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结中俄印三角关系的一些思考

　　今年年初完成了一篇文章《乌龟们的行为模式——评当前的印巴冲突》，谈到了一些中印之间调整关系的想法。限于时间与篇幅，没有深入探讨。由于中印之间相邻地位与特殊关系，不得不本着负责的态度，再以比较严谨细致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以求有益于国是。至于其中的是非对错，成败利钝，则非我之愚所能知也。

　　印度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印度是与中国接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的重要邻国，因此我们无法对印度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同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拥有基本上与中国处于同一量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有能力使用各种手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进行骚扰与破坏。中印之间在西藏、台湾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牵涉到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上存在着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尤其是最近的新闻媒体披露，印度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与联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中国政府不能容忍的阶段。

　　在当前的外交权力结构中，印度跟中国类似，已经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中印之间的这种竞争性以及在地缘政治与边界争端方面形成的对抗性不可能轻易得到消除。中国固然可以宣传上对印度持友好的态度，但是并无根本遏制印度优势的手段或者是没有使用这些手段的决心。同时，印度完全具备对中国进行全面挑战与骚扰的能力，尤其是在反华敌对势力尤其是美国势力对其进行援助支持下，这种能力可以对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如何防止印度在各方面尤其是在美国的诱惑下走向全面反华的道路，这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以积极的态度与巧妙的手段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消除种种隐患，以改善中国抵抗霸权国家压力的战略地位，显得迫在眉睫。

　　对于中国来说，支持建立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伊拉克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集团来抗衡印度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中印之间相互妥协是另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是采用第一种手段的话，中印之间的矛盾将过于激烈。无论中国如何表白，只要中印之间保持着敌对的战略态势，印度不可避免地就会认为，中国是幕后的主使者。第二种手段，中国在边界问题以及相关的地缘政治利益上未免要做更多的让步，而且主动权都在他国手中，中国将丧失主导地位。并且，在做了让步以后，并不能保证印度就一定会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说不定还会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样看来，中国可以进行的战略选择并不太多。不管是与印度为敌，还是与印度为友，代价未免都太高了。

　　中国人的传统处世原则是以和为贵。但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领导人一贯坚持的对印度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效果，是因为中印之间有着竞争性与敌对性的一面。正如古人所云，同利相嫉，同利相害。

　　印度与中国之间竞争性与敌对性的根源

　　中国与印度在历史遭遇和文明传统方面有类似的地方。广义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方向的邻国阿富汗是莫卧尔征服者的故乡，巴基斯坦与克什米尔是属于交通发达而且比较富庶的地区。它们对于印度的战略意义就如同中国近代的满洲征服者与统治者的龙兴之地黑龙江流域对于中国内地的战略意义。失去了这些富庶又险要的地区，不仅使得印度的实力大受损失，而且使得印度的西大门永远掌握在不友好的对手的手中。印度人对巴基斯坦独立的反应就很类似于当年中国人对伪满洲国独立的反应。

　　另外，印度的北方邻国尼泊尔与中国的西藏也有类似之处，都是居住了一群强悍善战的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印度不比中国，从来就没有使这些高原战士民族臣属过自己，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时，还被廓尔喀人（尼泊尔的统治民族）占领了北方的大片土地。因此，印度对北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的感觉因为中国的强大与统一而愈演愈烈。这也是印度对中国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嫉妒以及恐惧情绪的由来。

　　对于印度来说，最大的历史遗憾就是没有把莫卧尔征服者的政治遗产全盘继承下来。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基本获得统一的情况下，这种对比显得更为突出。印度教是一种比较狭隘封闭的宗教，有某些种族主义的倾向，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因此未能像儒教完全同化满洲征服者一样，将穆斯林征服者其完全纳入印度文明圈。同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利用各民族与各教派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的统治手腕使得印度内部的民族与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再加上英国殖民者撤退时推行的印巴分治方案，使得南亚次大陆统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今后印度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需要解决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在国内种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混杂的局面下，如何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呢？古代的传统做法即由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民族通过赤裸裸的武力统治其他民族，这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完全行不通的。因此，印度统治者只能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对国内的形形色色的种族、宗教与利益集团进行统合。同时为了凸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与某个“非民主”的国家进行全面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战略行动。

　　对于印度来说，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合理的结果就是利用民主这种意识形态武器来对中国进行干扰破坏，印度曾经长期收留达赖集团在印度进行反华活动就是这种打算的表现。印度还可以以所谓的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向美国进行邀宠，所谓的“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最富强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的言论在印美两国的媒体上也近于老生常谈了。

