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_中国的中产家长为何总如此焦虑

　　中产阶层的焦虑或许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就像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决荷兰一般,没有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冠军的归属。而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势,同样也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猜透,本来今年一季度中国创出了11.9%的GDP增速,人们还在担心中国的通胀压力,但随着欧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人们担忧的焦点又开始转变成了通货紧缩。
　　通胀压力不难理解,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都处于一个破产和债务上升的过程,这也导致了发达国家消费欲望的下降,从而对严重依赖出口高速增长的中国造成了致命威胁。
　　于是,我们在2008年,发出令全球叹为观止的 “四万亿救市”计划,2009年开始,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让商业银行多出了9万亿新增贷款,甚至到今年上半年,仍然有4.6万亿的新增贷款发放。
　　毋庸置疑,投资保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GDP投资拉动率高达92%,比2008年上升了45个百分点,结果是“保八”成功,在黯淡的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
　　不过,这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中国货币数量增长,高于GDP增长20到30个百分点,这使得中国广义货币M2比GDP,在2009年年底达到创纪录的180%左右,这个数据远远超过美国的65%以及日本的110%。换句话说,中国用接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生产着5万亿美元的GDP,而美国只用 8.3万亿美元,就生产了14万亿美元的GDP。
　　如此说明一个事实,中国发行了非常多的货币。而货币发多了,同挣了更多的钱,完全是两回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说:“货币数量的急剧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则会使物价上涨,中低阶层财富减少,导致人心不安。
　　
　　两次恶性通胀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共发生过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8年。由于此前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地方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货币连年超发行,到1988年四季度,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为21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上涨46.7%。
　　加之当年又宣布实施物价改革,等于让此前中国压抑了几十年的消费需求,一下子敞开。想象有一天,你手上拿着比原来多50%的钞票,同时还能自由购买原本需要凭票证供应的商品,你会怎么做?自然,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面抢购潮诞生了,20元的酒一下子涨到200元,人们纷纷抢购能买到的任何商品,连火柴和厕纸都供不应求。
　　第二次则发生在1993年。当时,全国金融业一片混乱,一些银行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就倒逼央行要钱, 银行间也大举拆借资金,当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1%,到1994年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竟达到了惊人的24.1%。
　　今年5月,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1%,又一次超过3%的通胀警戒线。自2007年开始,中国结束了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CPI以每年约5%的速度在上涨,那一年也是次贷危机发力的开始,正是在“救市”背景下,出现了大手笔刺激计划。
　　这些多发出来的货币,大部分流入了基础设施、房地产以及汽车行业,通过拉升地产价格,加大石油消费,使得高企的房价和油价,成为增发货币的高能回收器,好处不一而足。
　　从地方政府而言,此举无异于过新年拿“利是”。不仅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政绩工程名正言顺。进而让地方摆脱了实业不振、GDP捉襟见肘的局面,让土地财政这一“公私皆宜”的模式,正式登堂入室。
　　一时间,各地的建设计划竞相以天价报出,西安才推出3000亿的建设规划,重庆就涨了一倍,最后湖北直接爆出12万亿的建设规划成为其中的翘楚。让人怀疑经济发展,只需要考虑的是胆量和气魄。
　　但是,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在出口依然疲软、内需未见起色的情况下,房地产只能继续狂飙突进。其中,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今年3月间,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
　　于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出台,房价过高地区停止发放第三套房贷,二套房贷首付必须超过50%。而就在业界热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时,北上广深四城市房租价格又出现大幅上升趋势,打破了中国以往房价高涨,而房屋租金保持稳定的局面。
　　
　　硬币的两面
　　
　　以前买不起房,最少还可以租房,但现在城市的中产阶级,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经过多年无限量供给后,终于在老年化的阴影下,看到“刘易斯拐点”的临近。
　　“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将直接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近来,富士康加薪,东南沿海大规模的民工荒,以及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高等一系列事件出现,使中国又多了一道难题――未来几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将成为通胀压力。
　　屋漏偏逢雨。年初刚经历了西南大旱,夏季又遇到了南方暴雨,中国夏粮连续6年增长后首次产量下降,反映到菜市场上,则是各种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最后,输入性通胀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今年初,随着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国内煤炭、钢铁、金属价格上涨,一季度中国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达到40%。
　　于是,在2009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持续上扬的住房价格,在劳动力成本变得高昂,在粮食和能源因为各种原因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人们加重了中国进入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如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未来十年,中国都将在通货膨胀中度过。
　　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二季度以后,中国GDP坚挺的高增长速度突然遇到了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先后出现下滑:贸易顺差下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下滑、资产价格走低、发电用电量、交通运输等等指标开始徘徊不前。
　　急转直下的局势,原因在于当前急剧恶化的全球经济形势,随着希腊政府破产而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人们担心全球经济再次触底。事实上,欧美消费实力的萎缩,已很难让中国制造重振信心。
　　因此,中国经济很可能从“过热”变为“过冷”,也意味着中国眼前的挑战不是通货膨胀,而很有可能是通货紧缩。
　　在如此复杂局面下,6月底7月初,国务院9天内四度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也说明了高层对当下经济的忧心。在G20峰会全球重申经济低谷危险的背景下,调控政策变成了――“应重视宏观调控的松紧搭配,力促总量平衡和结构转换”这样意味深重的语调。
　　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调整面临着很多“非此即彼”就可作出决断的选择题,到底是控房价还是保“支柱”,是保增长还是控通胀,是保增长还是调结构,是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国家、企业收入,是扩大赤字还是增加税负, 货币应当收紧还是宽松。
　　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高层的政策也越来越审慎。这让中产阶层陷入了越来越大的焦虑中。
　　如果不是通胀,而是通缩,是否宁愿让资金躺在银行的账户上,也不要以高风险进入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来博取并不一定能得到的高收益呢?又或者应该精打细算,严阵以待,防止通胀通缩并存下的滞涨,那样面临的很可能是大规模失业和减薪。
　　这类似于《等待戈多》这样的后现代多维解构状态。
　　之所以要重视中产的焦虑,乃是因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当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
　　这就是当下大家为什么会纷纷寻求“内心安全感的追逐”。从这个角度说,中产阶层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如今,中国经济站在一个尴尬而又危险的十字路口,理智的做法是不该坐等“戈多”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梳理这种焦虑,从产生这些焦虑的元素中,发掘出真正的应对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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