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战争给中国教训 [第七章：科索沃战争与中国]

　　科索沃是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中国远在亚洲的东部，两地之间相距万里之遥。中国人民虽然也十分关切科索沃战争的发展情况，但总感到战争离中国很远很远。5月8日，北约的几枚导弹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战争一下子仿佛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中国震怒、世界震惊。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的原由众说纷纭成为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这一事件对中国、对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则成为另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于是，如何认识科索沃战争爆发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要轰炸中国大使馆？中美关系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样一些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摆到了中国人面前，也摆到了世界面前。

　　1)为了世界，也为了自己

　　科索沃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以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为界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就前一个阶段而言，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先是希望南联盟当事各方能够停止军事冲突，坐下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
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当时正在瑞士访问的江泽民主席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认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包括朱容基总统在4月访美期间都反复重申了中国的这一基本立场。总的看来，在非当事国家中，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不像俄罗斯那样反应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按原计划出访了欧洲和美国。

　　难道真是中国外交软弱吗？不是。我认为，为了世界的和平，更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中国必须这样做。

　　所谓为了世界的和平，主要是指中国的行为要有利于科索沃危机的解决，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化，特别是要防止不要演变成为地区性的，甚至世界性的大战。巴尔干半岛这儿各种矛盾本来就十分复杂，而且多源于利益不同的大国。中国、俄罗斯如果卷入科索沃战争，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弄不好真会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同时，在谴责北约对独立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是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强权政治的同时，中国自己也不能插手南联盟的内部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各种场合呼吁科索沃战争的当事各方通过政治途径和平地解决冲突，尽可能地将科索沃危机简单化。能够釜底抽薪最好，至少不能火上浇油。

　　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对于像科索沃战争这样重大的事件无所做为。事实上，中国与科索沃战争各方均没有利害关系，在巴尔干半岛也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可以加大在各方之间斡旋的力度，为通过政治手段和平地解决做出应有的贡献。做与不做是一回事，结果如何则是另外一回事。遗憾的是，北约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充当这种“好人”的机会。倒是俄罗斯、芬兰等国在那里忙个不亦乎。

　　所谓更是为了自己，主要是指中国的对策须要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在这方面，我认为，观察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不能单纯从政治角度或国际政治角度，而且必须从经济角度和国际经济角度。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的世界的东方。比如，1997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74772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比1996年增长8·8％；
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幅度是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8％，改变了过去几年“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1998年，中国在取得抗洪救灾伟大胜利的同时，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和平总值（ＧＤＰ）增长7·8％，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到1998年年底达1450亿美元。1再比如，1997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已达5160元，实际增长3·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实际增长4·6％。另外，有480万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330多个城市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800万农村人口脱了贫。

　　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

　　第一，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不高，效益普遍不好。所谓整体素质不高，指的是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高投入、高能耗和低效益的基础之上，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现有的和潜在的负面影响非常大。1997年以来，国有企业中明亏和暗亏的分别占45％和30％，曾经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生力军的乡镇企业也日趋堪忧。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非但没有根除，反而有卷土重来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能否保持下去、保持多长时间，令人担忧。

　　第二，金融体制仍不键全。许多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实际上靠银行货款勉强维持生产经营，银行对企业的货款不仅收不到利息，甚至连本钱也收不回来，大量货款成了无法收回的“烂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尽管十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7万亿元人民币，可到1994年底各类企业的资本金额才1万多亿，两者相差5万亿。这些负债主要来自于银行。如果按3年期利率算，企业每年要还银行利息近4000亿。

　　第三，失业工人增多，一部分低收入居民生活困难。兼并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是搞活企业重要的手段之一。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大量工人失业。1995年，城镇失业人数为700多万，到1998年3月初，全国企业下岗人数已达115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1％。实际上，如果将所有失业人员都包括在内，失业率还要高很多。另外，隐性失业和下岗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如拖欠职工的工资和停发或减发离退休金等等。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失业人数还要大大增加。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键全，尤其是失业保险履盖窄而且不完备，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就没有，再加上生活必须品价格居高不下，城镇实际上出现了贫困阶层。4

