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度系数 [“三公”公开的难度系数]

　　近日，一则《考察组到我市是考察还是公款吃喝旅游》的帖子在网上热传。网帖详细罗列了一个“考察组”在广西崇左市的行程安排，4天行程中，只有两个小时的座谈会时间，其余则是到崇左市各处旅游景点参观。此举被称为“三公消费”泛滥的一面镜子。
　　这或许只是撞到公众眼皮底下的“倒霉蛋”而已，至于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在当下的镜像，早已经不需要这样一面镜子来照亮什么。真要做镜鉴的话，这件颇具典型意义的“非典型事件”，或许倒可以提前给6月份实施的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起些警示作用。
　　3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年6月份，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将向全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25日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今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三公”支出要进一步削减，要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公开。这意味着素来被挖苦为“糊涂账”的三公消费，将不可以再被某些部门混沌模糊下去。
　　冷看近日舆论井喷式的热情，心头倒是不由得浮现些许忧虑的阴影。相信中央通过公开将三公消费“管得住”的决心，也乐见这种“时间表”，但不能确信的是：首次的公开能够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现在媒体描绘的那样充分、详尽？是不是能达到大家想象的那般，所有公车数量、出国出差费用、招待费用等数据，都一目了然、详详细细摊在桌面上？会不会像去年有一些中央部委那样，用一个巨额“其他支出”项目，来应对社会舆论。
　　毕竟，全面的公开“三公”，牵扯的利益过于复杂，一来很多信息未必被充分掌握，可能还很混沌，比如北京市对公车数量表态时就说“统计汇总后可对申请者公布”；二来很多三公消费藏身隐蔽，犹记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高强去年说过这样的“真言”：“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今年即便公开了，也达不到大家要求的那么细。”不细，很粗，就容易让人钻空子。
　　在中国全面财政公开监管程度有限的背景下，尽管从总理到市民，对公开“三公消费”早有共识，却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正因如此，“三公”公开实际上是具有“难度系数”的一项工作，这个系数被设置成1.0，2.0，还是3.0，它的实际内涵是不一样的，对民众信心的回应也是不一样的。需要提醒的是：万万不可绕开“顽石”，选择最容易、也最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系数，降低了难度，却会为深入公开，埋下障碍。因为这次“公开”已经具有了标志性涵义，有了最充分的舆论环境，堪称“最好的机会”，如果中央部委做了不当的表率，力度不够，透明度不强，很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守着账本不公开的借口与挡箭牌。
　　3月27日中国新闻网的消息称，针对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公款旅游、超标准公务接待等现象，重庆市将在市直机关内部实行公务接待费用、公务用车里程、公务学习考察内容和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内部公示制度。呜呼！如果说这就是对中央三公公开的“响应”的话，则未免有些悲哀了――如果对外是一个“其他消费”之类的数字，对内才搞“公示”的话，这算哪门子公开呢？“上级领导”知道，局外民众却不必知道，又谈何监督呢？同处局中人甚至便是获利者的“上级领导”有多少棒喝的可能呢？
　　公开是监督的前提，只有最充分的公开相关的细节，监督约束才有可能。温家宝总理曾指出，管束公款消费最根本的在于两条，第一是透明公开，第二是民主监督。如何深入结合，需要决心、勇气与智慧。三公消费的滥觞，并不只是经费数字的问题，更体现在政府钱袋子监督细化水平上，体现在民众参与监督方式与路径的匮乏上。
　　中国三公消费的治理，需要从中央部门开始发力做示范，在刚刚迈出步子之时，便决定了这不是浅尝辄止的应付游戏，它被赋予期待，被期待为地方政府提供可以参照的模板，被期待为深入的制度突破理顺制度平台，被期待不只是一次数字的发布，更是一种制度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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