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鹅”,,霍英东的中国梦]广州白天鹅酒店

　　“租界”里的改革开放 　　一百五十多年前,去沙面是不需要过桥的。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不久之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广州成了固定的通商口岸。全权负责在广州寻找租界区的哈里•帕克斯看上了位于珠江岔口白鹅潭畔的沙面。为了防止广州“暴民”威胁到租界区内外国人的安全,哈里•帕克斯主持开挖了一条宽40米、长1200百米的小涌,并在沿河筑起6英尺高的堤围,这才有了那条叫做沙基涌的人工河和两座跨河桥――英格兰桥和法兰西桥。
　　在沙面租界区,英国分得4/5的土地,法国分得1/5的土地,沙洲上的寮民(广东搭寮居住的穷民)被全部迁走,除了与洋人有特殊关系的买办外,普通的中国人不得迈进沙面半步。沙基涌隔断了广州与沙面,更隔断了中国与这个时代。
　　经历了无数次反抗、沦陷、收复,沙面在炮火和愤怒中压抑了整整120年。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中国随即开始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此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一个民族崛起的中国梦已经在一位香港富商心中酝酿了许久。这个出身贫苦的“资本家”就是霍英东,一个黑瘦的番禺人。改革开放那年,他已过花甲。
　　霍英东儿时也曾是寮民,一家七口人住在一条小船上,靠在广州和港澳之间运货维持生计。这个出身贫寒的少年凭借着勤劳和聪慧,一步步成为了亿万富豪。无论身份如何变化,霍英东始终有着中国情结。抗美援朝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硬是在香港组织起船队,为大陆运送大批钢铁、轮胎、汽油和药品等急需物资。此后,他一直顶着港英政府的压力,援助内地经济。因为这个原因,霍英东被港英政府举办的一切官方活动和慈善活动排斥在外,直到1997年英国撤出香港,他也没有获得大英帝国授勋。
　　霍英东早已切身体会了“租界”和“落后”的含义,这个酒店大亨渴望通过一个他有能力控制的企业,来推动国家的改革。
　　对外开放后,往来广州的客商日益增加,计划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广州酒店业却仍然停留在“招待所中国”的阶段。由于宾馆奇缺,许多来广州投资的外商只能住在酒楼,撤掉桌子,直接铺床过夜。
　　几乎是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说,要在全国几大城市建立几个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霍英东是合作的第一个人选。
　　大陆早在1978年就通过香港新华社联系上了霍英东,希望他能带个头,与内地合作兴建一个旅游饭店。起初,霍英东希望捐赠半个宾馆、500个房间,但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副省长杨尚昆都认为“捐赠”有“要钱”之嫌。最终,双方选择了合资的形式。从1978年夏天向霍英东提出意向开始,经历了10个月无数次的会议和文书往来,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立项建造白天鹅宾馆。
　　霍英东常说:“人家看你是不是改革开放、有没有和国际接轨,首先看你的宾馆,过去,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宾馆和资本主义的宾馆连味道都不一样。”白天鹅宾馆的合资合同规定了15年的合作期,而后“白天鹅”的产权将归国家所有,在最初的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港元的造价预算中,3/4的资金由霍方提供。霍英东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有些苛刻的条件。从诞生之日起,“白天鹅”就注定不是一笔赚钱生意,而是一个爱国商人的中国梦。
　　
　　一个宾馆所能改变的
　　“白天鹅”的选址并非一开始就在沙面。广州市规划局起初给霍英东提供了三个地方:现在广州中国大酒店、广州花园酒店所在的位置,以及沙面。前面两块地方需要占用耕地,霍英东没有采纳,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知道沙面的过去――殖民地租界。正是因为英美商人对这块土地十分熟悉,霍英东才更加希望在这里建造一座高级酒店,他相信这样“能长民族志气”。
　　对于一个在屈辱和封闭中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国度来说,在上面凭空建起一座足以令人自豪的现代化酒店谈何容易。“白天鹅”的建立,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当时国内物资奇缺,更没有现代化酒店所需要的配套设施,为了配合广州秋交会,“白天鹅”准备在1982年10月试开业,这时距离动工仅仅只过了3年时间。试开业前的一天深夜,霍英东把当时的餐饮部经理彭树挺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两桌人,四菜一汤,你能不能办到?”彭树挺回答:“可以,九菜一汤我都可以做,但你必须满足我三个条件。首先,通水通电;第二,要有餐厅;第三,要通煤气。”当时,广州仍然在烧煤,公安局还没有批准“白天鹅”用煤气,餐厅也还没有装修完。
　　“白天鹅”是霍英东“逼”出来的。在他眼中,困难不在于物资的匮乏。他去工厂参观时发现,自己上洗手间的间隙,工人就会把机器关掉休息;到农村参观,车队一过,农民就放下锄头什么都不干。施工单位效率低下,才是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想改变的。
　　“白天鹅”试开业那天,原本计划招待的只有两桌四菜一汤,结果来参加开业酒席的人临时增加到21桌九菜一汤,霍英东亲自督阵,整个“白天鹅”的工作人员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终于做到了令客人满意。
