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寻“女书” 漂洋过海来看你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女潇潇生活的地方,百合和雪花这两个农家女子用女书维系着她们的友谊,无论是经历饥荒、动乱,还是遭遇婚姻中的孤独与绝望,她们都能相互安慰……2005年,一本讲述中国女书文化的长篇小说《雪花秘扇》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一个美国人为何要选择即使在中国学术界都堪称冷门的女书作为自己的叙述对象?她如何能将她们的秘密生活娓娓道来,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要问现在哪部片子最具话题性,一定得说是章子怡遭遇“换角门”的《雪花秘扇》。
　　章子怡之外,《雪花秘扇》另一大卖点是同性恋,关于剧中百合和雪花的暧昧关系,以及所谓的暴露戏,坊间早被传得沸沸扬扬,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该片导演王颖日前来到上海,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我们这部影片里没有同性恋!”
　　流言不攻自破,但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原著小说身上。
　　这本书的作者――金发碧眼的美国小说家邝丽莎(Lisa See)――一直为她自己几乎无法为外人所察觉的华裔身份而自豪。她自称自己有1/8的中国血统,来自她父亲那边。她的高曾祖父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修建横贯大陆中西部通到太平洋岸的铁路。她的曾祖父是洛杉矶唐人街的一位教父/族长。她看上去不怎么像是中国人,但她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中美家族中长大。在洛杉矶,她大概有400个亲戚,大概有一打人看上去和她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她相信,她们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抚养她们的人和她们所看到的东西。她是看着中国面孔长大的。他们告诉她是谁,尽管她长着一头红头发和雀斑。她也许不像中国人,但她经历的一切都已经中国化了。这是事实。
　　她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对于她不了解的东西――比如女书――她喜欢刨根问底,无论能从中发现些什么,她都要把她的感性注入到主题之中。邝丽莎对笔者说:“我想说,在许多方面,我都跨越了两种文化。我试图把她在两种文化中所知道的都写进这部作品中去。我不知道这是对是错,但也许我能为美国打开一扇中国的窗户。换句话说,我真正想的是地球上的人能分享共同的人生经验――恋爱、结婚、生子、死亡――和共同的感情――爱、恨、贪婪和嫉妒。这些都是全世界共通的,区别仅仅在于风俗和文化的细节上。”
　　至于同性恋,邝丽莎本人则大呼冤枉。“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她的语气里多少有些不耐烦,“我的小说根本没有写到同性恋,怎么老是问这样的问题?”
　　在完成《雪花秘扇》之前,她已经是美国文坛崭露头角的一颗耀眼新星,《花网》获爱伦坡奖提名,回忆录《在金山上》也颇受好评。她对《在金山上》很钟情:“《在金山上》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它是关于我家族的中国一方的。它通过我家族的眼睛来讲述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现在其中的许多人都死了,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让他们和我继续在一起的一种方式。这对那些更为年轻的移民一代来说也是很有益的,因为他们往往对自己勇敢、有趣的先辈一无所知。”
　　她说她写的三个神秘故事都发生在当代中国:“我的丈夫是一位律师,他常常在他的案件中提到中国政府。他对中国的公安局也做过许多研究。因此在这三部小说中,有一位女性在公安局工作,还有一位美国律师,他和我的丈夫非常相似。这些小说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写的是中国当代的问题――三峡大坝的建筑、中国的食品加工、濒危野生动物市场(部分用于传统中国医药)。每本书都不一样,人们对我说,每本书都打开了一扇看得见中国的窗户。这是公正的评价。事实上,我不时也因为我对中国的同情而惹上麻烦。”
　　她的中国情结给了她无限的素材。如今,她最新的小说《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由兰登书屋出版后也大获好评,而且,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又是一对姐妹花的故事,只是将小说背景搬到了十里洋场的老上海。她被旧上海吸引,就像当年被湖南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一样,为此,她专门来到中国,从历史尘封的往事之中找寻这对姐妹花的血肉,她们也许真的真的存在过,真的有过繁华和衰败。只是,她给她们取了个符号化的名字――就像百合和雪花――以代表千千万万有着如是命运的中国女性,她们的生死、艰辛、喜悦和泪水,都在邝丽莎的笔下娓娓道来……
　　
　　对话
　　友谊、爱情和遗憾的故事
　　
　　到中国去
　　河西:你第一次接触到女书是在什么时候?当时在美国有很多人关注中国的女书文化吗?