　　第四，涉外经济压力大。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资和外贸拉动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虽然没有涉及到，但对中国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使利用外资的形势更为严峻。1997年，利用外资的协议金额就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从外资来源的地区看，下降的主要港澳台和亚洲其它国家；
二是使外贸出口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东南亚国家货币纷纷贬值，人民币则保持坚挺态势，外贸出口便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

　　对此，几年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指导教师张康琴教授在为我的一本有关利用外资方面的著作写的序中这样说道：“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任何国家自外于这个总趋势，必将使本国经济落后，面落后是要吃亏甚至挨打的。因此，从我国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益考虑，我们应当主动、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总进程中去。我国自1979年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总方针，在一定程度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抓住了这一发展时机，并由此使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

　　对外开放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经济的直接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间接利用外资，二是直接利用外资。间接利用外资就是举借外债，即向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外国银行货款，出口信贷和对外发行债券等等。一定时期的和适当数量的外债可以促进债务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长期得不到解脱和数量过大的外债，则使它们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直接利用外资，指的是资金持有者（外商）前往资金引进国家和地区，以货币、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创办企业。这种企业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涉外企业或三资企业。

　　这里讲的利用外资特指直接利用外资，也称作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就中国大陆而言，它实际上是泛指利用或引进大陆以外的、包括外国和港澳台地区的资金、机器设备、技术和其它无形资产。在当今世界经济条件下，利用外资是促使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西欧和中国大陆利用外资最多，1990－1995年间，西欧吸收外资为5060亿美元，美国为2370亿美元，中国大陆为1170亿美元。美国和西欧经济最发达，中国经济发展最快，这突出地印证了利用外资的意义。

　　从中国角度来看，如果把20年的改革开放比作为一首交响乐的话，那么利用外资、建立涉外企业就是它的主旋律。吴仪在1998年初讲：“从1979年到1997年11月底，我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02464家，合同金额513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166亿美元。已经开业投产的企业超过14·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万人。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1328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7·09％提高到13％。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为我国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点，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牵动力之一。”6截止到1999年3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28228个，合同外资额5812·4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747·93亿美元。”7

　　关于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我在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说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产业的升级，引进了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税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对外贸易。其次，它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也是经济运行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改革开放是利用外资的前提和条件，而大量的外资涌入和无数涉外企业的建立又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次，它是祖国统一的纽带。许多涉外企业是港澳台商人投资兴办的，它们充分地反映出了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的经济交往。这些交往可以磨合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可以缩短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可以加强两岸四地之间的人员交往，增强对祖国统一的认同感。最后，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正是通过利用外资和建立三资企业才使自己的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

　　在谈到外资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意义的时候，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向东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1999年新春座谈会上讲得更直截了当、更明确。他说：“从利用外资来讲，投入2500人民币，牵动2·6％的百分点，我们现在利用外资去年是500多亿美元，直接投资455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个投入，要影响国民经济多大？”8455亿美元相当于3763多亿元人民币，牵动近4个增长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去年中国7·8％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增长中一半（3·9％）是由外资牵动的，没有这455亿美元的外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低一半。

　　速度降下来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目前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高速的经济增长来解决。没有高速的经济增长，国家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下岗、失业以及离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更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些问题能否妥善的解决又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加强吸引外资的力度无疑就成为重中之重。近些年来，李岚清副总理、吴仪副总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脱颖而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外经贸工作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任过对外经贸部部长。

　　可是今年中国利用外资形势十分严峻，“一季度，我国外商投资项目数达3516个，实际利用外资76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11·46％和13·67％，而合同外资金额90·6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增长1·01％。”所以，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为服务于经济发展，将和平的、经济的外交作为重点，为更多、规模更大的外商直接对华投资创造条件。