　　印度民主外交的特色与印度国内社会结构的弱点

　　民主国家的外交体制有很多特点，其中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决策者既可以自觉地挑动民意，又常常被动地受制于民意。当年尼赫鲁与周总理的一段过节很能说明问题。尼赫鲁当年允许他的传记出版商，在他的传记后面附上了按照中国的意见所制的中印边界图。但是在中印两国政府间的边界谈判中，尼赫鲁却寸步不让，这令周总理很气恼，认为尼赫鲁是在耍两面派。其实，尼赫鲁为了争取议会的支持，是不可能在正式场合做出这种让步的。

　　实际上，那些民主国家的民意都操纵在几个传媒寡头的手中，视其需要，突出希望听到的声音，压制不希望听到的声音。手法极为娴熟与巧妙，看起来就好像是真的一样。既然在中印之间的利益斗争中，对手要诉诸民意来为自己的不光彩行动辩护，那么，中国政府不必就凭这一点做出让步。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应该以中国的民意反对中国政府做出任何让步为由，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对印度是这样，尤其对美国要是这样！以中国的民意强烈到不允许中国政府做出任何让步，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外交武器。

　　冷静地观察印度，可以发现，它的国内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都是问题成堆。印度不象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领导集团在进行有效的控制，它经受不起任何动乱。因此，中国也可以使用某种意识形态武器对其进行干扰，使其无力在国内问题上自拔。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台湾新人类李登辉一贯叫嚣要跟印度以及日本合作，夹击中国，还一相情愿幻想将中国划分为七大块。他倒是爱憎分明的，只是爱屋及乌，一叶障目，他看不见这种大卸八快的刀法在印度使用才是最合适的。关于孟加拉民族的统一，关于尼泊尔的社会革命，关于印度国内的种族与宗教纠纷，关于南亚次大陆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现状，这些都是中国外交大有文章可做的问题。当然充满了危险，但是在外交斗争中的规律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危险的行动，就是没有任何战略价值的行动。

　　中印之间可以进行哪些妥协

　　当然，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中印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来说，还是不要使用那些代价过高的极端手段。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计策是，推动印度走上反美与反西方的第一线，支持印度去全面控制印度洋。这对于中国没有什么根本的损害，印度洋不在中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内。这样，印度便不可能两面作战，将减少反华的动力。同时，印度对西方国家霸权的挑战，也可以改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印度也不会这么愚蠢，在没有解决后方问题之前，就独自走向反西方的最前线。而且，说不定印度会首先向它认为是最弱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开刀。因此，中印之间的妥协以及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结盟对于中国来说，是极有必要的。不管中印之间在边界问题上能否顺利妥协，但是，中国至少可以与印度达成以下妥协——中国保证不干涉克什米尔问题，但是要以印度做出相应的让步，保证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藏独、疆独与台独势力。另外，可以考虑承认印度在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与孟加拉等南亚国家享有特殊地位，以换取印度不干涉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还可以考虑支持印度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抗衡的格局，可以在安理会每一次关系到印度的威望或者利益的表决时，倾听印度的意见，可以定期进行首脑会晤以交换政策和协调立场。总而言之，就是大方与自然地与印度分享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导权。最佳的战略就是中印之间达成谅解，联合领导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印度次大陆小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以对西方势力进行抗衡。这种格局可以或多或少平息印度的怒火与嫉妒。

　　中国当然不应该放弃对印度进行遏制，但是应该在推动建立巴基斯坦与伊朗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集团后，才能够真正置身事外，顺其自然发展。对于中国的制约印度的助手巴基斯坦来说，它要解决的是收回克什米尔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这一点巴基斯坦是深知的。因此在巴基斯坦最近的一些公开言论中，倾向于把中巴联盟关系淡化。这对于中国来说未必是坏事，正好可以在印巴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保持低调的态度。

　　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长期威胁，就象当年的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进行长期威胁一样。中国的处境也极类似于当年俄国的处境。中国当然不能为了巴基斯坦而与印度打仗，因为这将导致不可逆料的危险结局。但是中国如果放弃巴基斯坦，将会导致众叛亲离的严重后果。虽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暂时无法撤销，因为这牵涉到中国西部边疆战略力量平衡的问题。因此，必须以最快与最强有力的手段推动建立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伊拉克为核心的伊斯兰国家联盟与印度抗衡，使得这些国家在战略上能够自立，摆脱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消除中国的战略负担。

