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站着,并且把钱挣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里,姜文提一把枪铳,猎装皮靴,在通透、明亮、仿佛玻璃一样的山林中打鸟,“砰”地一响,惊飞一群斑鸠。音乐老师出身的姜文母亲看完这部片子,说,“我就爱听那几声枪响,真带劲!”
　　到了《让子弹飞》,姜文毫不吝惜地让这种擦着耳边飞过的子弹声从头响到尾,砰砰砰砰,他的节奏感和惯有的密实,砸过来,让坐在电影院里的你不由自主把重心后移,腰眼挺直,贴紧座椅靠背,肾上腺素激增。
　　“他不要正常,比如马蹄和大地震动的声音,还有枪的声音,他都要它们永远像近在耳边的声音,不要实录的声音,要那种砸着脑门儿过来的音效。有时候,这种声音,在技术上来说,已经是过荷的,需要收敛,但是他不,他说我就是要大,老是要大大大!”从《鬼子来了》起就跟姜文合作的调音师吴凌说。这种雄赳赳进行曲和军号一般的声音效果仿佛是姜文电影的一枚精神标签:孔武、嘹亮,昂扬的浪漫主义,就像《太阳照常升起》里随几个揉面姑娘的大腿齐刷刷撩起的那首《美丽的梭罗河》。
　　《子弹》飞过来了,一场高密度的斗智斗勇,已经开始。
　　
　　听说老大要下山?
　　
　　故事发生在北洋时期西南边陲的鹅城,政治腐败,买官鬻爵,民不聊生。
　　电影的开场是一番奇景:一个大烟囱冒着蒸汽隆隆前进,随后两节“豪华列车”露出真面目:八匹雪白的高头大马拖曳着火车在碎石和铁轨上奔跑,而烟囱冒着的蒸汽其实来自车厢里一个巨大的火锅,火锅旁围坐着买官成功即将走马上任的县长(葛优饰)、县长夫人(刘嘉玲饰),以及一个留着莫西干头、很快就会死掉的龅牙师爷(冯小刚饰)。
　　北洋是著名的乱世,内与内的乱世,内与外的乱世。马拉火车、蒸汽火锅,先进与落伍,荒诞与奇情,姜文只用了几分钟,就把观众拉到了一个异想天开、恣意狂欢的无政府、多信仰的时空,声色犬马、盗匪游侠的狂野世界。在魔幻、无序和半玩笑的前提下,一切隐喻和讽刺都可以披上“戏说”的安全外衣,一切可能的解读也就变得合理合法。
　　姜文饰演的马匪首领张麻子这时出场了,劫火车!他瞄准放了几枪,居然一枪未中,弟兄们诧异,一向枪法过人的老大怎么失手了?张麻子悠然说一句,“让子弹飞一会儿。”
　　马匹渐渐脱缰四散,原来张麻子用枪打断了八条缰绳。接着是一场唾手可得的大抢劫,两节火车被弹向天空,跌入水底。新县长和县长夫人成了张麻子的阶下囚,为保命,县长谎称自己只是师爷,于是,匪首老大张麻子打算冒名顶替,带着师爷进城去当县长。
　　这个流露出治国安民情怀的土匪不知道自己面临着严峻的未来:鹅城一霸黄四郎(周润发饰)岂容他人插手地方利益,这个靠走私军火和向海外贩卖华工敛财的大佬决定给新来的土包子一个下马威,而旨在借力打力、收刮民脂民膏的假师爷真县长周旋在两人中间,三方各怀其心,一场复杂的斗争就此展开。
　　这个独特的故事当然可以做各种层面的解读:历史的、社会的、时政的、人文的……但有趣的是,电影圈子里的人却解读出另一层意味,仿佛这部商业大片折射了姜文本人的电影野心――他,通过他扮演的张麻子,发出了一种宣言式的起程通知:老大要出山了。
　　姜文始终以“业余导演”自称,电影里的张麻子也不过是个“业余县长”,专业县长们不好好干,土匪出身的假县长来干一场给你们看看;大牌导演没导出太多好片子,业余导演出山玩一个给你们看看。
　　对于这种解读,当然,姜文自己是不会承认的。既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就让我们姑且当它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烈酒、羊肉和压缩饼干