　　中国必须要大量利用外资，可是大量的外资主要在哪儿呢？“1998年利用外资的特点是：来自欧美和部分自由港地区的对华投资持续增长。去年，欧盟、美国和部分自由港对华投资合同金额分别为59·1亿美元、62·1亿美元和73·5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39·8％、25·8％和29·2％；
实际对华投资金额分别为43亿美元、39·1亿美元和41·4％美元，分别增长3·1％、20·8％和100·7％。”这充分地说明了西欧北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从对外贸易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98年，“我国的十大贸易伙伴是：日本，双边贸易额579亿美元；
美国，549·4亿美元；
欧盟，488·6亿美元；
香港，454·1亿美元；
东盟，234·8亿美元，韩国，212·6亿美元；
台湾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上面写着：冲我来吧！南斯拉夫将这个靶心贴在胸前，排成人墙保卫家园，伴着炸弹声音歌唱。不是米洛舍维奇，而是这些平民百姓才是巴尔干半岛上真正的“不死鸟”。然而，意味着“向我开火”的靶心标志固然展现了南斯拉夫人民无所畏惧的精神，但是，除了用这种办法来抵抗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一种痛苦的无奈吗？

　　北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如果把“应不应该做”这个前提先放在一边，单纯从情感上说，中国在军事上又可能做出什么直接的反应呢？据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所使用的飞机是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到世界任何地方执行任务的Ｂ－2Ａ隐型战略轰炸机，使用的炸弹是美国最新型的第四代激光制导炸弹。单纯从价格上比较，中国的歼八与美国Ｂ2相比，大概相差220倍，不用说飞到美国，甚至从东向西飞出国土可都有些困难。至于海上的力量对比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航空母舰。所有这些也告诉我们，在强权政治时代，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盛是维护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的基础。所以，面对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和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人民应当明白，除了努力寻求外交途径政治地、和平地解决危机之外，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崇尚和平与友好的中国强大了绝不会欺负别的国家，同时也没有谁敢欺负它。

　　中国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从而处于世界强国之列，如今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识。但是，还必须明白，提高综合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几代人历经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懈奋斗。每个中国人都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在这方面不能急功近利，也没有捷径可走。爱国主义热情应当世世代代保持下去，而不能昙花一现，过些日子就全忘记了。

　　与此相关问题，就是怎样快速地发展自己，提高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并不是靠一咬牙、一跺脚就可以飞速上来的。怎么办，还是如前边讲的那样，一是要深化改革，二是扩大开放。在对外开放方面，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是加大吸引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的力度，二是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关于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前面讲不少了。这里还要谈几点对中国利用进一步利用西方发达国家资金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累计利用外资2674亿多美元，但从资金来源看，主要是港澳台、东南亚地区和日本。1979－1989年，中国大陆建立的三资企业数目81·1％、协议金额的62·5％来自港澳地区；
进入9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一方面台湾、韩国对中国大陆投资异军突起，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华投资也逐渐增多，但流入资金主要是东方的这种基本格局没有多大改变。以1997年1－9月为例，港澳厂商的投资项目占总数的56·76％、金额占总数的40·33％，其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
台湾厂商的投资项目占总数的14·50％，金额占总数的5·81％；
东南亚其它国家的这两个数字分别占13·77％和15·43％。20

　　不管是来自何处的外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港澳台地区的资金还可以起到加强两岸四地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祖国的统一。但是，从长远角度看，中国必须改变这种利用外资的格局，重心西移，在巩固东方的同时加大开拓西方的力度。其理由：

　　从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上看，东方弱，西方强。

　　在东亚和东南亚，除了日本以外，其余的都是弹丸之地，各方面的实力有限。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却是经济强国。仍比较1996年的ＧＤＰ，韩国是4805.4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是2182.32亿，马来西亚是990.48亿，新加坡只有940.43亿。台湾是74775亿新台币（按当时汇率算约2600亿美元左右），香港是1700亿美元左右。另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排名结果，前10位中除了日本（第三位）、中国香港（第7位）和中国大陆（第10位）之外，其余的都是欧美发达国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深，范围进一步拓宽，所需外资的数额将是巨大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中国大陆每年仅在发电、公路、电信网和其它公共工程方面就要投资750亿美元，其中的四分之一要利用外资。22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如台湾限制对大陆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资金投向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等等），单从数量说，亚洲新兴的工业和地区也是无法满足中国大陆对外资的需求。不仅如此，当将劳动密集型行业基本上转移出去之后，港台地区和东南小国对中国大陆的实际直接投资已呈向下的走势，明显后劲不足。参见下表：

