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之殇] 三鹿奶粉

　　不要忘记这群特殊的孩子 　　 　　就算官司打赢，孩子又能怎么样？ 　　 　　再次来到王宇（化名）家是北京入冬后最冷的一天。他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正蜷缩在暖气片的周围，不远处是一箱里头还剩几包的“伊利”牌液态奶，最便宜的那种。王宇说，今儿太冷了，明天还得出去再买一箱回来。
　　
　　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的中秋节。那个时候，王宇并不避讳谈及自己的姓名、身份。现在不让了，因为他从事的工作与奶粉有关联。上次采访结束后，领导和同事提醒他，不要搞出什么难以预料的麻烦。
　　还是那个狭小的家，是他打工所在公司提供的10平米左右的灰瓦平房：既是卧室、会客室，又是厨房和餐厅，墙角的一块地隔起来，勉强做个厕所。
　　为了让照顾孩子的丈母娘能睡得舒坦些，王宇说服公司领导将这间仓库的一角划给他，可以支起一张小床。每天晚上，他就在这里独自入眠。由于是仓库，没有暖气，睡觉的时候总是在被子上面再盖上全家人的棉袄、棉裤。在“重压”之下，几乎整夜都是平躺着，因为翻不了身。
　　王宇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1998年中专毕业后，只身前往东莞打工，两年后来到北京投奔姑父，谋得一份做商场超市贸易的差事。老婆是海南人，曾经的同事，2004年在北京结婚，3年后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老婆怀孕的时候缺乏营养，分娩后几乎没有奶水，孩子只能喝奶粉。奶粉的品牌太多，王宇觉得贵的、进口的实在买不起，也不想让下一代喝最差的，哪怕自己受饿，所以只能咨询医生。医生建议他：“三鹿”的牌子响，质量有保证，价钱不会太贵。”还负责任地叮嘱一句，“孩子太小，最好不要换奶粉的牌子，胃子吃不消。”
　　王宇说，自己是农村长大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大城市里的医生有天生的崇敬。“医生说咋样，我们就咋样，错不了”。就这样，他认准了三鹿，从包装上写着“适合几个月大小婴儿食用”的那种，一直买到“适合1-3岁幼儿食用”。由于是双胞胎，需求奶粉量大，最大容积包装的奶粉，两天多就得吃掉一包。他每次都是看到超市做特价的时候，“一搬就是好几箱。”
　　噩梦始于2008年8月5日。那一天，二姑娘开始持续发烧，体温表上的红线一路飙升，最后在39度7的位置略微稳定下来。紧接着，小便变得困难起来，起先是每次只能尿一点，后来就几乎尿不出来了。一整个晚上，孩子就是哭，不停地哭。
　　第二天早上，王宇带着老二去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检查，血检和尿检结果是：“不排除泌尿系统的病症，按此治疗。”接着，连续的打点滴和吃药理所当然地降临在二姑娘身上，嫩薄如纸的头皮不知道被戳了多少个针眼，实在戳不过来了，就把头发剪掉一些，或者往脚上戳。到后来，孩子“哭不动了”，就木然地看着大人，没有表情。
　　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无论怎样地加紧治疗，王宇也不会耽误孩子的正常饮食――三鹿奶粉是在继续冲服的。一周过去，孩子开始咳嗽，影像检查后医生说，孩子太小了，可能是受到感染，得了肺炎，而泌尿系统的不正常状况依然没有被排除。床位爆满，医生建议转院至北京军区总医院治疗。新的检查结果是：“孩子的左肾有问题。”但医生怎么也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有肾结石，总认为“可能是肾部的钙化灶”。不幸的是，二姑娘正是那个不可能中的可能。
　　肺炎治好了，肾结石的病还没有痊愈。主治医师叫来王宇，让他最好能带孩子去北京儿童医院看看，那里是中国最专业的儿童病诊疗中心。那时，王宇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自己确实是掏不出钱来了。
　　2008年9月12日，二姑娘的啼哭依旧不止。在清早送达的手机报上，王宇第一次看到了“问题奶粉”的说法，他几乎是冲刺般跑回屋里，拿出孩子一直食用的奶粉，所有的疑惑全部释然。不多久，他紧张地凝视起一旁默不作声的大姑娘，她与妹妹喝的是同样的奶粉、同样的剂量，不过现在还算健康。如果哪天这孩子也重蹈老二的覆辙，已经掏空的钱包又如何变出治病的钱来？一万元，5个月的工资才刚刚用完呢。
　　最近这次见面，王宇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大姑娘没有得病，“政府说要免费筛查的时候，我们想也不想就打了一辆车带老大去查，没事。这次打车花了70多块钱，一点没心疼。”老二吃下了上万块的药，喝下了不知道多少吨的水，现在院方说是康复了，小便也基本正常。但是，让他着急的是，没有一个医生能承诺他，孩子不会留下后遗症。
　　王宇从抽屉里翻出一份材料复印件，这上面有一段话，他用钢笔划了出来：“三聚氰胺导致肾功能损害，不单单是在形成结石这方面，它对人体和动物的损害还有可能导致膀胱癌和不育。”面对这些，王宇说，自己平静不下来。
