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狸一样的阎老西】 阎老西

　　狸一样的阎老西 　　军阀是中国近代史的怪胎,上世纪30年代,蒋中正各个击破大小军阀,一统天下,但历史仍未对此作出客观评价。 　　1930年5月19日,阎锡山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其时,他是中原大战的主要发动者。2010年7月,他再度被世人忆及,成了本刊封面人物。时隔70年,看着晚年阎老西那一副慈眉善目模样,谁能料想他也有叱咤风云的往昔。
　　他的性格特征,和传统概念中被简单涂抹的军阀形象不太一样。他不嗜好女人、酒、鸦片和金钱,却曾给山西带来了近代文明的诸多好处。他精明、会算计,奉行的是“中”的哲学,但他仍是割据一方的霸主,政治上惯于脚踩两只船,日本人的绝密档案中,他的代号是“狸”,因为他心机过重,难以揣度。
　　“狸”一样的人,偏隅台湾后,晚年落寞潦倒,终成了一段历史的句号。
　　杨锦麟(凤凰卫视)
　　《“山西王”阎锡山》
　　多年前看过《阎锡山传》。世人对他的认识比较片面、肤浅。国民党很多战败的将领,其实都不是仅仅用“军阀”二字所能概括的。阎锡山曾组织一帮人,专门研究国家应实行怎么样的制度与治理。山西在他治下繁荣鼎盛一时。
　　――天下狂客(新浪网友)
　　
　　老阎是山西人,他的祖宗都在山西,他会把环境污染了、把良田都变作工厂的厂房,让几十年后倒闭的工厂的地皮上无法种地?他会把煤矿都挖完让地下成为一个个大洞?他会以发展经济的名义把干净的水源变成排污口?他会让山西人赚一块钱老外赚1000块钱?他是地方军阀,但是有些地方做得比现在的官员们都好……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啊!这地儿给弄糟了,换个地做官去。
　　 ――459(网易河南郑州网友)
　　土地所有问题一直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无论是农业国家还是今日的城市化,要解决这一痼疾必定涉及政治制度的本质。今天看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故事,发现阎锡山也曾对此苦思冥想,他在山西农村试行的土地村公有和村本政治,据说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建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宁(艺术家)
　　
　　看过文章就会发现,他从来都没有把谁当成绝对的敌人,也没有把谁当成绝对的朋友。他所做的,不过是周旋于各派之间,为自己求一片天地而已。若只是这样,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军阀罢了。他的不同,在于他这么做的目的。诚然,他运筹帷幄,为自己谋得了平安;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为山西百姓谋得了平安。通过他前期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办学、整顿经济等,可以看出他是真心为百姓着想的人。军者,保境安民为其第一要务。其实阎的政策――执行中立――正是军队的天职。若一心抗日,逢日必战,势必会对军队造成伤亡,而这后果将由百姓承担――征兵,加税,难保一方平安。阎所为,即非迫不得已不交战,其实是顾全了百姓的利益。他前期虽然有些许搜刮民财的嫌疑,也可理解,毕竟军队的开销非常人所能想象,他也没有把这笔钱用于私欲。综合来讲,阎是山西人民的守护者,是一心为山西的人民谋福祉的人。
　　――Xorphorsia(网易美国/加拿大网友)
　　
　　重新学习“过日子”
　　好像是王朔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形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多快多大。大意是:中国哪儿有什么绅士?现在有权势的人,50年前都是地主家的放牛娃。对于这种快,我也有体会。毕业后曾有两年多时间不在北京,等再回来就发现哪儿都不认识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爷爷奶奶更是不敢出门,他们早已成了祖国的陌生人。
　　在东莞的工厂,也有打工的女孩向我讲述过类似的迷失感。她们从农村来到沿海城市,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离家。在物质主义横行、男女关系开放、人际关系复杂却又寂寞的城市,她们要开始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而她们的父母,就如同我的爷爷奶奶,早已对儿女面对的新生活知之甚少。
　　面对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要重新学习怎么“过日子”。“过日子”,是我最近采访研究自杀的学者吴飞时,他提到的。他并没有说什么让公共知识分子血脉贲张的语录,但这个“过日子”的概念却让我印象深刻。面对社会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城乡断裂,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怎么“过日子”了。由此我才可以理解最近频发的自杀事件。它们绝不是简单地对工作环境的抗议,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压抑和迷惘。它们的发生也不单是因为很多媒体渲染的“血汗工厂”,而是因为社会变化得太快,就像把一个人突然扔在飞速运转的跑步机上。
　　前两天,一位家住明尼苏达州小镇的美国同学对我说,50年来他的家乡最大的变化是,镇上一个路灯倒了,又修起了一个。
　　 本刊记者 刘子超
　　极端体验
　　我小的时候喜欢看一些神神怪怪的书,比如濒死体验研究啊、重大灾难纪实啊什么的,在我还没弄清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形状时,就牢牢记住了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庞贝古城里那些被熔岩吞没的人的形状。所以我从小就认定世界是很危险的,一个人居然能完完整整地活到30岁40岁甚至80岁,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等到自己长大了,才发现世界并没有那么凶险,除了没事找事去蹦极,人们遭遇极端体验的机会是不多的。于是在大学毕业投身新闻这一行前,我甚至真的一度觉得“风景这边独好”了。结果第一次去西藏采访就遭遇高反。那时候拉萨到日喀则得过羊八井,要翻两座雪山,我记得头疼是在一个黄色峡谷里来袭的,它从后脑勺蔓延开来,最后把你的脑子变成浆糊,最疼的时候我眼巴巴望着窗外的悬崖,希望车子能翻下去。后来我又几次去了藏地,回想起这次经历,总是忘不了那朴素而倒霉的愿望。
　　今年4月在玉树,我们走得匆忙,睡袋防潮垫都没带,半夜裹着棉大衣睡在一个大帐篷里,零下十几度,腿脚贴着碎石地,每次都是刚一睡着就被冻醒。后来摄影师大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裹尸布,刚够我俩垫在小腿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睡个十来分钟才被冻醒了。那 晚我们都觉得自己肯定要感冒,结果第二天早晨,吃了碗泡面后,我们就四处采访去了,而且那天还采访得特别顺利。可是我最近一次去拉萨,就真的感冒了。躺在旅馆的床上,喉咙疼得要死,一整夜就在吐痰和大口吸气(天晓得我为什么那时不去看大夫!)。我知道在高原感冒是很危险的事情,我甚至一直在想象肺水肿到底是什么原理、症状……后来,后来我又好了,活蹦乱跳地去色拉寺看辩经。
　　现在回想这些,觉得当时的时光真是漫长啊,就像锯齿一样。我拖着大包,翻过一座又一座标准的小山,看看表,不过才过了5分钟。也许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样子吧,一次次极端体验,只是让我们觉得它还挺美好的。
　　 本刊记者 杨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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