皮，并按自己的构想建起了3幢舰艇型洋楼，其中的中楼为航空母舰造型，西楼为巡洋舰造型，北楼为望远镜造型。如今“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都已经被拆除了，只有“望远镜”还在那里矗立着。
　　共和国初年，黎绍业代表黎家回武汉接受土地清算。当年黎元洪担任协统后月俸500两，手头颇为宽裕，曾在武昌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起义门）附近建一座中式楼房自住，又建了若干小房出租。之后又在中和门建了一栋四楼四底的西式楼房，辛亥革命时就住在那里。吴敬君持家有道，又在武昌乡下的纸房村购置了不少土地出租，起义爆发后黎家曾经在那里暂住。尽管这些土地抗战开始后再未收租，却仍然需要交付公粮和水利工程款。因一时无法凑齐款项，黎绍业被关押在武汉。黎家变卖了一些家产，又将武汉的土地按要求售出，才补足清算款。
　　1965年黎昌晋6岁，母亲刘孝琛病逝。她是刘冠雄第9个女儿，1935年与黎绍业结为伉俪。母亲去世后一年，黎昌晋原本应该进小学了，学校却不再招生――“文革”开始了。没过多久安乐?的家中便只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大哥黎昌骏在“文革”第二年被迫害致死；大姐黎昌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7年调回天津，不久就病逝了）；二姐黎昌履大学毕业后在河南任教。
　　1968年初小学恢复招生，因为有个总统祖父，又是“资本家出身”，黎昌晋常常被人用“反动军阀的狗崽子”来招呼。“跟当时所谓出身不好的同龄人境遇差不多”。现在回忆起往事，他觉得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格和求知之心。再者，“那个时期受到冲击的家庭很多，并非黎家一个家庭是这样”。
　　1976年，黎昌晋初中毕业。当时的政策是家里子女“走大于留”（下乡的多过留城的）就可以留下。有两个姐姐在外地，他名正言顺地留在天津，去了南郊的石化公司机修分厂当电工。直到今天他还为自己的那段经历感到自豪，并且时常想起曾经带过他的师傅们。
　　1977年高考恢复，因为他一直没放松学习，顺利通过了文化考试，体检结束后填报了志愿。最后一关政审却没能过关。车间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说，“你没别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不要气馁，继续学好文化课。”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他终于被录取。原本他喜欢工科，理想是当个工程师，为增加录取的机会，填志愿时特意选了冷门的地理系。
　　4年后，他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先是在中学当了6年老师。后来咽炎反复发作，声带结节，有段时间说不出话来，于是调入天津市环保局改行从事环境管理，一干就是15年。工作的同时他也没放弃学习，先是拿到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班的结业证，去年又通过答辩，成了南开周恩来政府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生。
　　进入1980年代后，父亲黎绍业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馆馆员等职务。饱经沧桑的老人把诵读佛经当作每日的功课，心态很平和。1990年黎昌晋和妻子于丽娜的儿子出生，又给他增添了天伦之乐。从小体弱多病的他比哥哥姐姐们都长寿，1996年2月病逝，享年85岁。
　　
　　功过是非由历史评说
　　
　　黎昌晋始终觉得祖父跟“北洋系”、军阀没太大关系。
　　“如果说他曾经在旧军队里服过役，或者说辛亥革命时在湖北军政府做过大都督，是个职业军人，一点错误也没有。但他真正步入政界应该是在当了临时副总统之后，他自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叫他军阀呢？他甚至还一向主张军民分治、废督裁兵。这跟咱们说的军阀是两个概念。”
　　对跟祖父有关的一些传闻，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去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百年论坛”，黎昌晋应邀出席，期间大约有二三十位记者采访了他。其中一位笑着跟他说，“通过《走向共和》那部电视剧，连我的小孩都知道你祖父了。我说今天要采访黎元洪的孙子，我女儿就说，哦，就是那个被从床底下拖出来，喊着‘莫害我，莫害我’的胖子吧？”
　　谈及此事，黎昌晋很淡定地说，“我小时候曾经听父亲说过，武昌起义之后，我爷爷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时的确犹豫了一下，但只有一天，而不是像有些传闻说的那样，躲在床铺底下被士兵拖出来，3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被软禁在都督府。我祖父是个军人，他一定很明白，士兵来搜查，床底下桌子底下，都是躲不过去的，况且当时的那种床铺，下面根本不可能钻进去人。父亲告诉我，祖父当时的确躲到了一个手下家里。他毕竟是一个旧军官，不是革命党人。事先他不知道有起义，起义之后革命党会怎么对待他和家人他也不知道。但起义爆发后他没有让手下的士兵去镇压。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家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但至少别牵连家人。他经历过甲午海战，后来又3次到日本去考察。从他的内心来说，希望国家能发生变革，能摆脱衰败困境。所以他接受了大都督职务之后是义无反顾的。特别是他与黄兴等人共同指挥阳夏之战、守武昌城，包括后来拒绝袁世凯封他武义亲王，都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如果他是一个投机者，不会有后边这些事发生。”
　　黎昌晋告诉记者，让他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父亲说的这些情况，近两年他又在一些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
　　有很多人问过黎昌晋对喜剧演员范伟在《建党伟业》中出演他祖父有什么看法，他说他没有任何意见，只希望导演、编剧和历史顾问能尊重历史。毕竟史学家的论文、著作，普通人一般不会去读，很大程度上是影视剧塑造了老百姓的历史观。
　　不管怎样，最近几十年中，“黎元洪的后人”渐渐从负面的标签变成了正面的光环。过去黎昌晋一直不太愿意多说这些，甚至一些相识很久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最近这几年，周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找他采访、希望他提供一些史料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交场合为他作介绍时也越来越多地提到他的身世。
　　不过黎昌晋认为祖父的功过是非应由史学家去评说，作为“黎黄陂”的后人，“家庭的影响”应该是传承正直、勤俭、宽厚的家风，享受家人间的恩爱和时代变迁带来的新生活。
　　据说，黎元洪去世时，曾有遗嘱要子女从事实业勿问政治。在如今担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黎昌晋看来，这只是祖父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判断和对他个人经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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