　　
　　在他不平静的日子里，有人介绍给它一个网站――“结石宝宝”。这是一个民间的BBS，主办者在线征集结石宝宝的线索，待时机成熟时进行集体诉讼。王宇看了一眼就关了，他说自己打不起官司，也没那个想法，他宁愿等着、守着，“反正不是我一家，那么多人家的孩子，总会有人来管吧。”
　　“如果真的没人管，就算官司打赢了，孩子又能怎么样呢？”
　　
　　民间力量该做一点事情
　　
　　王宇没有想到的是，“结石宝宝”网站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受害家长。他叫赵连海，曾经供职于《中国质量报》等单位。在自己的孩子不幸成了“三聚氰胺”受害者之后，他在QQ上建起了“奶粉群”。2008年9月24日，赵连海正式注册了“毒牛奶.NET”的独立域名。两天后，为了让网站的名称更加中性，赵又将域名改为“结石宝宝”。
　　赵连海住在北京大兴区团和农场，十分偏远。网站建立后，他几乎足不出户，终日守着屋里的那台电脑。目前，“结石宝宝”的注册网友已达600人，发帖数与回帖数均已超过2000条。这些注册网友全部都是“三鹿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的孩子有的已经完全康复，有的正在治疗或恢复中，还有的已被遗忘。赵连海希望，这个网站可以找到更多没有得到妥善救治的结石宝宝，把他们的问题暴露出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国家太大了，不可能每个人都管得过来。那么，民间力量应该做一点事情，提醒责任部门，不要忘记这群特殊的孩子。”
　　所做的这一切，赵连海都自行垫付了费用，当然也无处报销。他说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受害家长，而且“家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花这点钱不算什么。重要的是，钱花得要见效。为了更清晰地整理出受害家庭的资料，赵连海于去年11月在网上挂出了一份自制的“统计信息表”，短短半个月，他就收到全国各地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填好的表格两百多份。
　　令赵连海最忧心忡忡的是，发来信件的大多是在广东、江浙一带打工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受害家长，至少他们会上网下载、发邮件。他心里明白，更多的受害家庭分布在甘肃、陕西、河北、云南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上网于他们而言是奢侈、是高科技、是“洋玩意儿”，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医疗卫生条件差、信息闭塞、政策和监管难以到位的“死角”。为了更多地掌握偏远地区结石宝宝的治疗康复情况，经过多方联系和寻找，赵连海和一些律师、民间NGO代表于11月25日在北京共同举行了一个受害家属联谊会，受害人所有的参会费用全部免掉，这让很多与会者感动得当场垂泪。
　　在与赵连海的接触中，他哭过5次，每次都抑制不住。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三鹿事件发生后，除了在电脑前搜集资料外，就是去教堂做弥撒，祈求神灵保佑那些饱受劫难的孩子们。这个中年男人，声音厚重、浓眉大眼，是典型的北方汉子，但是，在结石宝宝面前，哪怕仅仅只是看见家长们在网上写下的只言片语，他就会立刻变得脆弱、变得柔软、变得泪水涟涟。
　　令他内心更苦楚和抑郁的，是王宇和王宇们的质疑，甚至谩骂。在网站刚刚创办的一个月里，有不少网友在BBS上指名道姓地骂他，说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可告人的企图、不可告人的欲望”。做过记者的赵连海说，被骂的时候是委屈、是愤怒、是近乎癫狂，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静下心来想想，这些质疑和猜忌纯属正常。一个人，整天不工作，办这个网站搜集受害者资料，提供给相关部门，“如果不是想从中牟利、捞钱，他图什么？”
　　
　　康复过程可能是一辈子
　　
　　王宇怎么也不相信赵连海，他说依靠自己打工挣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廖明波来说，他就只能抓住这棵救命稻草了，尽管这颗稻草那么纤细、那么弱不禁风。
　　廖明波的女儿廖思瑶刚刚做完第三次手术，前两次在武汉，这次在广州。4岁女孩的娇嫩身体上，已经留下一道近20厘米长的手术刀印，永远无法抹去。王宇相信“总会有人管到底”，而廖明波则坚持“要主动让他们管到底”。
　　廖家很穷，来自湖北监利，一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由于家住长江岸边的新洲镇，隔上两、三年时间就会有洪灾袭来，根本不能种庄稼、养牲畜，廖明波一家于1998年长江特大洪涝灾害过后迁入全国最大的移民村落――三闾移民新村。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廖明波和村里近9成的年轻人一样，选择南下广东、打工谋生。
