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人性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面] 最具代表性的英文
发布时间:2020-03-30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人物周刊:《风雅颂》中,浓缩个人经验的描写占多大比例?你不觉得书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过于偏激? 阎连科:这部小说本来要取名为《回家》。讲的是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老教授,与妻子生活多年却没有共同语言,在城市找不到根。于是回到故乡,即使与过去的情人相遇,他最终还是无法获得心灵上的满足。
看了初稿的朋友都说书名不妥,便挖空心思地改成了《风雅颂》。我知道,这样做难免有些附庸风雅,可一时又没有更为贴切的书名,也就只能这样罢了。
肯定是有些偏激。大家都说每个作家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他的精神自传。这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部小说除了说回家,还有其他复杂的成分,至少对我身上的那种嬉笑怒骂的习性揭露还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当年让我一天之内转业,我还在电话里假装地问,还要不要我去听课?还说了非常好、非常感谢组织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懦弱虚荣的表现。但要我在领导面前骂人、拍桌子,我没有这个能力。这种骨子里的懦弱、明哲保身的思想,也和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和从最底层爬上来的经历有关。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在城市里无论呆多久,都是找不到根的,现在还这样?
阎连科:我想这种漂泊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代人的事,是世世代代从乡村出来的人,都依然或是没有充分表达的一个问题。
我常说,看你在这块土地上有没有根,一是看这块土地上,埋没埋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二是看你对这个城市爱恨与否,在这个城市里面,有没有过自己爱的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就和这座城市没有发生根的联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见过无数爱情的虚幻,你对那种虚假的爱情反而感到一种真诚,但是对真诚的爱情反而害怕?
阎连科:因为我觉得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塑造那种感天动地的爱。中国人没有那种爱,中国人的爱是柴米油盐。为什么我们老写想象中的爱,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没有,我们才需要塑造。如果生活中有那种惊天动地,感天动地的爱情,就没必要在文艺中塑造和表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无趣到无法想象。大大小小,男孩女孩,包括我的孩子,都不太会信那种所谓真实的爱情。我是不太会上网的,可是周围的人都在上网,包括在农村。什么网恋,一夜情,两个人跑出去,过几个月领着孩子回来,最后离婚,一团乱麻。
人物周刊:你在作品中并不吝于对性进行大量描写,你怎样看待性?
阎连科:人是多面性的。我们在白天见到的一个人,是阳光的一面,是看得见的一面。可是夜里,一个人看不见的一面,阴暗的一面,它也是存在的。而性就在这里面。它是我们白天看不见的,它是肯定存在的,又是人性中深具代表的一面。但如果只为了写性而写性,而没有挖掘性后面的内涵,那就十分无聊与浅薄。
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在80年代纯文学昌盛时期,没有形成个人的写作特点,持什么看法?
阎连科:实际上今天所有的作家重新进入文学史非常难,我们谈文学史就是从80年代开始。但是,这段时期都与我没有关系。因为80年代初,我没有独特的贡献,现在要受到关注很难,难就难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当时,我的写作是非常传统、老式的,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之前写的小说百分之八十、九十都是垃圾。写得再多,和真正的文学没有关系。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在最初学习写小说时,阅读的都是50年代的作品。生活的环境没有和文学有关的因素,没有任何人能引导,注定我的写作起点非常陈旧非常低下。
读书也是需要机缘的。当时,余华他们谈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在制造垃圾,没时间看书或者看不进去。但是当我有病,躺在病床的时候,就彻底安静下来了。再去看马尔克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胡安?鲁尔弗的《人鬼之间》,就真的看进去了,能感受到了。我的小说的变化就是从疾病和阅读两方面开始,所以,我常说,伟大的作品都有种病态的存在。
人物周刊:你觉得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阎连科:我觉得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我现在非常明确地认识到,你的小说必须要超出读者的想象,你写完了一篇小说,不是超过读者想象,读者就会抛弃你。第二,是你的想法必须来自于头脑,来自于生存的灵魂,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读者都会抛弃你的,或者是你都会被读者打败的。
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写作的时间变长,我觉得我写作的疲惫状态已经慢慢来临,会慢慢有一种瓶颈的刺激,但第一你必须特别忠实于你的内心,第二是必须让内心和这个世界有关系。
人物周刊:你说过,在写作上你一直在寻找那种不存在中的存在。你也说过,现实主义不存在于生活与社会,只在于作家的内心世界?
阎连科:我举一个例子。我大哥有个孩子,很早就死掉了。按我老家的风俗,他死后,要找个死掉的女孩和他安葬。这样,我大哥就找了一个死去的女孩,在2004年的三四月份,把两人一起合葬进祖坟。
当时河南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结果我看到,在那孩子棺材的一块红布上,爬满了小花蝴蝶。这种天气下,从哪儿来的那么多蝴蝶?那时候,很少见到这样的事情。有5到10分钟的时间,那些蝴蝶才飞走了,瞬间就消失在大雪中。
这让我想到了“化蝶”。我想创造这个词的人,可能他就遇到过这种事情。总之,你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你说它存在,它就存在。我不会再去遵循我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和逻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之所以有昨天是因为有前天”,我不会再去遵循这个了。
人物周刊:张颐武指出,你和你同时代的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由于时代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世界观还囿于二元对立的单一?
阎连科:对我来说,二元对立,三元对立,四元,五元,……摆脱是不容易的,经历,视点,认识只能如此。我不是也不会去摆脱,这是非常清楚的。要摆脱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事,而是下一代人或更下一代人的事情。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你在创作上有没有什么遗憾?
阎连科:最大的遗憾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搞垮了。
这对写作的确是一种冲击,文学非常奇特,当你有感悟时,你没有能力去实践了。还有就是浪费掉了一个人读书的最好阶段。如果把身体健康和写作让我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身体健康。
人物周刊:如果不写作,你又怎么改变你的命运?
阎连科:有时我在想,难道真的当了名作家就有意义?
在农村,许多人打打麻将、说说笑话、生生孩子、超生两个孩子,我会忽然觉得,他们生命的意义比我一点都不差。
你即便去当个总统,当个领袖,那么你的生命就比一个农民有意义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我们升华了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都是等同的。
现在,我觉得有一大批像我们这种人,对生命的认识既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又落不到地面上,这是生命中最痛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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