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民主是一个陀螺_中国社会阶层17层划分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刊发，引发了海外媒体的丰富联想：“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文对民主的论述，亦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实在抱歉，俞教授在年前都没有时间了，请您理解！”1 月10日，俞可平的秘书第N次客气而坚定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而从1月 10日到 13日，记者变换号码，数次拨打俞可平本人的手机，或者关机，或者始终无人接听。
　　俞可平是谁？
　　在2006年年底之前，俞的官方身份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较不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联合国全球政府创新咨询专家、法国高层重要思想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外籍监事，此外，还一直有传闻说他上可“通天”。
　　岁末年初，俞一下成了公众人物。似乎是一夜之间，他的名字，伴随着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短文，传遍了几乎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
　　此文于2006年10月 23日首先见诸《北京日报》， 12月27 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又纷纷转载。“官报”、“官网”的不寻常举动，引发了海外媒体的丰富联想：“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文对民主的论述，亦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博客们在转帖，论坛里在讨论，1月 11日，俞可平的名字，又和他的一篇旧文《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被放在某门户网站的每日评论栏目，而这里通常是时评作者讨论前一天发生新闻的地方。
　　如此热闹，大约并非“不追求轰动效应”的俞可平所乐见。
　　
　　没人们想的那么复杂
　　
　　“很奇怪，这篇文章不是挂在网上很久了吗？为什么现在讨论起来？”俞可平的同事、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红云对记者说。
　　周所说的“很久”，是指《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早在2006 年9月 15日就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该网由“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创办，俞可平正是该课题组的负责人。
　　记者在该网站看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10月出版的俞可平同名访谈集的自序。俞在这篇自序中说，“我把这个集子起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 2005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好好说一说”被解读为一种“风向标”，始自党报《北京日报》的转载。该报10 月23日理论周刊的争鸣版刊发了《民主》一文。
　　理论周刊的编辑刘立志对记者说，当时是先看到这本书，觉得写得很好，然后联系俞的秘书，得到了书的自序，改成适合报纸的文体，遂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发表，这期间并未联系俞可平本人。俞的秘书阎健，亦从侧面证实了刘的说法。
　　对于海外媒体的解读，刘连说了好几个“瞎猜的”，“以前咱们这类似的事儿，多了！”他说。
　　12 月27日，《学习时报》文摘版转载该文，同日上下午，人民网、新华网也全文转载。《学习时报》的二编室主任蒋一兵对记者说，这是一次“正常的流程”，事实上，他事后亦和版面编辑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稿子“选得好，影响大”。
　　人民网理论频道的编辑字秀春则告诉记者，人民网与《学习时报》签有转载协议，她当日上午看到《民主》一文“论述到位”，便进行了转载，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复杂。
　　在记者采访的若干位学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称《民主》一文观点上并不新，但多数人认为很有正面意义。一位和俞可平有过相当交往的学者对记者说，俞文观点很鲜明，可能是对前一段（有关民主的）学术争论的一个表态。
　　“他曾经被人批评过‘西化’，我知道的，他有过这种压力。”这位学者说。事实上，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亦听到有人说俞“为西方意识形态做宣传”。
　　一位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则说，这种压力“我们都遭遇过”。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央编译局首先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也曾被指责“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
　　
　　民主是个陀螺，动起来才有意义
　　
　　1959 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在《民主与陀螺》一书自序中，他说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南方农村度过的，想起当时的生活，每每总觉得那样美好。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怎么也不能想象：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麦当劳，也能有美好的童年？……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的土玩具之一，便是陀螺。”
　　“陀螺的妙处就在于此：只有转动了才好玩，不转动的‘死’陀螺就一点也不好玩。我常常更愿说，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关键是要使民主的程序和机制运转起来，以便使那些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的实现。”
　　俞可平考大学前，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劳动。村里有个早年因右派被下放的大学生，他对俞说，你有本事还可以念研究生。结果，“不脱产复习”的俞可平，不但考上了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还一步步从厦门大学哲学硕士，读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关系的博士，1987 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在同事周红云眼中，俞可平是个很勤奋的人，“治学严谨，很有学问” ，她尤其强调俞的平易近人，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与俞可平共事了15 年，他觉得外界给俞“体制内改良派”这一称谓是基本准确的，“他的学术观点稳健、温和，为人也不追求轰动效应”。
　　周红云对记者说，中央编译局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部门，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工作，不过，这些任务多数还是与学术结合在一起，虽然是体制内，但“学术还是比较自由的”。何增科则更愿意把中央编译局界定为思想库和智囊团，“我们会接到中央委托的课题，反过来再内部提交或者公开发表，至于这些研究是否对决策者产生影响，这就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了，况且，领导也不会只听一家之言。”
　　据何增科介绍，在中央编译局的四位副局长中，俞可平分管科研工作，一直提倡“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
　　不过，周和何都认为，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他个人在学术层面的一个表达。“这篇文章就是他一贯的行文风格，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一些深奥的道理。”周红云说。
　　至于外界一直传言的“文胆”说，俞可平早在2005 年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就否认过。何增科则认为，“文胆”提法过时，但也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某种期盼。“当然，思想的价值在历久弥新，而不在于是否‘官方’。了解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学术成果。”
　　
　　“开启官智”
　　
　　检索俞可平近两年在“党报”发表的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访谈，不难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
　　2005 年3月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谈“动态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就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载 2005年 3月 14日《大公报》）
　　2005 年10月对话记者谈“增量民主与善治”：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增量改革”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
　　一个健康有为的政府不仅是精干、高效、服务、廉洁的政府，而且是民主、法治、透明、创新的政府。（载2005 年10月 17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6 年8月载文《北京日报》谈“民本”： 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实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预先设定主权在君，后者则设定主权在民。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载 2006年 8月 7日《北京日报》）
　　2006 年12月载文《学习时报》谈“公民参与”：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的参与状况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当局的民主精神。公民参与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保障和政治宽容精神。否则就难以有真正的公民参与。（载 2006年 12月 19日《学习时报》）
　　记者在采访中，也曾听到某著名高校学生对他的“不以为然”。在学生看来，俞有“官方”之嫌，“院里老师也和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俞曾在该校担任兼职教授。
　　但宪政学者陈永苗并不同意，他认为，俞可平这样的“体制内改良派”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推动进步。“体制外在前面拉，体制内在后面推，可以弥合裂痕和怨气。”
　　何增科也认为，“思想解放，是可以由学术上先带动起来的”。
　　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高层受到重视。该书的副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承认民主，有利于取得政权合法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在谈到《民主》一文时对记者说，中国对民主的观点并无大起大落，这篇文章体现了学术界观点的多元，是个好现象。
　　何增科则认为，以往提到“民主”，多是操作层面，但理论探讨不够。《民主》一文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能在主流媒体上，用一种干部能看、能理解的语言发表，很有价值，因为这是在“开启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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