　　中国的最大的战略对手是美国，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印度作为反美阵营中的一颗有分量的棋子，应该善加利用。当然对印度既要利用，也要提防。促成建立伊斯兰国家联盟对印度进行抗衡以及中国与印度结盟就是并行不悖的两步棋，缺一不可。不跟印度结盟，那么实质上就将形成中国与伊斯兰国家联盟联合抗衡印度的格局，这将使得印度狗急跳墙，彻底卖身投靠美国。如果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前提下就跟印度结盟，那么印度的势力就将大大扩张，从而削弱中国的战略地位。

　　中印之间的联盟并非出于相互喜爱，而是出于互相利用与提防。是为了防止印度自行其是，采取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行动的预防性措施。尤其是为了防止台湾与印度进行勾结，进行危及中国主权与利益的阴谋活动。中国既要防止俄国与印度联手制约中国，更要防止印度、日本与美国三国联合起来夹击中国。与印度结盟就可以在这些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赢得先手。公正地说来，印度并非对西方惟命是从，但是印度要进行反美与反西方的活动有赖于中国的支持。与印度的结盟可以使得印度与中国都同时摆脱孤立地面对西方国家压力的处境。

　　当然，要形成中印之间的亲密合作的关系缺乏充分的粘合剂，仅仅依靠中国政府的善意表示或者让步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把俄国拉进来，才能够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中国与俄国目前的战略合作还算有成果，印度与俄国之间也有传统的盟友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去塑造中俄印大三角关系，利用这个三角关系增强中国的外交战略地位。

　　建立中俄印三角关系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俄国外交界曾经提出过一种设想，建立中俄印三国联盟关系，以抗衡美国为主要目的。这个联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与可操作性，要使之成为现实，必须对中印之间的矛盾做全面的清理，以利建立有效的联盟机制。

　　中印之间除了在边境问题上存在纠纷以外，两国的经济没有互补性。两国都是在经济权力结构中同一等级与地位的国家，除了印度的耕地更多，农业发展潜力更大以外。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战略蕴藏着更大的冲突，因此需要两国政府进行密切的磋商与协调，防止这种矛盾被西方列强恶意利用。中俄印三国间的广泛合作，就是防止这种冲突激化的手段之一。

　　中俄印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共同生产俄国制式的武器，在民航工业上进行联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开展三国之间最大规模的双边交易等等，这样便有了一个现实利益的空间进行合作。中印两国与俄国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使俄国的国防工业与重工业得到资金注入，加强其在欧洲对抗美国的战略地位，将俄国的注意力从中俄边境引开，使中俄边境变成中俄两国共同的稳定可靠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中俄印三国本国经济的独立性，间接的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

　　中印之间的联盟，再加上俄国的因素，就可以使两角关系变成三角关系，使得联盟可以加以巩固，形成中俄印三角关系，既可以使得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减少来自印度的阻力与干扰，可以化解俄印联盟对付中国的可能性，可以在抗美外交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帮助。

　　外交斗争应该保持以我为主的意识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印度要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核武装以及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跟中国一样）。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无力进行阻挡。但是印度从哪个国家获得核技术的帮助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可以进行算计与施加影响的。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核国家，有能力对外进行核技术出口的国家只有美、俄、法、英何以色列五国。但是，除了俄国以外，印度从任何国家获得核技术与核武装都将使局势复杂化，都不利于中国政府对其决策施加影响，对其后果进行控制。

　　因此，既不得罪印度，又有利于中国的唯一可取的方式就是——以反对美国的核霸权、NMD计划以及军事外交霸权为由，中国与印度同时借鉴与引进俄国的核武装与核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再多一个对手把核导弹瞄准中国也不会使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产生根本的变化。但是印度建立强大的核武库绝对会使美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根据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也许就会要跟中国合作以遏制俄国与印度，美国就必将软化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便美国不对中国做出任何让步，那么中俄印三国的合作必将使得权力格局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这对中国来说总归是有利的。

　　在中美对立的外交格局下，中国不应该树立更多的对手，也不应该被动地等待事态会有转机，而是应该尽可能地与对手握手言和，集中力量对付美国的压力。与印度结盟就是这种大战略的组成部分。积极营造有利的外交战略空间，顶住霸权国家的压力，才能够为中国的未来的统一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跟印度以及俄国进行战略合作当然不会是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天底下又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总而言之，外交斗争应该保持以我为主的意识，不管对手有对少花招，我们只按照对我们最有利的方式来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才不至于被对手操纵与毒化。归根结底，良好的战略态势是不会自动来临的，需要积极主动去塑造。只有把好牌都抢在手里，才能够与霸权国家讨价还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

　　写于2002年一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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