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闾丘露薇曾经是电视记者中的宠儿。 　　她很早成名。在凤凰卫视,她采访过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基、胡锦涛、温家宝、钱其琛、唐家璇、王岐山…… 　　2001年11月,闾丘赴阿富汗战地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腹地喀布尔的华人女记者。她素面朝天,镜头前又往往光彩照人。她是可以感染人的,不然老板不会选她――她是凤凰的第二名记者。
　　那时,老板刘长乐跟她说,“好了,你可以出书了。”她以为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结果花了20天时间写完,刘老板又说,“好了,现在你自己去找出版社吧……”
　　她是一个理性的人。在采访或讲座中,她很愿意和大家探讨新闻角度、内容深度、采访技巧、政治分寸、处理方式等专业问题。问她,“如果和上司有分歧你会怎么办呢?”她说,“我会??嗦嗦,不停地讲讲讲……”但是,“公司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如果他能爱上我”
　　
　　她其实是时髦过、波希米亚过的。高中立体几何没考及格的文艺分子,复旦大学哲学系活泼喜人的女学生,咖啡店年轻的女招待,热爱音乐的电台主持人。她不是没有读过三毛,“长裙飘飘,披散着头发,若有所思地走过校园门口的草坪”。她不是没有渴望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熟知简爱的经典对白“虽然我穷,我不好看,但是我也有权利爱人”。
　　初恋是在中学快毕业时。那是一个比她大7岁的大男孩。“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个样子,心里想,这个人从前在哪里见过。”
　　他们推着自行车,在这个城市不停地走啊走,时间总是过得太快,街道总是太短。他们去看电影,偷偷地拉手。一个月后他去了美国。他离开上海那天,她一个人在街头走了一天,望着天空,猜想哪一架飞机里面有他。
　　干练、简明的闾丘露薇,她的“长情”同样令人惊讶。13年之后,当她结束第一次婚姻,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他。“只是想知道,他还好吗?他现在是什么模样。至于他还记不记得我,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只是我知道,这段爱情,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消失过。”
　　《我已出发》的结尾,她忽然很动情地写道:“当我站在巴格达的清真寺前,炮火在我的周围不断响起,我在思念一个人,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和他相比,生命对我来说也不重要。当赞美的声音,热闹的场面围绕我的时候,我在想的是,如果他能够爱上我,这些赞美、名利都离我而去,那又怎么样呢?”
　　“如果他能够爱上我……”多么典型的一个女人对世界的告白。“战地记者”闾丘不曾“免俗”。“赞美”、“名利”算什么呢?配得上她的欢乐、悲哀、感慨和微笑吗?穿梭于炮火之间,你不能只用“勇敢”来形容她。
　　或许不该问起前尘往事。她笑着打断,“那个人不是现在这个人。”她再婚,快乐又自足。带着品相温厚的夫君参加朋友的饭局,大大方方地说,“我不在北京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玩……”
　　她比过去胖了。在北京喧嚣的三环边上,她一边招手打车,一边理直气壮地说,“这有什么要紧,我老公喜欢就行。”
　　
　　经常突然消失的母亲
　　
　　“4岁的时候,母亲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她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
　　所以当母亲说希望她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帮忙,她毫不犹豫地去了。
　　闾丘露薇还记得那个夏天。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既是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却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
　　母亲总是嫌闾丘不漂亮,在她眼中,那样就很难找到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很年轻的母亲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你是我女儿。
　　她的童年没有母爱,也没有玩具。小女孩闾丘喜欢穿漂亮的的确良连衣裙在弄堂走过,想引起别的小朋友“羡慕的眼光”。但她发现,邻居、朋友家里的玩具“总比我多”。她问父亲为什么不给她买。父亲默不做声。奶奶在旁边说,“小孩子不懂事,不知道这些都是要钱的,不知道你爸爸工作有多辛苦吗?”
　　20多年后她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爱漂亮,几乎是她的“翻版”。很多时候,女儿吵着要买玩具时,女儿的香港奶奶说着和她的上海奶奶同样的话:这些东西是要花钱买的。你不知道妈妈工作有多辛苦吗?