　　邝丽莎:我第一次听说女书是在1999年,当时我给《洛杉矶时报》写了篇书评,评论的那本书正好是关于中国缠足历史的。虽然那本书里只有3、4页的篇幅提到女书,但我想,怎么会有这种风俗存在,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当时正在忙于写另一本书,但我对此一下子兴致盎然。我在网络上搜寻它们的相关信息。当时在网上几乎就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现在就相当多了)。我碰巧住在大学图书馆的边上,我有空就会去图书馆看看,去那里查看女书方面的书籍。但那里只有一些学术性论文。但无论我学到了些什么,任何只言片语都会让我更加好奇。最终我对我的丈夫说:“我只能做一件事,我必须去中国,看看我能在那儿看到什么。”
　　河西:你为什么会对女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邝丽莎:正如我所说的,我想知道女书是怎么会流传于世的,为什么我对它却一点都不了解?然后我又想,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对此知之甚少?我们以前不怎么听说过历史上有女性作家、艺术家、历史学家、厨师的存在(反正很少),女性当然在做这样的事,但这些工作失传了、被遗忘了、或者被别有用心地掩盖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女书是女性已经发明、使用、保存了一千年的秘密的一个实例。它是一种为女性专用的书面语言,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使我吃惊,我不得不说我完全被迷住了。这是一次伟大的发现,中国应该为之自豪,但在当时,中国人似乎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觉得,我应该在这种语言完全绝迹之前做点什么。当然,自从我开始我的计划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中国政府建立了一所大型女书学校,越来越多的中国和国际学者在这里学习语言。
　　
　　江永之行
　　河西:2002年你到湖南省江永县时,是否遇到过一些困难,你能听懂当地那些老人所说的话吗?这次旅行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邝丽莎:2002年秋天的时候我去了江永县。我到的时候,我被告知,我是到那里的第二个外国人,虽然我知道之前有一对外国夫妇就来过这儿。我觉得说我是第二个到这里的白种人恐怕会更准确。这地方很偏僻。我和我的司机一起进入了湖南省,四条狭窄的公路都是留着车辙印的土路。我们要去的村庄要么需要经过这些泥泞小路,要么就得搭乘小船。100多年前,这里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人丁昌盛。而如今,那里的农民生活非常贫穷。
　　我出生在一个讲广东话的家庭中。我也学了几年普通话。但很抱歉,一旦我停了下来,我学过的知识就不翼而飞了。很多话我能听得懂,但无法和他们对话。当然,广东话和普通话对我无济于事。这是湖南。他们讲湖南方言,在江永,村与村之间的方言都不相同。我很幸运,我的翻译很友善,精通当地方言,不辞辛劳地走街串巷,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对女书也兴趣颇浓――也许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使我的湖南之行大有收获。他在小路和厨房里为我翻译,以及女书博物馆内收集的故事。
　　我们去铜山,去见一位96岁高龄、最年长的女书书写者阳焕宜(她于2004年11月离开人世)。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缠足,她将自己的那段经历和婚礼节庆的情况都一一告诉了我。她学过这种秘密语言,作为和她的朋友交流的唯一方式。我们坐在乡村风格的硬板凳上,这种板凳很像我的祖父母在洛杉矶唐人街的家庭小店中使用过的那种。
　　表面上来看,阳焕宜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我马上就觉得和她很亲近。她使我想起我的祖父母。她的头发包在一块包头巾里,背驼了,她的手指是弯曲的,骨节突出。她的眼神黯淡、她的皮肤是米色的,很薄,一抓她的面颊,就会破裂流血。她穿着一双儿童穿的功夫拖鞋,里面还塞着棉纸,就像在《雪花秘扇》最后,没有力气赶走停在她面前的苍蝇的百合一样,她太老了。但她还很清醒。整个下午,她都在和我谈她的童年、她的婚姻以及7个发过誓的姐妹,在本书可以发现很多她的人生的线索。“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当她离开家的时候,人们这样说。
　　河西:你小说中的两个女主角雪花和百合,是否是在当地真有其人?
　　邝丽莎:当我开始写《雪花秘扇》的时候,我还在中国。要观察百合这个人物原型的对话和生活是很容易的。她让我想起我风烛残年的祖母、姑姥姥以及其他一些女性亲戚。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她们没有做成一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好的朋友,她们会终身遗憾,但她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对别人造成一些伤害,她们都会希望弥补她们的过失。坐在我的旅馆房间里,我觉得好像那些女性――特别是我的祖母――正在看着我,鼓励我讲出她们生活的真相。我想通过百合这个角色,我可以为所有的她们做一些弥补的工作。
　　雪花的某些方面是我本人的写照。当然,我本人不太可能像女书所写的那样,一辈子呆在一间房间里,只能从一扇窗子来观看外面的世界。幸亏我还有想像力,雪花这个人物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她总是希望自己变成一只鸟,从而能够飞离这间屋子。我想我本人也有这样强烈的想法。
　　其他的人物都来自于生活。百合母亲的样子很像我自己的母亲,王夫人――媒人――很像我的姑妈,百合的姑妈也很容易辨认,我的姑姥姥是她的原型。
　　
　　19世纪的中国农村
　　河西:你的故事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是这次短暂的中国之旅,还是更多的是文字资料的搜集?