　　
　　从决定拍《让子弹飞》的那天起,姜文就决定了这将不是一个复杂的电影,“是一个比《太阳》简单得多的东西,是一个‘看得懂’的东西。”
　　2007年投资8000万的《太阳照样升起》,虽然影评口碑上佳,但票房并不算成功,这里面当然有发行和宣传的问题,但叙事方式的接受门槛也是其中一个方面。“我7年没拍戏了,我准备拍完这部戏,真正找个坐标,然后开始正经玩。这回算一次火力侦察,可能火药用得猛了点,咣当一炸。”姜文当时就这样评价《太阳》。他觉得,电影本身并不难懂,但是观众有个习惯问题,剧情拐弯急了,肯定要甩丢几个人,再拐弯再甩丢几个人,而那些追得上的观影者,则体会到一种智力的快感,以及一种开放式的故事思维。
　　“确实对于07年中国观众来说,《太阳》太突如其来、太没做好准备、太另类。”姜文自己承认。
　　“普通的电影告诉你1+1=2,而《太阳》是先告诉你6,然后你自己去想,是2×3也可以,是1+5也可以,是4+2也可以。”从《太阳》开始跟姜文的副导演危笑这样阐释《太阳》的逻辑用心。
　　姜文曾经把那些完全不用动脑动心的商业电影定义为“方便面”电影,“有些电影是把观众看出自信来了,就像方便面电影。我的电影是让人看出自尊。”他想给观众端上的,是一坛辣辣的烈酒。“我爸说我老想弄酒,但有些部分弄成了酒精,酒精不能直接喝,不然就中毒了。他说让我以后弄点低度酒,喜欢喝酒精的毕竟是少数,要替国情考虑,可以稀释一点。”
　　钟阿城也向他表达过相似的意思,“你电影里怎么上来的全是羊腿羊肉啊,能给点蔬菜吃么?”而危笑的说法是:“老姜的电影是压缩饼干,没什么渣滓,全营养,吃上一块儿,得消化好久。”
　　不管是酒,是羊肉,还是压缩饼干,他们都道出了姜文电影的特质:密集,结实,信息量丰富,节奏迫人。包括他镜头下的人物,“我喜欢把人的极端面演出来,莎士比亚、萧伯纳戏里的人物哪个不是极致的?如果演得稀汤寡水,那还有什么可看的!”
　　
　　商业大片的定义
　　
　　《太阳》再好,也需普照。这一次,姜文回归传统叙事了。《让子弹飞》不折不扣是一部商业大片,一部好看的商业片。
　　作为导演的姜文,在此之前,虽然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三部作品,但每部作品都在国际影坛引起轰动,《南方周末》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刻意走向世界,却成为世界围观中国精神的样本,影响着中国的气质和进程。”
　　这样一个导演投身商业大片的拍摄,在竞争激烈的贺岁档里捉对厮杀,人们的期待里包含着另一个问号,他们想看到,这次向商业的靠拢,究竟是又一个大导演的堕落,还是中国电影产业化的一个良好模版诞生?《子弹》上映后,不但要交出票房的答卷,可能也会给人们交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张答卷。
　　关于商业片和艺术片的分类,其实原本就简单粗暴。1995年,姜文首次执导筒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技惊四座,他的才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肯定。这部用去25万尺胶片的影片创下了当年中国最高票房纪录,共计5000万人民币。在15年前的电影市场,这是商业奇迹。如果一定要分类,《阳光灿烂》属于商业片?还是艺术片?
