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用影像向世界说明中国] 刘香成

　　1983年，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了刘香成的摄影集《China after Mao》，这本只有96张照片的薄册子以日常点滴浓缩了1976-1983年间中国的政经巨变。 　　1976年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来到中国时，刘香成只有27岁，他将镜头对准珠江边带着黑纱打太极的人们、对准借着天安门广场华灯的灯光学习的年轻人、对准故宫门口身穿军大衣手举可口可乐的小伙子……“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这本书在海外先后推出了4个版本，刘香成曾经以为永远看不到它在中国内地出版。他并没有等太久。2011年2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推出了《刘香成：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黄永玉看到这本集子，感慨他对人民和土地“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当当网上一位读者留言说：照片比文字会讲故事。这可能是诸多读者留言中最让刘香成喜欢的。这二三十年间，无论是拍是编，他的信条只有一个，“我一直都希望把摄影带到新闻语言的主流地位，而不是说摄影只是文字的辅助。”
　　“让影像替你说话，让影像替你呼吸，”谦和平易的他说起图片时，言语笃定、不容质疑，“好的图片不需要任何说明。”
　　
　　“把影像带到摄影之上”
　　
　　常有年轻摄影师向他讨教，“刘老师，你给我们说一说吧，到底怎样才能拍出一张好图片？”
　　这个问题难倒了这位世界知名的华人摄影师、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说是说不清楚的，我编本画册，你们看吧！”
　　在淡出新闻一线之后，当年的传奇摄影记者埋首于历史资料图片，用自己那对“会看图片的眼睛”在世界范围内甄选佳作。
　　2008年7月由他主编的摄影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由德国TASCHEN出版社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全球发行，受到全球150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被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最佳摄影画册；
　　2010年，他与钟情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专家凯伦•史密斯女士合作，编辑出版画册《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2011年9月1日，他独立编辑的《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面世。
　　为了编辑《壹玖壹壹》，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满世界搜罗影像资料，“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国家中，只有比利时我没去。”
　　最终挑选出的九百多张图片，只有极少数出自职业摄影师之手，昔日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军火商、冒险家才是他的“主力创作人群”。
　　当他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家图书馆，翻开馆藏的大部头黑色或蓝色影集，心中升腾起圣洁庄严之感，“他们不仅完好保存了照片，还有电子版本，码放在洁净桌子的特制书架上。”
　　“在中国，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很不当一回事地说，‘那不过是些老照片而已!’好像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不配躺在蓝丝绒衬里的盒子里，只能属于潘家园这样的旧货市场。”
　　他摇头轻叹，“这是没有文化的说法，非常粗糙的论断。影像是历史的记忆，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
　　“中国一边大兴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馆；一边却疏于看管视觉历史的纪念物，”他认为搭构完整的影像史料系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们要么不注意保存，东西流失在外，要么是没有版权的翻拍作品，工程量很大。”
　　在海外遴选图片时，他会先在当地聘请助手，“请他们把本国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床上面、床下面全翻出来，我先看小样，看过小样，再飞过去看原作。所有选中作品都按照国际版权公约签订合同，取得合法的使用权。”
　　该书封面所用的图片藏于意大利米兰的宗座外方传教会PIME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拍摄者是南怀谦神父(Leone Nani)，1904-1914年间他以传教士身份在中国内陆有过长时期的旅行、观察和摄影。
　　刘香成托了许多关系，最终通过一位意大利驻京记者朋友辗转与教会方面取得了联系，可是对方迟迟没有把照片发过来，“我们就一天一个电话地催他，每次打过去，那位老先生都在午睡，”刘香成忍俊不禁，“大概被我们打扰得实在受不了，6月份的时候照片终于发过来了。”
　　“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他珍视那些由一个个决定性的瞬间凝聚成的历史，此次收集来的九百多张图片，他请人一张一张地做了精修，“很多图片我们的质量比原图还要好，《辛丑条约》的原件一张翻拍图就有2G大。短短一年的时间，肯定会有遗漏，但我们用心打下了一个基础。”
　　
　　“我怎么没看到一个上海人呢”
　　
　　他坚信一件作品再精致完美，如果无助于人们认识一个时代，“也仅仅是张照片而已”。
　　但他并不看重宏大叙事，而是鼓励摄影师将记录时代的壮志雄心深潜于日常生活之中，“我参加了好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拍摄，拍过好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不以那个为主，通过个人可以体察时代，只盯着领导人的图片说不出这些故事。”
　　受世博上海联合企业馆委托策划上海影像时，上海市新闻办捧出了一堆上海图册供他参考，“都是大厦，都是成就，满眼灯火，不见人家。”他给新闻办主任打电话，“王主任，怎么在你给我的画册里，一个上海人都找不到啊？”
　　年轻的时候，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的一句话印在他心上，成为日后他举起相机时的隐形支架，“为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穷人的脸和骄傲的人的手势，为看清一个男人的工作，你应该去看这个男人所爱的女人，仔细观察，在观察中得到乐趣。”
　　“我离那些名人很远，他们说明不了什么。”《上海》图册五百多张照片里，只有3张照片上没有人物出现。这本图册里，没有外滩万国建筑群和南京路步行一条街，也没有城市地标建筑，更没有浦江两岸霓虹夜景。他放弃马克•吕布等大师的作品，把不少版面给了上海平民摄影师薛宝其。
　　为《壹玖壹壹》搜集图片时，摄影师亨利•爱德华•拉沃尔（Henry Edward Laver）1909年拍下的一张图片让他惊叹，“一百年前人们就会这样拍照片了！”
　　这张图片收藏于牛津大学Pitt Rivers Museum，名为“七个爬上墓塔的人”，“这是一张人物群像，七个精壮汉子赤膊攀爬在墓塔上，Richard Avedon（理查德•阿维顿，美国人文摄影大师）在上世纪70年代大量使用了这种将人物放在真实的境地，而非摄影棚内的拍摄手法，一时引为风潮，岂知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已经会这样拍了。”
　　“一说到1911，人们都会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但我更关注大时代里的民生，想知道在那个时代里，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怎么生活。关于1911会有许多著述，文字占到绝大多数，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图片与文字一起出现在国人的视野中，对那个年代有一种更具体的印象，”他温和一笑，“别总是一句‘百年沧桑’、‘百年耻辱’就带过了，这一百年，我们中国人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应该知道。”
　　“这3本书，我是用了心去做的，”他缓慢而温和的语调里有一种坚定，“摄影作为一种视觉语言，远不止一张张图片那么简单。中国人对于摄影语言的认识太单纯了。摄影可以做很多文字做不到的事情。我知道影像的力量在哪里，花了这么多气力，就是要用影像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补白，用影像向世界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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