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官之年看“两会”_2018年两会

　　为了激发国民的创造力，需要保证社会的多样和多元，同时，对话的平台和利益协调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两会”因此将比从前更富吸引力。 　　2007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在本届政府收官之年，检讨2003年以来的政府施政得失成了热门话题，也使3月的“两会”增添了新的看点。
　　
　　从2003年至今，中国的种种情状，从权力转接、立法、司法、宏观调控、惩治腐败这些牵涉千家万户的国家大政，到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看病上学，许多故事，都表现出一个转折的时代令人难忘的表征。就在2007年“两会”召开前，一条短小的地方新闻报道说，上海出台了新的城市管理政策，只要附近居民同意，就允许地摊的存在。这条不起眼的消息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誉为城市管理思路的重大进步。
　　尽管地摊部分缓解了进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而且为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但地摊的存在，与很多城市管理者对市容整洁的追求背道而驰。几乎在所有的中国城市里，城管队伍都要日常性和突击性地查抄地摊，这使得城市居民都有目睹摊贩拎着包袱狼奔豕突的经验；如果不幸跑慢了一拍，摊贩谋生的推车或者包袱被丢进灰色的城管卡车，或者一筐西瓜被掀翻在地：痛哭者有之，哀求者有之，下跪者有之。城管人员并非个个都是铁石心肠，但城管执法中滥用暴力的新闻仍不断见诸报端，摊贩由哀求而起冲突的事情，也不时可闻。2006年，最不幸的悲剧发生在北京，小贩崔英杰与城管争执时，持刀伤人，致死一名城管队员，这起尚未判决的刑事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使上海宽容地摊的政策，更加引人注目。
　　在城市化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禁止摊贩显然是一种徒劳。不幸的是，这种徒劳甚至会突破人道的底线。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2007年出版的新书《守卫底线》中认为，制度底线(公平正义)和道德底线的失守不仅是当下中国的现实，更酝酿着未来更大的危机。而探索和守卫社会公平的底线，是2003-2007年间政府施政的重心之一。
　　
　　守卫底线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被称作历年来“字数最多，最长和引用数字最多”的报告，其中检讨了2006年的施政得失，紧接着释放了一系列政策利好，其中农业仍然占据了不小的篇幅。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向农业议题回归。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农业政策发生根本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6年全国范围内免除了农业税――尽管其经济影响微乎其微(2004年农业税总额仅1000亿元，同时需要支付高昂的收税成本)，但表明了中国准备吸取其他工业国家共同经验的坚定态度：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社会稳定，减免农业税，给农产品补贴，帮助农民转业，实施免费培训，开放城市移民，是必经之路。
　　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关于农业的政策――从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实施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新医合”)、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到“新农村建设”方案，陆续出台。尽管诸多政策的最佳方案仍在探索和实验之中，但政策的利好已经初步显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农民连续3年人均纯收入以年均6％以上的速度增长。这大部分得益于他们到城市打工的收入，“三农”政策为农民收益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作为一种政策收益，和世纪相交的时候相比，“三农”作为一个公共话题的热度，明显降低了；尽管中国数量巨大的农业人口带来的城市化压力仍将长期存在，城乡分治格局和农民收入水平短期之内并没有突破的可能，土地制度方面的突破也仍充满未知数，但是学术刊物和媒体上的讨论，重心发生了转移，对沉重的税费与官民冲突的讨论，已经被“让农民工拥有城市户口”这种涉及更基本的制度的话题所取代。
　　
　　和“三农”问题一样，教育和医疗一方面成为高悬在国民头顶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大量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也在积聚。可以想见，在教育和医疗问题上，明确并守住社会公平的底线，关系到社会长治久安，也是国家崛起不可回避的课题。
　　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破题之前，社会卜对教育问题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多年。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政府智囊和一般民众，至少在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而阶段性的目标是实现政府1993年做出的承诺，即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占到GDP的4％。本届政府确立了“向农村和向义务教育阶段倾斜”的政策倾向，教育投入是对这种社会共识的回应，其指向首先是公平的底线。
　　本届两会又释放出教育领域的利好政策。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国家将实行免费的大学师范教育。先期免除费用的是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院校，许多省级的师范院校也将随之实行免费。
　　当然，教育投入达到GDP4％的目标，最早也要到下届政府任内才有望达到。至于教育领域的其他问题――如何配置教育资源才能兼顾多层面的公平和效率，如何使教育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增长和文化复兴的动力，有待更长时间的探讨和解答。
　　
　　寻找底线
　　