　　在姜文看来,商业片,并不只意味着商业化的元素,商业的宣传、包装和发行模式;明星、噱头和俗文化也不是商业的内核,“商业”电影的真正本质,是用符合商业逻辑的方法来操作电影,换言之,“对于我这个导演来说,对投资方最大的心疼,就是在不超支的前提下,拍出最高质量的电影。”
　　“《子弹》前前后后打磨了好几年,最后的投资一共在1.1亿左右,按规模和效果,比起那些动不动耗资好几亿的商业大片来,这个投入不算贵。”制片人马珂说。
　　姜文内心有一个关于大片的标准,这标准要用到金钱,但又无关金钱。
　　例子俯拾皆是,仅以胶片长度举例:
　　――《阳光灿烂》里面,马小军跳烟囱的那个烟囱,整个被姜文重新刷过;影片不分镜头,一条一条拍下去,25万尺胶卷――当时国产电影的片比是1∶3,《阳光》达到了1∶15,以5倍的奢侈创下了当时国内纪录。
　　 ―― 《鬼子来了》为了制造结尾马大三被砍头的特殊效果,专门从美国进口了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为了效果真实,从山西运来了房顶;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让子弹飞》里周润发给姜文和葛优摆鸿门宴,为了拍出圆桌边三人“三足鼎立”的感觉,他们把摄影棚拆了,搭建环形轨道,三台运动的摄影机必须在运动中同时、交替对着三位演员,拍出一场令人窒息的巅峰对决,难度前所未有。影片最后使用掉的55万尺胶卷中,仅这一场戏就耗掉五分之一。
　　“我专门去国外考察过这事,他们拍戏胶片没有数,整条整条地拍,没有像咱们的先划分镜头,人家剪出来那鲜活劲儿,都是拍得多造成的。”姜文说,“质量第一,这才叫大片。”
　　
　　地下党人的文学作业
　　
　　那一年,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在威尼斯电影节不敌李安的《色•戒》,评选结果公布后,姜文填了一阙《念奴娇》:
　　云飞风起,莫非是、五柳捎来消息?一代人来,一代去,太阳照常升起。浪子佳人,帝王将相,去得全无迹。青山妩媚,只残留几台剧。
　　而今我辈狂歌,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敢驾闲云,捉野鹤,携武陵人吹笛。我恋春光,春光诱我,诱我尝仙色。风流如是,管他今夕何夕。
　　“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是姜文的艺术自律;“一代人来一代去,残留几台剧”,则是他的艺术理想。
　　跟姜文有过合作的陈冲说,姜文有讲剧本的习惯,早在剧本成型之前,他已经有了流淌不绝的叙述欲望,剧本的颜色气味质感,已在预谋之中,“我第一次接触到《太阳》,就是在姜文的办公室里,那是我第一次‘听’剧本,闭上眼睛,似乎能看见电影。当时的感觉是讲故事人的体温绝对高于38摄氏度。”
　　《让子弹飞》里的廖凡、邵兵,接到片约就直接开往片场,他们都快到青石岭了,还没见过剧本长什么样儿,更不知道演谁,只给了一录音,录音里是姜文讲这么一故事。哥俩坐在车里歪着头在那儿听,“听着还特好玩儿,还四川话的,可咱们俩演谁啊?”
　　六编剧之一的郭俊立已经不记得一共改过多少个版本的剧本,数得出的版本有五十多个,还不包括无数在现场的临时改动版。姜文重视本子,电影拍了不到一年,但是磨剧本就花了将近两年。
　　危笑是另一个编剧,他初到顺义参加剧本讨论的时候,会议室里最多时坐了二十多个编剧同行,故事的脉络写在黑板上,整整写了5块大黑板。“几乎是每一个黄四郎和张牧之的争斗回合都概括成8个字,每一分钟8个字,我们写了大概有120行。120多张纸条,全部贴在黑板上,纸条背面是剧情的详细展开,随时可以摘下来补充。”他说姜文的编剧习惯就是:大范围讨论,听各路英雄发言,然后什么好东西都想要。
　　“姜文写剧本有个外号叫‘刷漆’,他说一个剧本,永远不要想一步写好。不停地在胚胎上一层一层地刷,恨不得每天开机之前还在刷漆。”
　　《让子弹飞》的故事雏形是马识途的《夜谭十记》,现年九十多岁的马识途是老地下党,江姐、许云峰都曾是他的部下。当时27岁的马识途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卧底在西南联大,上沈从文的写作课,沈从文要求他交几篇小说,必须是跟切身生活相关的。“他(马识途)说我爸跟土匪混,其实他自己跟土匪混。”他就写了10篇小故事,交作业。
　　也许肩负特殊政治使命的人不宜搞文学,文学会泄露人心的秘密。西南联大里也有国民党的卧底,从这短短的故事里嗅出了异己的气味。“不对啊,这家伙怎么像共产党?于是开始查他,他就跑了。”姜文说。
　　
