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

　　说老实话,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是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我在温哥华与易先生举行了公开对谈,涉及了诸多的热点议题。现将对话发表出来,以飨读者,兼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识者的关注。
　　
　　对农民起义不能评价太高
　　
　　丁果: 中央电视台4套百家论坛正在播放你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你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给中国留下经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纷乱割据、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各类学说比较容易盛行;但在一统的时代,或者说是治世、统治比较稳固的时代,言论就会万马齐喑,就会比较平庸?
　　易中天: 恕我直言,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就会逻辑地推出另一个结论──为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呼唤乱世,盼望乱世。这是很麻烦的。回溯整个中国史,可以看到,也不是乱世一定出思想。乱世出英雄,未必出思想。“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乱世是枪杆子说话,不是笔杆子说话的时候。只有在特殊的所谓乱世,才出思想。这个特殊的乱世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出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处于社会转型期。换句话说,这个乱带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原因不是社会转型,那就白乱了。那种乱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灾难,没有任何意义。春秋战国,是因为社会要转型,才出现了所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到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思想。因此,与其说“乱世出思想”,不如说“转型出思想”。
　　丁果:社会之乱,最后要产生积极意义,就必须要有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以往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赞颂黄巾起义、赞颂李自成、赞颂太平天国等,赞颂所有的所谓革命,以为他们带来时代变化。其实,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带来思想、带来可以传承的学说,因为它带来的是破坏,不是社会的转型。
　　易中天: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丁果: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易中天:君王杀士,或者虐待他们,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会遭遇整个“士”阶层抵抗,不但不可能拿到天下,或许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因此,他装样子也要装得客气。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
　　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
　　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帝国是不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为在帝国时代,世袭制改为任命制,贵族没有铁饭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但有世袭的职务,叫“世职”。有世职的就有世田,即没有领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税赋,在经济上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就可以思考问题,他不用谋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退一万步,即便没有世职、世田的这些“士”,他变成“毛”了,他还有很多的“皮”(各国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选择,而且“皮”还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
　　丁果:到帝国时代以后,这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举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职业了,这个就很槽糕。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学问沦为敲门砖,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学、假学问就盛行了。
　　易中天:回答第二个问题,战国时期,虽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来抢这个“毛”。到了帝国时代,“皮”只有一张,“毛”很多,有的是“毛”来依附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呢!所以帝国时代对士人、读书人的态度越来越坏。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
　　
　　丁果:我们今天不是帝国,但谁也不否认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我们也不再期待中国分成六七块,变成邦国,来重现春秋这个时代的机制氛围,重现百家学说争鸣。那么,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那一段历史的辉煌在今天有没有重现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现,条件在哪里?那个条件是否在于现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本身?
　　 我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多年,他们有知识分子独立生存的空间。比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学术机构,校园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中相对独立的“小邦国”,知识分子可以不看政府的脸色,但拿着高薪,因为他是通过学术机制来拿高薪的,而政府也容忍其存在。
　　易中天:从逻辑上讲,帝国时代和邦国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政权天授、君权天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国、共和国,至少在理论上讲是民授,纳税人说了算。我们现在必须反复强调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
　　丁果: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丁果:小弟弟割掉后,也就割掉了秉笔直书历史的优秀传统。你在讲诸子百家时,谈到法家是讲制度的,如果大家在观念上认同学术机构要为纳税人负责,那么在机制上,党委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撤除?
　　易中天:不在于撤不撤除党委,在于党委在大学干什么。他干他该干的事情,不撤也可以,比如他干党建啊,发展党员啊,过组织生活啊,都很应该。
　　丁果:就是不应该干预学术的权力?
　　易中天:当然不应该干预学术,哪怕党委书记是学者,那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只是学者,不能是书记。他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只有一票,平等的一票。
　　丁果: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我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国计民生奔走相告,大搞维权,帮民工讨工资,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活。说老实话,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地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
　　丁果:谁都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骨气,要有节气,但在经济不独立的前提下,谈什么骨气?恐怕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会放弃。
　　易中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李泽厚跟我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被收买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主张的是即使你要收买,你也买不起。我现在就可以拒绝20万出场费的一堂课,我不缺钱。
　　
　　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
　　
　　丁果:你是已经有话语权的人,背后有舆论的支持、书迷的支持,但年轻人怎么办,大学里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在乎评级,不在乎拿到项目,如何能够崛起?
　　易中天:问题是他要干什么。如果他只是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现在没问题,因为有网站、有博客了,不需要权威机构给你一个头衔。韩寒不就没有这些吗?他的影响力比我还大。
　　丁果:但韩寒只有一个,不是谁都可以做到韩寒的水平。
　　易中天:就他这样资质的人应该不只一个。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不是出不来,而是其他人不愿意当。如果你是为了谋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就不要再来呼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
　　丁果:能不能说韩寒是网络时代的贵族?
　　易中天:他不是贵族,他是一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个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这不需要贵族精神,是个小孩就可以说出来的。韩寒的特点,只是他的直觉直通人类共识。用我的话来定义,就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共同价值。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类共识。
　　丁果:社会转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思想,但中国不可能再现过去春秋战国的历史,如何能让中国学术思想独立、士大夫知识分子精神光大起来,除了回归宪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
　　易中天: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时代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现在也面临中国向何处去,所以才有你这一问。但春秋战国没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道路榜样,只能大家来讨论。现在则不同,有诸多模式可供参考。
　　 我赞成李厚泽先生的观点,中国不是向何处去,而是不向何处去,那么把所有不(NO)都弄清楚了,余下的可能正是出路。现在要制止一些显而易见是违反基本人权的事情,比方说不再允许暴力拆迁。一点点去做,自然会水到渠成。当然,诸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都不是方案,而是基本条件。
　　丁果:跟你聊天,觉得你从根底上,还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悲观的,不是吗?
　　易中天:我不否认,说我悲观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对中国知识界极其悲观,他们都已经形成本能了。你就做一个实验,来开一群什么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大会,来一个领导,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脸上,有几个人不露出谄媚的笑。我不要求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坚持该说什么,该不说什么。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就会有十个人坚持。有十个人坚持,就会有一百个人坚持。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唉,坚持有什么用呢”,他不坚持,结果是大家都不坚持
　　丁果:最后一个问题,当年你“品三国”,但现在播放的诸子百家,跟“品三国”形成的旋风不可比,原因何在?
　　易中天:哈哈,原因是大家都喜欢权谋呗。这是一种悲哀。
　　(本文经易中天先生审阅,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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