　　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中国经济学的重镇，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人员之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认为，在医疗这个“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因为国家投入不足而显失公平，又使医疗行为因为失去监管而滋生腐败。她赞同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中国医改的判断：“基本不成功”。在江苏宿迁，李玲对当地激进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做了调查，坚定了她反对以市场为导向的医改方案的立场。2006年夏天，在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上课的时候，李玲阐述了自己的制度设想：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政府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加强对医疗环节的监管――她认为中国的财政能力足以支持上述制度。
　　经济学家周其仁强烈质疑他的同事李玲在宿迁的调查的科学性。从2006年下半年到2007年，他用焦虑的笔调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医疗体制的文章，提醒决策者注意中国医疗问题的复杂。他不反对建立基础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是担心政府在医疗问题上完全排除市场，采取“国家全包”的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可能满足中国庞大而多样的医疗需求，而且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普遍存在的效率底下的问题。
　　两位经济学家相执不下的同时，国务院下属的多个部委参加了制定新医改方案的工作。尽管不断有零碎的消息传来，使人们得以揣测未来的医疗制度的某些方面，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关于医改路径的具体方案一直未定，正说明了在医疗领域，那条尽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政策底线尚未明确。
　　尽管与政府的价值导向相关，寻求底线同时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技术问题。明确和守卫社会公平的底线，关系到亿万人当 下的福祉，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路向。在医疗、环保、垄断、房地产市场等问题上，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如何有效配置各个相关资源，这些远不如安全生产、诚信体系、三农、股市和义务教育等问题上那么明确。寻找底线是技术上的难题，也是政治上的远忧。
　　
　　争议需要对话平台
　　
　　转折时代的特点，用孙立平的话说，是利益失衡和阶层断裂。而各个利益团体都渴望将自己的利益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在中国，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在施政和立法时尤为激烈。
　　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在一片上涨之声中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时刻莫过于2006年建设部在“90/70”政策(新开发房地产项目中，90平方米以下的房屋应占总数的70％以上)上的摇摆不定。2006年1月9日，建设部出台细化规定时有意放宽了“90/70”的尺度，次日下午，细化规定又被收回。相比于各种观点和主张的口头交锋，建设部“朝令夕改”的背后，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房产调控问题上，政府部门在现有体制框架(土地和财税制度)内平衡各种利益的困难。
　　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相比，《物权法》有着一波三折的立法进程。历经七审后提交2007年的全国人大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利益阶层在具体利益上的不同诉求。其实，磨合多年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刚刚一审就掀起轩然大波的劳动合同法草案――立法中的曲折经历，算不得什么稀罕的事情。交锋在未来将变得更加常见。多年前，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姿态认定，“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他去世10年之后，现实让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不管是哪种政治制度下，开放的社会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集团。利益和观念的分歧驱使阶层和群体之间发生竞争，并试图影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仅仅是治理技术层面的调整，已经很难应对变化的形势。为了激发国民的创造力，需要保证社会的多样和多元，同时，对话的平台和利益协调机制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因为这个原因，“两会”将比从前更富吸引力，更刺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发言的欲望。
　　检讨政府施政的得失，判断国际国内的形势，评估政策的效果以及传达中国各阶层的意见：这些工作原是“两会”的基本职责；在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上述话题比从前更能吸引眼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亦比从前更有个性，更善于利用“两会”万众瞩目的发言平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吴敬琏先生和他的同事喻权域，就是两个例子。
　　吴敬琏关于春运火车票不涨价不符合市场经济等言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经济学理性的不平之气。吴敬琏向来是“明星委员”，或许是最善于利用“两会”平台发表观点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受到的褒贬暂且不论，高曝光率和争议证明了其传播策略的成功。喻权域表示将提交有关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的议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媒体的忧心与愕然可以看出，在鼓励议政和开放争议的“两会”之春，对动辄轻言设置“标准”制约言论，人们还是抱有一份警惕。这一点也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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