　　邝丽莎:你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不认为短暂的中国之行构成了我这部小说的全部,它来源于我的全部生活――我是如何成长的、我的家庭、我的食物、我们在花园中种植的花草、以及我如何能在今天成为一名妻子、一位母亲。我只是远离我的农民之根的一代人。我的高曾祖母靠背人来挣钱养活她的孩子。悲痛――失去了她的一个孩子或者经历了相似的悲剧――使她和她的移民子孙不能承受。后来,当我开始撰写《雪花秘扇》时,我接受了一些斯多葛哲学思想,因而能够容忍小说中的百合、雪花以及其他女性的命运悲剧,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我们家祖传的其它一些信仰。我――就像我所有的女性姐妹一样――是听着这样的箴言长大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当然,我们背叛了它,不再接受它的说教,但恐怕也更理解了这句箴言。
　　我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的女书文献――书信、故事、织物和刺绣。它们幸免于难,但大多数女书作品都在墓碑前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或者实际的需要而焚毁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烧毁了很多文稿。所以许多原始资料――书信、故事、诗歌、歌曲――已经难得一见。那些留存于世的――纸张、扇子、刺绣的手帕以及织物――已经被翻成中文和英文。我想要将这些特殊的故事,女书的语言和节奏运用到小说中去。
　　因此我使用了一些女书的书信和自传中常见的短语,比如“野鸡咕咕,声传远方”。我也想用一些瑶族习俗,当然,这会很特别。有一些故事――有些来源于儒家――被女书作者改写了,来反映她们的生活。这些故事我也采用了一些。在我的家庭中,讲故事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长大后可能会遭遇的事。我很喜欢这样的传统,所以在雪花和百合还未成年的时候,我用了一些这样的故事,来表现她们是如何学习成为一位妇女和母亲的。
　　最后,我读到了一位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女子所写的故事。太平军到达江永县时,1万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躲进了深山老林。一辈子生活在闺中的妇女和女孩们裹着脚,也不得不走进山林中去。冬天,他们风餐露宿,无处栖身,靠少得可怜的食物勉强生活达3个月之久。我觉得这真不可思议。据我所知,除了这份文档之外,在这个国家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在太平天国时期记录当时历史的文献。因此,这就是一个由女性来书写历史的例子。她是位优秀的作家,很勇敢。我要对她和她的经历表示敬意。
　　总而言之,我动用了我的生活经验、历史文献、现存的女书作品,以及我在江永县的所见所闻。然后,我将这些事实和虚构编织在了一起,创造出了一部关于友谊、爱情和遗憾的故事。
　　河西:同性恋是这部小说中比较敏感的话题,你认为自己是否在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这种古老神秘的风俗习惯?
　　邝丽莎:我不认为我的小说牵涉到什么同性恋的话题。我知道你在说哪一段,这是一段雪花和百合用女书在彼此身体上写诗的场面。我想,这些女孩子很天真。她们几乎一辈子都住在室内。她们甚至都没有见过动物,因此她们对性会知道多少呢?对我来说,我设置这个场景,是为了通过语言,让她们走得更近。那就是说,当百合靠近雪花时,她差不多就是个男性,这样说也是对的。这种感情关系在朋友之间也不罕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同性恋。
　　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另一个问题。女书的语言是很感性、很私密的。读这些文字,你会觉得,这些女书作者大概不只是朋友关系。但事实上,她们基本上都是互相隔离的。她们的感情升华了。包办婚姻的结果是她们和丈夫没什么感情。因此她们就秘密地给女友写信。你可以从同时代西方女性的作品中发现她们的相似之处。今天我们阅读她们的书信,你也许会认为她们有性关系。但她们没有。通过词语,我们只能发现友善和友谊。
　　对于那些认为雪花和百合之间有性关系的人,或者认为我在用西方人的视觉来看待东方的故事,我说它们是受到当代人影响的故事。《雪花秘扇》应该放在发生的时空语境中来审视――19世纪的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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