　　 单位：亿美元

　　 国家或地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1997年1～9月

　　 香港 196.66 200.60 206.77 154.18

　　 台湾 33.91 31.62 34.75 24.86

　　 日本 20.72 31.08 36.80 27.00

　　 韩国 7.23 10.25 13.58 15.31

　　 新加坡 11.80 18.51 22.44 15.61

　　 马来西亚 2.01 2.59 4.60 2.14

　　 菲律宾 1.40 1.06 0.56 0.84

　　 印度尼西亚 1.16 1.12 0.94 0.65

　　1从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上看，东方差，西方好。

　　如果考虑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经济低迷和迄今尚未结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前景实际更加暗淡。尤其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曾经创造亚洲奇迹的东南国家以及韩国一时“虎威”大失，汇市剧乱，币值狂泻，股市猛跌，数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付之东流，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助。在经济不景气和外汇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它们（也包括受这场风暴不同程度冲击的香港、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不可避免地要锐减，严重影响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速度。根据共同社对100家日本主要企业经营者的调查，80％以上的企业经营者对1998年日本经济形势表示悲观，没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形势会有好转；
另据新华社记者报道，到1998年1月底，韩国外汇储备只有60亿美元，而需要偿还的短期外债却高达150亿美元。24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如何还能增大对华的投资呢？

　　欧美却是另一种景象。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8年多了，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为基础的“新经济”。西欧各国经济从1993年开始也逐渐走出了衰退，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期，对外直接投资更加活跃。1991～1996年，西欧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是1146.90、1166.09、1062.39、1253.06、1638.22、1761.81亿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7.88%、57.88%、44.43%、50%、48.36%、50.79%；
美国分别是334.56、389.78、748.37、510.07、929.29、849.29亿美元，占同期世界所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的16.88%、19.35%、31.30%、20.31%、27.43%、24.48%。25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所占比重都不难看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2从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上说，东方低，西方高。

　　应当承认，由于文化相通，地缘相近，从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来的自然资源导向型和劳动力导向型的产业，在一定时期也适合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大大地增强，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地提高，对外开放的范围大大地拓宽，与此相适应，利用外资的水平也需要大大地提高，上规模，上档次。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小规模的投资，同样也是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求。

　　欧美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多半是战略产业导向型，即着眼于全球竞争能力，比较注重技术进步，注重开发与占领中国市场以取得长远利益的战略目标。所以，它们对华投资往往是跨国公司以兼并或收购方式进入。欧美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首先，规模大，资金雄厚。跨国公司都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1995年在境外的资产就高达17000亿美元，占世界所有国家境外资产的1/5以上，其境外分支机构销售总额达20000亿美元，占世界所有跨国公司境外销售的1/3以上。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中，25家大的跨国公司就占了一半。其次，水平高，技术先进。无论是在管理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跨国公司在各个行业或各个领域都代表着最高水准，“一般都拥有很强的研究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优势，是当代技术发展的主角和国际技术转移的载体”。

　　客观地讲，只有资金技术雄厚的大的跨国公司才能满足中国大陆在更高层次上利用外资的需求。跨国公司进入的方式或许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总地说来，有利于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化，有利快速形成我国自己的联结国内外市场的国际经济中心。

　　3我国外资来源重心已经出现西倾的迹象。

　　比如，近两年来，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200多家落户中国大陆，其中名列前100位的就有一半以上。许多著名跨国公司竞相将地区总部甚至总部迁往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这三地吸收的外资70％左右来自跨国公司。

　　又如，近两年来，我国主要领导人出访的足迹遍布五大洲，从内容和实际结果看，除了促进了相互了解、增进了友谊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之外，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其中又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李鹏总理访问日本和西欧就特别突出了这个特点。

