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洋葱”式的忏悔】 剥洋葱

　　格拉斯的姿态表明: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讲演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取舍,而是要让一切价值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
　　
　　最近,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承认曾参加“党卫军”的事引发了轩然大波｡格拉斯是当代欧洲重要的反纳粹人士,“但泽三部曲”既是着眼于个人心灵发展的成长小说,也是描绘纳粹德国精神历程的历史反思巨著｡而且格拉斯更积极地参与到欧洲政治生活之中,曾为德国总理布兰德撰写多篇检讨德国犹太政策的讲演稿｡批评者认为,有意隐瞒加入“党卫军”的过去,给格拉斯一向标榜的反纳粹立场投上了阴影｡格拉斯本人的答辩是:“只有现在,当我已经垂垂老矣,我才找到恰当的形式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谈论这件事｡”
　　 “德国人的思考方式不是政治的,而是悲剧式的､神话式的､英雄式的｡”这是托马斯?曼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德国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描绘,这个描绘也可应用在格拉斯的身上｡但是在二战之后,像托马斯?曼那样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反对纳粹的那种悲剧式的精神气质从德国知识界中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看似理性实则偏激的政治意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逐渐显露为统摄着今日美国社会(及其影响范围)的保守主义思想｡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间,是一种善恶对立､非此即彼的政治正确性在支配着德国的忏悔话语｡对格拉斯大加指责的菲斯特(《希特勒传》的作者),本人也新著有一部回忆录,反省他的纳粹经历,书名是“不是我”,言下之意是说:那一场政治灾难都可归咎于希特勒和他的邪恶政治,而作为“天真的年轻人”的菲斯特,只是茫然无知地被席卷其间｡菲斯特的忏悔是政治性的,他通过这个忏悔认同了政治正确的新意识形态,并以此让度了自己的责任｡但格拉斯的忏悔建立在主体自觉之上,那个在书中时而用第三人称描述的年轻的格拉斯,不是一个“茫然无知”的人,而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并且格拉斯相信,加入到纳粹德国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事业中的,不只是那些天真汉们,而更主要地是受到了良好教育､有思想､有主体性的德国人;更为重要的是,那个被“妖魔化”的纳粹德国的精神世界中,也不是可以用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的｡
　　格拉斯的姿态表明: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讲演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取舍,而是要让一切价值都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尽管也许迟了六十年,但格拉斯作出了他发自个体心灵之内的忏悔,而且他的忏悔方式正如托马斯?曼所形容的那样――是悲剧式的､神话式的､英雄式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在于,格拉斯不顾及“政治正确性”,将自己的忏悔摆在了作为身处历史之中的个体思考者的主体位置上｡这个位置也许在政治上“暧昧不明”,但也正是因此,格拉斯的充满内省性的文学自传重现了德国人的精神历史,后者具有的悲剧感不能以纯然理性的政治话语言尽,其所具有神话般的表象形式,也不是能够简单地用“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来加以批评的｡
　　格拉斯的书名叫做“剥洋葱”,他对于个人和民族经验的回忆,即如“剥洋葱”的过程,痛苦而辛酸｡那被层层剥落的历史的碎片,不断加强了一股令人难以面对的辛辣之味,它以无法言说的方式表达了历史带给个体的复杂感受｡格拉斯在已经功成名就､迈入暮年的时候,敢于再次和读者分享他“剥洋葱”的痛苦和辛酸,而且他剥下的是自己的皮肉,这行为使他加入到人文思想史中那些最伟大的忏悔者的行列｡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剥洋葱”的比喻凸现出了历史记忆的吊诡之处｡那一层一层的剥落过程中可能有着意料不到的发现,呈现出许多被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所压抑的故事――比如格拉斯在小说《蟹行》中重现了装载着九千德国难民的“古斯洛夫”号被苏军炸沉的经过,这个几乎无一人生还的海难比“泰坦尼克”号遇难更为令人发指的地方是,它完全被人忘却了;而格拉斯在“剥洋葱”式的回忆中让这许多“被迫遗忘”的时刻重新获得了生命,包括德累斯顿的轰炸,纳粹德国的最后岁月,以及他作为纳粹信仰者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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