　　当时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赚到钱。她是那种“哪怕口袋里面只有两块钱,但是也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生活。
　　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房东就会来找她要房租。她看着那个地方,简直想哭。
　　一次,母亲不知怎么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深圳,自己却不知去向了。闾丘手忙脚乱地找了个仓库存放这些饮料。这一大堆饮料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却和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小店一家小店地推销。“求人真的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现在她无法想象回头去做那样令人难堪的事。
　　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饮料从后座上摔了下来。那一瞬间她忽然感到绝望,觉得自己“不可能做到任何事情”。
　　“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做例子。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或者是谁谁谁做了二奶,而她获得了多少多少的房产。”
　　许多年后,闾丘告诉记者,她认为母亲是那种“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直觉的聪明很多,看机会很准,但有的时候没抓准,或太贪心,或眼界不够,就一下子失败了。”
　　直到今天,闾丘依然不清楚母亲到底在哪里,在哪一国、哪一省,她只是每月往一个固定的账号打钱给她。
　　好在女儿和她不是她和母亲的模式。小女孩会给她打电话,甚至告诉她自己喜欢上了哪一个男生。这让她感到欣慰。
　　
　　闪婚先行者,负资产一族
　　
　　闾丘想远离母亲安排的生活。她跟自己说,“我想结婚了。”于是她就结婚了。
　　1993年,在广州开往深圳的列车上,她遇到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和他的一班朋友在一起,和我的母亲聊天。我则安静地坐在一边。”忽然间他做了一个手势。这个手势瞬间让她触动――但现在她已记不清那是个什么样的动作。
　　也许当真有缘分,“他的证件掉了,不能够当天回香港,于是我的热心的母亲说,不如住在我那里。”之后,他拿了证件回到香港,一切发生得很快。
　　母亲知道她和又穷又没工作的男青年拍拖,极力反对。她和母亲闹翻了,从家里搬了出去。上海是回不去了,她留在了深圳,成为“闪婚”先行者。“从初恋到结婚,每一段感情总是让我奋不顾身,从来不考虑后果。”当时他们认识了不到3个月,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
　　“我喜欢格林童话,因为我相信,公主和王子从此快乐地生活着。”
　　现实并非童话。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常在各地出差,有时他们一个月才见一次。“而对于他的一切,他做一些什么,他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曾经爱过什么人,我从来没有去了解过。”
　　1995年,闾丘移民香港,并应聘成为香港传讯电视中天频道的翻译。由于公司财务状况不稳定,3个月后,她跳槽到TVBS任电视记者。TVBS面向台湾观众,而且题材受限制,1997年,她转投开播不久的凤凰卫视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
　　“孩子还没有满月,我又换了工作,进了凤凰卫视,而且开始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传播学硕士课程。那两年的时间是相当吃力的,因为白天要工作,每个星期还有两个晚上要去上课。我还是坚持自己带着孩子。”
　　当时凤凰人很少,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压力很大。她是“老土”的香港新移民,一不小心成为了香港庞大的“负资产”一族。
　　1999年买了房子。因为金融风暴,香港的房地产价格从1997年的高峰下跌差不多4成,特区政府的大小官员出来说,楼价已跌到谷底,小市民可以置业了。
　　刚到香港时她租了别人的一间房,卫生间和客厅是公用的。她想有个自己的家,于是“英明”地买了200万港币的房子,还觉得卖方亏了差不多100万。“当时属于高利息时代,每月还银行差不多2万港元,而且还要20年的时间。”
　　不料楼价还在继续跌。不过是4年时间,她的房子已经跌到100万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传媒公司也不景气,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家公司都要依靠裁员来控制成本。一家家的公司倒闭,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她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兴趣,那该有多好。”
　　工作上的低潮期,她在丈夫面前哭过,“但是他一点都不明白”。
　　所以,对内地的所谓“房奴”,她说,绝大部分香港人早都这样了,不过并不“逆来顺受”,“现在内地的问题
　　是,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前景”。
　　
　　“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闾丘刚到凤凰卫视的时候,台里只有一个新闻栏目《时事直通车》,窦文涛主持。那会儿窦文涛还是很严肃的一个男士。记者一共3个,所有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外加几台电脑。吴小莉和窦文涛还在播打印在玻璃纸上的新闻,用脚一踩,自己看着念。
　　“有一次播财经新闻,脚一踩,就掉下来了。我笑个不停。那时很简陋,但是你觉得很充实。一天要跑6条新闻。白天不停地跑跑跑,跑完回来6点钟,开始写写写,写完剪,9点钟播出。”
　　“出去采访别人会看不上,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凤凰卫视是哪个台?把摄影机放在无线电视旁边,无线的人就会想,这家伙又来占用空间。现在变化好大,像个大台了,有一些新台出现,遭到别人歧视时,我就会觉得要对它们好一点。”
　　2003年伊战爆发,她去了巴格达。当时伊拉克签证非常难拿,她跑两会时就去和伊拉克签证官“天天交流思想,聊得甚是投机”,结果别人的签证都是两三个月才拿到,她两三天就磨下来了。“那时签证是10天到期,要换人时只有我有签证,就去了。轮到我去的时候,打起来了。”
　　她成了赫赫有名的“战地记者”,胡锦涛在俄罗斯访问时曾给她赠言:“事业要追求,安全要保证。”
　　她平日讲话明快、温和,而工作的时候,“很急,很凶”。“我会骂人的。不是骂人,是训斥,你怎么能够这样子,毫不留情。但我能让大家觉得我是对事不对人。”她笑着说。
　　她没有诗化自己的人生,“在香港,记者这个职业,让人好好地生活都有点困难。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金钱。至于战地记者,这世界打仗的机会不多,即使打了,能够参与报道的媒体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成为战地记者。”
　　2006年,哈佛大学为全球资深媒体人士提供深造机会。她选择读博士,修自己感兴趣的美国宪法。她创建了博客“一五一十”,当作作业,希望大家能成为“公民记者”。最后“使命感”让她选择回到老东家。“因为如果我没有来凤凰,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有能力作自我翻新,这需要一颗永不放弃的心,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工作。悲观的人止步不前。闾丘露薇有她适应主流世界的方式。多年前的哲学课曾告诉她,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在这个诸多残缺的世界里,她努力使自己完整。
　　
　　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一起努力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媒体行业本质上也是名利场,你怎么看?