　　在1997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访美期间，江主席参观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朗讯科技公司及下属的贝尔实验室、休斯公司等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在1997年11月11～16日访日期间，李鹏总理参观了丰田汽车公司、松下电气公司等日本著名企业，重点考察了日本高科技产业，了解日本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在今年2月访问卢森堡、荷兰的时候，李鹏总理参观了卢森堡的钢铁公司和荷兰的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中国领导人对大的跨国公司情有独钟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中国利用外资要转向欧美，转向大的跨国公司的倾向。

　　再如，近两年来，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的一些大项目引起世人的关注。德国的奔驰公司在南京投资建立的中国最大的大轿车合资公司，克虏伯蒂森公司投资14亿美元在上海建立的不锈钢合资公司，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将投资40亿美元在广东兴建的一个石油化工合资公司。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内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会有更多的欧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

　　当然，转向西方并不等于抛弃东方，而是要在巩固东方的基础之上，即努力保持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的基本态势。这是因为，在数量上，它们的投资规模仍然影响着中国大陆利用外资的总体水平；
在质量上，它们的投资与目前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利用外资的档次大体相当。更重要的意义是在政治上，保持港澳台地区对大陆投资，可以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联系，有助于祖国的最终统一；
保持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其它国家对华投资，可以加强中国同它们的经济、政治联系，有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再看中国加入ＷＴＯ问题。

　　从性质上说，ＷＴＯ是一个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它的前身是1947年成立、1948年生效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在以后的40多年里，为了制止贸易保护主义，缔约国之间举行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1994年结束的最后一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决定建立职权范围更加宽广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两国关系发展十分缓慢。不仅如此，1927年国民党断绝了同苏联政府的往来，1929年两国围绕着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相互关系进一步恶化。“九一八事变”和远东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之后，中苏两国才于1932年底恢复外交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相互支持、相互依托，最终分别取得了抗日和抗德战争的胜利。但是，苏联1945年在雅尔塔以中国的主权为代价同美英进行了肮脏的交易，不仅外蒙古永远地从中国分离出去，而且苏联恢复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这些为后来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在这个时期，除了国家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革命与苏联之间特殊的关系。原苏联学者对此特别看重：“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史不仅是两个国家间联系的历史。它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史是分不开的。而苏联对这一斗争的援助和支持是这一史篇的重要方面。在中国的发展中，十月革命以后的对苏关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的确，苏联共产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十分不和谐的。总的说来，苏联对华政策始终以民族利己主义为出发点，对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意识形态上的共性而真正支持，对于国民党也没有因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反对。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就是反对苏联共产党、苏联干涉和控制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没有执行苏联政府的忠告的事实证明，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未来的冲突的种子早在此时就已经萌芽了。”

　　第三个时期从1949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是由两党之间关系、两国之间关系及两党、两国的领袖人物之间关系交织在一起，显得异常复杂。1947年冷战开始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2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两党、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结成了全面的同盟关系。中苏结盟虽然是双方的共同需要、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苏联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中国因近代蒙受屈辱的特殊民族心理，再加上这个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和不利的性质”，37同盟不仅不很牢固，而且充满着危机因素。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随着美苏对抗有所缓和，中苏两党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以及对战争的看法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党际关系上的友好变成了公开的论战，外交上的同盟变成了互相拆台，经济上的贸易往来急剧下降，军事上的合作变成了频繁的磨擦甚至刀枪相见、大动干戈。

　　总之，到了六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已由全面的同盟逆转为全面的对抗，对中国、对苏联、对世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从1982年到1986年，两国共举行了九轮副外长级的国家关系谈判；
中国外长黄华、副总理万里、李鹏分别于1982年11月、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葬礼；
两国外长在四十届、四十一届联大上多次举行会晤；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等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以及一系列经贸协议的签订，都表明两国关系的好转。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国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此正常化并且进入了一个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新时期。1990年4月和1991年5月，李鹏总理和江泽民总书记先后访问苏联，两国关系进入了既不同于五十年代的同盟，也不同于六、七十代的对抗的友好、合作关系。

