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盛档“罕有匹配”_路盛e70遥控匹配方法

　　 　　盛宣怀档案的价值,是其他档案不可比的｡其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
　　
　　我来到王元化先生的住所,向这位盛宣怀档案出版编辑委员会主任表明来意,想就“上海图书馆整理盛档”一事向他求教,病榻上的王老微笑着招手,用低低的嗓音说道:你坐过来,离我近一点｡
　　事情缘起于10多年前,大约是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王老的说话,上来就点明了此事的缘起时间｡那时候的上海图书馆馆长是顾廷龙,在一次交谈中,顾老先生谈起,盛宣怀的生前档案,香港有,国外有,上海更有,在上海图书馆里封存着的盛宣怀档案,“有一百箱之多,这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啊”｡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是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参与和涉及到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贸易､军事､金融､教育等许多方面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诸多著名历史人物有着书信来往,“现在,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这一百箱‘盛档’里面,究竟保存着哪些东西,而要弄清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盛档’进行整理”｡
　　在当年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上,顾廷龙､王元化等撰文,为“整理盛档”郑重呼吁｡
　　整理两字说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王老说道,一百多年前的文字资料,有的是报纸,纸张都已经发脆了,一不小心就会碎,有的是写在宣纸上的,粘合在一起了｡当年的上海图书馆,抽调人员力量,对盛宣怀档案进行了细致的清理､贴补工作,“我们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原件整理好”｡
　　王元化先生的叙说话音低微,脉络清晰｡说完整理“盛档”的由来,他的话锋一转,对着我,也仿佛是对着自己,说道:那么,这个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呢?
　　王老的眼神专注起来｡他说道:西方外来文明对中国文化发生较重大的影响,彼此融合,在历史上有过两次｡这个“外来文明”里面,是包括了印度的｡以往说这样的融合,开始萌发在东汉的时候,根据现在的资料研考,似可以向前推到西汉了｡比如佛教传过来,中国就接受了这个释迦牟尼｡中国以往的文化中,形而上的思维､抽象逻辑的内容相对要少｡这一次外来文化的影响,到魏晋､唐时期,这一文化表现的特征就明显了｡第二次,就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近代启蒙,通过传教士的传播,到近代更有中国翻译家的努力,将西方的大量著作翻译过来,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
　　王老让秘书从书架取过一本书来｡这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3年4月出版的《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德里达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哲学家｡王老将书翻到其中的一章,标题是“哲学与思想之辨――王元化谈与德里达的对话”｡他继续说道,这样的西方的启蒙思潮,实际是现代思潮对中国的影响,鲁迅､胡适､梁漱溟等“都在这次文化融合影响的里面”｡
　　王老就此回应自己的提问:盛宣怀所处的年代,是一个“转换”的年代,他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发生着变化的典型缩影,那么,今天我们正在挖掘､整理的盛宣怀档案里,是否能够作这样的推测和希望,我们会发现西方的文化思潮,对近代中国发生冲击的各类实证｡
　　在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出席的王元化先生特意发去贺信,称“盛档”的出版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在贺信里他写道:“盛宣怀档案的价值,是其他档案不可比的｡其存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涉及面之广,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对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他为会议题词:“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
　　临别,王元化先生说,“盛宣怀档案”全面出版､研究工作的启动,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文化工程,可以使我国近代史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上海图书馆及相关研究人员,已经了进行多年的努力,“能够这样丰富地获得前人的原始档案资料,进行近代史实证的准确研究,这是第一次;王老嘱咐秘书,给我找相应的阅读书籍,还说了几位专家的姓名,“我打电话过去,你去找他们,详细地谈”｡
　　王元化先生的房间里,桌上和枕上,到处摆放着各类书籍｡墙上,挂着一张王元化先生夫妇的大幅照片,人在山水间,两人脸庞上现出淡然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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