　　5分钟内逼出来
　　
　　1971年出生的编剧郭俊立算是国内一线电影编剧的新生代,《投名状》、《十月围城》等佳片剧本都出自于他。跟姜文结缘是因为郭写过一个独角舞台剧《狂人日记》,在他心目中,姜文是出演“狂人”的最佳人选。
　　“他看了剧本,就约我聊。我当时心花怒放,还以为他答应演呢。结果,他说我不演这个了,你来帮我写剧本吧。”
　　跟过老姜的兄弟都知道,正如电影里跟过张麻子的土匪都知道,跟着他,“不轻松”。张麻子正是因为给人的这种不轻松感,在斗争胜利后失去了所有的兄弟,英雄落寞。但毕业于中戏戏剧文学系的郭俊立说,跟着大师哥姜文做剧本的过程,“我从他身上得到的东西,远远比我给予这个剧本的东西要多。”
　　“中国电影人都知道姜文是怪才、鬼才。他的思维不同于常人,你跟他学到思维方式上的东西,是我们惯性思维触及不到的,听觉和视觉上都是新的。本来,编剧是特别懒惰的职业,片子是导演的作品,导演要求我达到6分,我就达到6分。但是老姜让我意识到,人是有潜力的,我们的剧本和开拍前的除了框架是一样,每场戏的精彩程度都完全不一样了。他不断把你逼到极限,然后要求你在极限上再推进一步。”
　　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有一场戏:在张默饰演的六子被黄四郎阴谋逼迫、剖腹横死之后,有一场土匪兄弟在六子坟前追思的戏,编剧们想了很多,但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不行。
　　“小六子不幸横死,兄弟之间会有一个感情流露,但是追思分寸非常不好把握,第一个是时间长度,冗长的感情流露;第二个是每个土匪突然一下就说心里话了,这会让人觉得很别扭。”当时在片场负责监控的副导演危笑说,那场戏几乎从写完到前一天晚上改一直到车上再到现场,一直改,试拍,一直不满意,太阳几乎擦着肩膀过去,光线都没了。取景的杨门炮台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最多给3天拍摄,当时已是最后一天,如果再拍不出来,就永远没辙了。
　　当时姜文说,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所有人都走开,让我单独呆5分钟。
　　“我永远记得那个太阳即将下去的场面,一个蓝色的大帐篷,姜文坐在里头。我跟郭俊立作为编剧,已经完全技穷,而且我当时并不相信姜文能在五分钟内想出一个令人震撼的东西。”危笑说。
　　5分钟后,姜文拿出一个让所有人都傻了的解决方案,并在不移动任何机位的情况下,在远处的天光消失之前,寥寥数语,几个镜头,就把土匪们各自的性格和对六子的感情,很利索地写活泛了――观众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这幕精彩的坟前戏。“人被逼到那个份上,老姜的巨大潜能就在那5分钟内被完全被激发出来。”郭俊立说,“我自己那5分钟内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自责。”
　　
　　票房成绩单
　　
　　“90%的情节在写剧本前就已经完成了。实际上姜文需要的是一个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场记,但是他必须找编剧。”跟姜文合作甚多的编剧过士行说。
　　而姜文自己的说法是,“我就是在抄,我脑子里看见东西,听见声音,我就抄,好像上帝捏着我的手书写。”29岁的时候,他就是用这种书写方式,把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把王朔6万字的《动物凶猛》,写成了9万字的《阳光灿烂》。
　　拍完《子弹》,郭俊立希望能再跟着姜老大合作七八个剧本,“他是我最喜欢、尊敬的导演,起码我个人把他作为华语电影的一个标杆,姜文拍商业片的意义在于,他的票房成功,中国电影才有希望。”
　　韩三平用数据为姜文电影的票房撑腰:“今年单日票房最高达到8000万元,你们想想,《让子弹飞》要是上映两周,能赚多少钱?到年底,全国银幕数量就能达到6000块,一天票房就能过亿。”“我认为好电影应该是有看头、有说头、有想头,《让子弹飞》就是这样一部电影。”
　　年度贺岁档是电影票房的刺刀见红榜,但是三个雄踞贺岁档的导演却彼此谦让起来,大家态度一致:中国电影市场的蛋糕足够大,电影跟电影之间,贺岁片跟贺岁片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竞争关系,“人人有饭吃”。
　　没错,中国电影市场的蛋糕确实足够巨大,但是,是不是每一块蛋糕,都做得足够好吃?