　　纵观以往三百多年的中俄、中苏关系史，不难看出，各自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影响相互关系走向的主导因素，单靠形式上或意识形态上一致的光环消除不了由此产生的根本分歧、矛盾和冲突。处理好与邻国、特别是与俄罗斯（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关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理想成份不易太大。

　　苏联解体以后的中俄关系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相互之间比较冷漠到“互视为友好国家”，再到“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最后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几乎可以说是每两年上一个新台阶。中俄关系的这种走向与俄罗斯对外政策从向西方＂一面倒＂向全方位的外交战略基本上相吻合。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基本原则，愿意继续履行与苏联签署的各项条约、协定和有关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同时也希望有关国家也能履行这些义务。话虽然是这样说，中国对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及新俄罗斯诞生初期全面倒向西方的言行实际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与此同时，俄罗斯更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外交上实行全方位倒向西方的政策，不很看重甚至有些轻视同远在东方的中国的关系。与叶利钦接连访问西欧、北美的轰轰烈烈场面相比，与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签署了一项又一项的“友好宣言”、“合作声明”相比，李鹏总理与叶利钦1992年1月底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上半小时会晤实在算不了什么。两国关系一度处于冷漠甚至停滞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叶利钦访华才有所改观。

　　1992年12月17日，叶利钦以俄罗斯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来华访问。在这次访问期间，叶利钦总统与杨尚昆主席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它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家法准则，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两国政府官员还签署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文件24项。中俄关系也随着叶利钦这次访华上了第一个新台阶，199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总额近78亿美元，是两国贸易史上的最高记录。

　　北约东扩进程启动之后，俄罗斯更加重视对华关系。1994年1月，叶利钦让来华访问的外长科济列夫将一封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在这封信中，叶利钦建议中俄两国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从而将中俄关系全面地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5月，俄罗斯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来华正式访问；
6月，钱其琛外长访问俄罗斯并向叶利钦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确立中俄之间“建设性伙伴关系”建议的积极回应。在这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一系列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协议。

　　正是在中俄关系不断升温的的基础之上，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正式对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标志着中俄关系上了第二个台阶。由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在克里姆林宫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两国要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为此，声明还从政治关系、经贸和科技关系、军事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规定了中俄两国应当积极采取的步骤。在江泽民主席这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中俄两国还签订其它20多项其它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中俄两国首脑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船只从乌苏里江（乌苏里河）经哈巴罗夫斯克城下到黑龙江（阿穆尔河）往返的议定书》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奠定的牢固的基础。

　　到了1996年，中俄关系又有了新发展，上了第三个台阶。

　　2月下旬，为了排除俄罗斯远东地区地方当局某些负责人员对中俄划界工作的干扰，叶利钦签发了《关于采取措施结束俄中东段边界勘界工作的命令》。4月，叶利钦再次访华，这是叶利钦当年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在广泛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两国首脑又一次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定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建设性伙伴关系”相比，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起点更高并以双方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而大大提高了两国合作的水平。正因如此，两国不仅决定保持各种级别、各个渠道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建立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热线电话，而且签署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协定，比如《关于在能源、和平利用核能和和平开发宇宙领域合作的协定》、《关于在核安全领域合作的协定》等等。同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11月中旬，中俄共同开发勘界后将划归对方的一些地段的第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12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俄罗斯进行了工作访问。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俄两国落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

　　总的说，中俄关系自1992年以来是稳步地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变化由西向东的趋向比较明显；
中国则是一直接保持着全方位、等距离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还确立了同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同英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法国的“全面伙伴关系”等等。

　　就中俄两国关系而言，1997年是极不寻常的。除了两国总理、外长的会晤将定期磋商机制确立下来之外，38最引人注目的两国领导人实现的互访。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莫斯科并与叶利钦总统举行了中俄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第一次首脑峰会，取得了以下几方面重大成果：