　　闾丘露薇:就算你是为名为利也好,你去做这份职业,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守则,比如不能造假。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连这个守则都没了。
　　我们对一个行业厌倦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别的行业好一点,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不过如此。我不是说你应该忍受一个很差的环境,而是说如果你喜欢这个行业,大家应该一起努力尝试着往前推一推。
　　人物周刊:你理想中的职业状态是什么样的?感情煎熬期是否影响到了你的工作状态?
　　闾丘露薇:绝对不会。我的偶像是电视剧《新闻女郎》里面铃木保奈美的角色,发生了交通事故,死者是她丈夫,她也能把它播下来,我觉得这是很职业的状态。如果工作忙我会觉得充实,没什么事我很容易得病。这不单纯是一份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确认它是我非常喜爱的东西,因此格外珍惜,我希望对得起这份职业。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10年来你的进步是什么?
　　闾丘露薇:以前某个阶段我很偏执,过了10年知道那是因为自己没看懂,现在我会更开心一点。有时候网友会在博客上跟帖说,哪里又有什么事,你怎么不去采访?拜托,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是个打工的。工作不是我的财产,也不是我的资源。再说现在也有别的表达渠道,比如说专栏、博客、微博。
　　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愿意给你爆料,报道面会变得很广,这就是公民记者的意义。但好多年了,你发现中国的大部分人喜欢讲观点,他不会老实告诉你,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了,时间、地点、场合。大家还是争前恐后地把网络当成一个表达渠道,而不是传递信息的媒介。
　　人物周刊:作为记者,准确是不是最重要的品格?
　　闾丘露薇:最基本的要求。作为记者,当你在现场时是要抽离一点、冷血一点的。如果你去美国的新闻学院,有课程是让你写文章不用形容词。
　　以前我一直觉得新闻就是很客观的,现在发现不可能,因为是你选择做和不做,选择了被访者、角度,已经有价值观和判断在里面。这种价值观是一种人文关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它决定你能否成为比别人出色的记者。
　　我第5本书是从媒体人的角度出发,从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比如星巴克风波、抵制家乐福、奥运、气候峰会等等,看偏见是如何形成的――别人对我们的偏见、我们对别人的偏见。
　　我强调一点:什么叫正义?弱势不代表正义,大多数也不代表正义。现在网络上都是先挑选立场,这是不理性的。我希望在好恶之前先搞清楚是非而不是先决定立场。
　　现在大家辩论不起来,包括知识分子之间。你谈一个问题时,对方顾左右而言他,给你一大堆理论、一大堆解释,你也没听明白,还把自己绕进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很可悲。我觉得大家在变傻。
　　人物周刊:也许是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缺乏分析的能力。
　　闾丘露薇:我们从小没学习过理性呀,这是教育的问题。就像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骂80、90。为什么?不是我们教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这些60、70后的人把人家教出来的吗?我们领导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我第一个反应是:有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习惯和趋势才行。
　　人物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就业了,房奴了,蚁居了,有的甚至自杀了,在现状下似乎很难看到未来。
　　闾丘露薇:我们这批80年代、90年代的毕业生,刚开始去深圳,很惨,八九个人的宿舍,工资很低,还有些同学在五星级酒店当门童,但现在都生活得不错,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给你提供了一个向上走的空间。
　　现在大城市两极分化,很多人选择了去香港、移民,这是有选择的一批人,有话语权,会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大部分人没什么选择,不得不留下,被动地承担。
　　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很重要,你用嘴巴说,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在那里唠唠叨叨地提醒大家: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很理性地讨论,总会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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