　　首先摆出高姿态的要数《赵氏孤儿》的导演陈凯歌,原本与《让子弹飞》和《非常勿扰2》同在12月中旬上映,但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陈凯歌把《赵氏孤儿》的上映日期提前到了12月4日,“我进入这个行业比小刚导演和姜文导演都稍微早一点,作为先开始电影事业的人,我理应退让。”陈凯歌说。
　　“影帝”,以及“龙套帝”
　　十多年前,姜文和葛优在《秦颂》中有过一次合作,私交甚厚。编剧述平说,早在《子弹》构思之初,姜文心目中的“老汤”人选已属意葛优,很多情节甚至有提前量身定做的预设。
　　剧本送到葛优手里之后,姜文用手机短信送去了一个问号,未着一字。很快,他收到了葛优的回复,也很短,只有一个字:妥。
　　说服周润发的过程要更为复杂一些,要让发哥来演一场三大影帝对决的群戏,心理铺垫工作很重要。喜欢书法的姜文专门给发哥写了一封信,开头就是古来劝降书的经典《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召自家弟弟出马用的是另一种兄长态度,亲近而不容商量。――姜文姜武以往仅有的一次合作,还得追溯到10年前的《鬼子来了》。
　　也是短信,姜文发给姜武,就俩字:“嘛呢”; 姜武回的更短:“家”。 姜文又问:“还有胡子吗?”姜武回:“有”。
　　“那时我刚拍完一部戏,里面的角色要求我得有大胡子,可收到短信的当天晚上我刚把胡子刮完,但我感觉他肯定是要我留胡子,我一边摸着我这光下巴,一边回他说,‘有’。从那之后我就开始留胡子,幸亏他是隔了好长时间才找的我,见面之后让他看我胡子拉碴的,这才给瞒过去。”姜武说。
　　姜武扮演的“武举人”,戏不多,但关键。戏份“直逼男四号”,姜武笑着说。“现场我们总是为戏的事情切磋,不过我切磋不过他,我总是被他切磋了,把我的戏删了不少。”而且,零片酬,出演到现在,没人跟他提过报酬的事情:“没办法,他是我哥,我哪好意思和我哥谈钱。”
　　姜文还擅长起用片场里的非专业演员,很多“龙套帝”在他片子里出现。电影里半裸上阵被强暴的大胸民女,是为艺术“献身”的某制片助理;从床底下钻出来的葛优8岁的傻儿子,是电影的制片和出品人马珂。姜文是这么说服马珂的,“中国电影史或者是外国电影史上,永远不会有一个制片人,会舍弃自己的形象,只为了博观众一笑。你这是最伟大的成全。”
　　危笑大概是这部电影演职人员字幕中出现最多的名字,除了编剧、第二副导演,从未有过演员经验的他还出演了土匪老七。一大早就起来化妆,脸上挂着用棉花和血浆炮制出来的伤口,穿着土匪的戏服,然后还得在现场调度当天工作。
　　编剧郭俊立在戏里演了一个气喘吁吁的胖子,攻城胜利后,老百姓忙着瓜分土豪财产,他对张麻子说,“县长,这两把凳子归我了。”另一场戏里,他演一个打麻将的地方乡绅,他未来的媳妇演丫鬟,站在他身后给他捶背。《子弹》刚一杀青,郭俊立就结婚了,在大量剪掉的冗余镜头中,姜文特意留着这个镜头没剪,“这就是老姜性情的地方,他对我说,留着,将来好对儿子说,就是这部电影,你爸跟你妈结婚了,然后有了你。”
　　烘烤型的导演
　　1986年,姜文在《芙蓉镇》里扮演老右派“秦癫子”,导演谢晋鼓励大家完善剧本,姜文就跟刘晓庆等一起排戏,排好了给谢晋看,谢晋经常会鼓掌说:“不错不错,比我原来那个弄得好。”后来姜文自己做了导演,总是先给演员鼓掌,然后再说问题。这与他一贯给人留下的霸王印象颇有距离。
　　“导演就是干这个 ,启发、忽悠、拍马屁、鼓励,以至于让他们忘乎所以,哎,我的戏就逮住了。演员不放松是演不好的,所以我这戏里边,演员发挥这么好,都是我给吹捧的。”姜文自己说。
　　他虽然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但是,一旦他自己的意见形成,他人就很难再改变他。跟他相识多年的吴凌试图举出一个说服姜文改变主意的例子,她认真地想了很久,最后放弃了,“没有,我想不出来。”
　　电影里黄四郎对张牧之(张麻子)的一句评价,颇似在说姜文:“霸气外露。”
　　“姜文是一个控制型和燃烧型的导演。他在不停地烘烤周围的人。”危笑说,“但他确实把我们都点着了。”
　　“姜文有一种特殊的把现场所有人员调动起来的能力,主要是靠他的凝聚力和个人魅力。从拍《鬼子》那会,其实特别苦。在潘家口深水库,周围什么娱乐都没有,天天拍夜戏。光大屠杀就拍了好长时间,那个冬天特别冷。我们当时拍地窖戏,真是在地下,天天在地下,整宿冻的。晚上就是挤在炕上轮流眯一会儿,然后接着拍。”吴凌到现在都在怀念那一代电影人单纯的、心无旁骛的创作状态。