　　首先，进一步确定了中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合作方向。从大的方面说，这种方向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摈弃冷战思维，促进裁军进程，树立＂以裁军保障安全＂的新观念；
加强就联合国有关问题保持经常性的磋商。

　　其次，进一步确定了通过边境裁军实现睦邻友好的新安全模式。继在上海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之后，中、俄、哈、塔、吉等五国元首在江泽民访俄期间又签署了《关于边境裁军协定》。这项协定宣布：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境线上，各方都把100公里以内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其只具有防御性；
限制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人员和主要种类武器数量的最高限额；
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各方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
互相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材料等等。

　　最后，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根据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总统的宣布，中俄两国跨世纪的友好组织――“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于4月23日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宗旨和任务是：积极促进中俄两国实现睦邻友好、平等信任、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
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之间的传统友谊和了解，巩固和扩大中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
总体上协调和推动两国民间交往，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性活动，就中俄友好关系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11月中旬，叶利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三次正式访问，与江泽民主席举行了中俄两国元首第五次最高级会晤并共同签署了第五个《中俄联合声明》。作为对1992年以来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一个总结，这个声明指出：“国与国结成针对第三国的联盟和战略联合的时代已经过去，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应该顺应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并在相互尊重、平等、有益于各方及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这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列.莫伊谢耶夫在一篇年终专稿里，对1997年的中俄关系作了这样的总结：“过去的一年中，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是突破性的。这一年双方头一回举行了两次最高级会晤，举行了例行国家总理定期会晤，外交部长会晤了四次。彻底建立了定期磋商机制。在这一年里，俄中签署了17项国家间和政府间协定及10份部门间文件。11月在北京举行了俄中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已经成为沟通两国各界的重要渠道。俄罗斯和中国明确表示，将致力于共同建设更为公正和民主的国际秩序。莫斯科和北京认为，这种秩序应向多极方向发展，任何国家都不应追求霸权或垄断。两国加强了在调解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的合作。”

　　1997年的中俄关系的确是令人振奋的。不过，对两国之间这种红红火火、不断升温的交往，也须有一个全面、清醒的估计，即它是中俄美、中俄日、中俄西欧等大国三角关系的组成部分。在第一个三角关系方面，在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前夕，叶利钦3月前往赫尔辛基会晤了美国总统克林顿；
江泽民主席在访问俄罗斯半年之后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第二个三角关系方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1月便装来到俄罗斯与叶利钦进行了“私人会晤”；
中国总理李鹏于同月访问了日本，后又于1998年2月访问俄罗斯。在第三个三角关系方面，俄罗斯与欧盟国家首脑来往频繁，希拉克、普罗迪、赫尔佐克、布莱尔相继访问俄罗斯。叶利钦不仅三次与希拉克会晤，而且在欧洲委员会首脑会议上还提出确立俄、法、德三国首脑定期会晤、共商欧洲事务的建议。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签署的《伙伴合作协定》也于12月正式生效；
与此同时，欧盟国家的领导人也纷纷访华，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5月访问了德国、希腊和葡萄牙。1998年2月主管外贸的副总理李岚清访问比利时、丹麦和欧盟，李鹏总理访问卢森堡和荷兰。

　　在林林总总的这些双边会晤或交往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取得了“重大的”或“突破性的”。从实际情况看，这也并不是浮夸。江泽民主席访美、中俄两国首脑互访、李鹏总理访日的成果自不必说，美俄首脑赫尔辛基会晤在裁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俄日首脑会晤不仅使相互关系转暖，而且在加强两国安全合作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协议，俄罗斯与西欧之间除了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之外，甚至还出现了“联合抗美”的迹向。不难看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非常重视与各大国的等距离外交。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调整和发展的结果，就是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的出现，充分地说明了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对华关系放在其外交政策极为重要的位置，最重要的原因是想改善俄罗斯由于北约东扩而处的不利的外交环境，拓宽外交空间，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加重与西欧、北美打交道的筹码。所以，我认为，中俄两国结盟是根本不可能，甚至过于密切的联合也很难，但可以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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