　　那场晚宴结束后,霍英东做了一个演讲。他对下属说:“中国人只要体制改变了,只要不再‘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外国人办得到的事情中国人也办得到。‘白天鹅’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不要你们做一个赚钱的酒店,而是要你们做一间好的酒店,做一间能够在改革开放里面起到窗口作用的酒店。”
　　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提出了“三自方针”: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白天鹅”从成立开始,从始至终都没有请过一个外籍管理人员。当时,大陆几乎没有人具备经营和管理大型酒店的经验和能力,霍英东对忧心忡忡的管理人员说:“要我把全国的总经理送到国外培训,我没有办法,但你们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去吃去住,把人家的东西学过来。” 他每年都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亲自陪酒店经理到世界各地住最好的酒店、吃最好的餐厅,并且把“白天鹅”一百多位部门级别以上的主管送到东南亚培训。所有费用,都是霍英东自掏腰包,没动用过“白天鹅”的一分钱。
　　“白天鹅”刚刚开门营业的时候,霍英东主张“四门大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当时很多国内的管理人员都反对,他们担心会造成“白天鹅”的混乱,影响到外国客人。在霍英东的坚持下,“白天鹅”对所有公众开放。开业那天,果然有很多人涌进了宾馆,大堂的鞋子捡了几框,洗手间每天用纸两百卷。对于好奇的市民来说,“白天鹅”是一个新鲜的“景点”。面对这样的场面,有些管理人员一度打算在沙基涌的桥头卖门票,但霍英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服“白天鹅”的员工:“我搞这个宾馆,就是要让中国的老白姓来看看,今后的生活会变好,‘白天鹅’地处沙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租界,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如果再建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来,说不过去。”“白天鹅”从开业之日起,就没有出入限制,这对刚从政治年代走出的中国来说,难以想象。
　　今天,“白天鹅”已经真正成了一个著名景点和城市地标,很多到广州的人都会专门去“白天鹅”拍照留念。在那个特殊年代,霍英东所冲破、所改变的体制和思想枷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已经变得稀松平常。“一个酒店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改变”,霍英东的梦想变为了现实。
　　
　　“白天鹅”见证的时代和人
　　在将近30年的历程中,“白天鹅”招待过世界上无数的宾客,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它的另外一个缔造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来到“白天鹅”,没有戒严和封场。在宾馆28层的总统套房俯瞰珠江景色时,老人兴奋地说:“‘白天鹅’好!比美国的还要好!”邓小平再次到“白天鹅”吃的是西餐,他问当时负责随行招待的彭树挺:“牛肉是哪里的?” “法国。”“面包是哪里的?” “法国。”邓小平在“白天鹅”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不久之后,中央做出了继续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决定。
　　 “白天鹅”在1985年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首个中国的成员。霍英东曾在另一位国际酒店大亨希尔顿面前指着自己的员工说:“Local!Local people(本地人)。”他感到自豪和满足,因为自己见证和推动了这个时代,更证明了中国人所能到达的高度。
　　今天的沙面,充满宁静与祥和。在这个眺望珠江的美丽小岛上,拍摄婚纱照的年轻人在风格各异的欧陆建筑前甜蜜拥抱,微风抚下的落叶静静地躺在石砖地上,旁边是林荫间偶然落下的阳光。沙面深处,紧靠江边的地方,白天鹅宾馆和那些古松一道,默默见证着时代的沧桑巨变。
　　霍英东先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他留在“白天鹅”、留在沙面、留在广州、留在中国的观念与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
　　(参考书目:雷铎 《光荣与求索 霍英东之梦与白天鹅之路》。感谢白天鹅宾馆副总经理彭树挺先生和营运部谢绍地女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广州五星级酒店一览
　　广州东方宾馆: 开业于1961年,东邻越秀山、西依流花湖,与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锦汉展览中心隔路相望。广州历史最悠久的五星级酒店。
　　广州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坐落于风景怡人的越秀公园与流花湖公园的环抱中。中国内地首批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也是广州唯一由国际管理集团管理的五星级酒店。
　　广州花园酒店:于1984年开业,位于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广州市环市东路繁盛商业区之心脏地带。中国内地首批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之一,白金五星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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