　　“其实电影好多可以取巧的,就是可以不那么真的,但他全要真的。比如说打耳光,其实都是假借的,那种一闪,声音也可以用打在手上代替,但他是真打。你听那个同期声,全是真声。演员脸上一条一条的,全打红了。”吴凌说,如果电影不是有最后的上映期限,也许姜文会永远改下去,他会一帧一帧地剪,每个1/8秒的镜头都不肯含糊,虽然观众其实根本看不出任何区别。这种顶真的创作方式,注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位特别高产的导演。
　　
　　挣钱的两种方式
　　
　　《让子弹飞》有普通话和四川话两种版本,因为姜文是贵州人,而葛优的母亲是重庆人,他们俩开口说四川话的障碍较小,而让发哥说四川话似乎有点不太现实,但发哥的“御用”配音演员恰好是成都人宣晓鸣。
　　毫无疑问,在四川地区将放映四川话版本,而在其他地区,也许俏皮泼辣的川音也会有市场,《疯狂的石头》以四川方言征服全国影院就是一例。也许,会有人为了看全《子弹》的两种版本,两次掏钱买票进入电影院。
　　在电影里,有一段台词耐人寻味。假师爷老汤教张麻子生财之道,但姜文饰演的张麻子拒绝下跪。
　　姜文掏出手枪,“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山里。”
　　姜文又掏出县长的惊堂木,“凭这个能不能挣钱?”
　　葛优:“能,跪着。”
　　姜文啪地把手枪和惊堂木拍在一起,“这个,加上这个,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站着把钱挣了。”成了姜文的另一个隐喻。把枪擦亮,把活做漂亮,并且不向流俗敷衍的电影潮流妥协。过去我们以为摆在电影导演面前的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拍票房至上的商业片,但是板砖横飞;一是拍高深小众的艺术片,但是应者寥寥。但张麻子指出,这两条路其实可以并作一条,在商业环境下,一个好导演也可以端端正正地站着,并把电影市场的钱给挣了。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姜文的电影相当生猛,不光布满了男人味,而且布满了动物性,我很喜欢。当年我在美国看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感觉不得了,这么多国产电影,只有他拍出了那个非凡年代的质感。”陈丹青说。
　　因为要说的东西太多,说的方式又多双关隐晦,所以姜文的作品常常被人“过度解读”。比如《鬼子来了》里,“四表姐夫”向马大三表达对“一刀刘”的崇敬,高举巴掌喊出“第五代啊!”
　　而这一次《子弹》里又埋了类似的包袱,六子出于青涩的血气之勇,剖腹自杀,坟墓上一个大号木雕,一个巴掌做出“六”的姿势,让人浮想联翩:莫非“第六代”也已经被埋掉了?
　　老朋友王朔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就把姜文称为“拳王”:“姜文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师了,拳王……姜文气壮如牛,艺术野心更大,只怕没有他的舞台了。”
　　跟悲观主义者王朔不同,姜文觉得,现在依然是电影的好时代。
　　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演员姜文连拍电影需要多少钱都没概念。别人问他,要多少,他说,怎么着也得200万美金吧。可是没钱,没钱就没电影。
　　没人看过他拍的片子,投资谈何容易。王朔把法国制片人让•路易介绍来,一个姜文从来没见过的,只听说拍过《铁皮鼓》的叫施隆多夫的德国导演,看了40分钟样片之后说:哎,这小子,我一定帮他把片子做完,这是个好片子。
　　起码,现在的姜文,已不需要如此辗转反侧,他有足够的能力将资源聚拢:好的投资、好的档期、好的演员和编剧,好的摄影与音乐……对于导演,剩下的,无非是认认真真,向那些对你仍有期待的观众,讲好你的故事。中国电影导演在当下的整体使命,不过是,不要让那些澎湃涌入这个行业的热钱,长时间火旺旺地烧着一口空锅。常常被方便面电影糊弄的中国观众虽然宽容,但并不弱智,容许你辈狂歌,可是,“不要装乖,不要吹牛逼”。
　　虽然金钱至上,虽然青黄不接,虽然外燥内虚,但在电影产业化的大背景下,也许,一些新的规则,新的游戏法,新的电影人和观影人,都在慢慢摸索成长。下得山来,提刀四顾,江湖犹在,宝刀未老。姜文所谓的电影好时代,这就是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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