　　2004年8月，女儿廖思瑶在深圳出生，同事们前来道喜，并送给小孩两罐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从此，“三鹿”成为孩子的主食。2005年7月，廖思瑶的小便开始出现异常，有时甚至会尿出血来。廖明波带着孩子辗转深圳多家医院，均确诊为多发性肾结石伴肾积水，“必须立即手术治疗，否则将直接导致小儿排泄和肾衰竭。”
　　廖明波记得，每在一家医院得到确诊，医生都会用同样的诧异眼光诉说着惊愕与疑虑：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得肾结石呢？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匪夷所思、难以置信和无可奈何中，廖明波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携女治病道路。
　　
　　2005年的10月28日到11月16日，这20天时间里，廖明波卖掉了自己所有的家产，还向老乡七拼八凑了一些钱，将女儿送进了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手术后，廖思瑶的体内取出黄豆般大小的结石十多枚，但这并没有结束她的噩运。半年后的复查，又转为膀胱结石，形成速度异常并出现恶化，即将堵塞输尿管。别无他法，2006年的10月3日，小女孩再次进行手术，这次治疗持续了12天，最大的一枚结石，像极了老家的鹌鹑蛋。
　　为了查明这种罕见的婴幼儿结石的形成原因，武汉同济医院的专家对廖思瑶的结石及尿液进行了化验，结果是胱氨酸超标45倍；赖氨酸超标5倍，“典型的生理代谢紊乱引起的泌尿系统疾病”。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人能道出所以然来。因为无论医生的询问多么地细致和深入，终究没有问到孩子吃的是什么奶粉。
　　紧接着是第二次手术后的复查，孩子的肾脏内被查出仍有大量的颗粒结石。医生会诊后告诉廖明波：他们已经确诊孩子的病属于多发性肾结石，目前无法治愈，在国内只能是常规的保守治疗。
　　出院时，专家让廖明波每年至少要带孩子做三次以上的彩色B超和尿液检验，来观察结石变化。并且，这种病无法标本兼治，只能依靠药物控制和食物疗法。在追问下，医生最后说，即便是食物疗法和忌口也只能缓解石头的增长速度，疗养康复过程将会十分漫长，“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也有可能是一辈子。”
　　“三鹿奶粉”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廖明波带着廖思瑶，拿着满满一信封的单据、发票、检验报告来到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医学专家随即断定：孩子的泌尿系统疾病完全是因食用“三鹿奶粉”所致。
　　不过，令廖明波无言以对的是，国家规定免费治疗的儿童限定在3岁以下，而此时的廖思瑶已经4岁。接待他们的专家将一对父女送到门口，拍了拍廖明波的肩膀，“我只能说我很同情你。”
　　赵连海在11月25日的联谊会上见到了廖明波，也见到了很多受害者。在联谊会上，法律界人士和公益组织提出，应当就“毒奶粉事件”实施“一揽子方案”，建立相关基金会，来解决这些孩子长远的康复问题。
　　这个倡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具体计划正在筹备。赵连海希望，由最具美誉度和影响力之一的基金会组织“宋庆龄基金会”来运作此事，他也会把自己苦撑近半年时间的“结石宝宝”网站无偿转交给基金会。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作为民间松散力量的所作所为，才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结。他渴望终结时刻的到来。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的第三天，12月27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传来最新消息，包括三鹿集团在内的22家责任企业表示，他们愿意向患儿主动赔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这22家责任企业还共同出资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22家责任企业愿通过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以取得患儿家庭和社会的谅解。目前，赔偿资金已全部筹集到位，近日将通过多种渠道发放到患儿监护人手中。
　　大家都在期待：一切将如约而至。“结石宝宝”们的人生，也还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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