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_浪游者舒国治

　　梁文道眼里“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就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常见形象是坐在角落里抽烟，偶尔开口说个段子，就叫众人听得入了迷。舒国治的气质不像阿城那么疏离，他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梁文道只是被舒国治迷住的人里的一个。事实上，舒国治是台北城里家喻户晓的奇人。
　　
　　台北城里的奇人
　　
　　舒国治答应传张自己的照片来，这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由于家里没有电脑并且他也没有申请过邮箱，他得步行15分钟走到朋友的办公室，再由朋友的秘书小姐用她的邮箱代劳。这天秘书小姐碰巧外出，舒国治只好往另一个方向走，那里有家叫青康藏的书店，老板是熟人，有邮箱，有电脑。
　　舒国治好像活在古代。他没有车，代步基本靠一双脚，但又周游列国赏尽天下。住在台北这样空气湿热的城市家中居然没有空调，因为他觉得天热人就应该出汗。没有冰箱，没有彩电，没有存款，没有负债，甚至没有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的没有工作。你一定首先要问那他的生活经费从哪里来了。是这样的，他每天花不到40分钟写几百个字，发表在报纸上，俗称专栏。以此换来的钱恰好够他开销。
　　梁文道眼里“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就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常见形象是坐在角落里抽烟，偶尔开口说个段子，就叫众人听得入了迷。舒国治的气质不像阿城那么疏离，他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去喝酒他给你讲酒，吃葡萄他谈论葡萄，无聊的世界万事万物皆是他的话题。让人听下来真不知道他读过多少书，满世界跑过多少地方。
　　梁文道只是被舒国治迷住的人里的一个。事实上，舒国治是台北城里家喻户晓的奇人，但凡外人来了台北，总是希望能见一见，最好还能蹭他做个导游。这里面包括前几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慕克和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他们有一个和舒国治共同的爱好，走路。在《伊斯坦布尔》里，帕慕克曾沿着博斯普鲁斯海不断地深入伊斯坦堡的废墟，而布洛克小说里的马修侦探则始终在纽约的夜色里穿梭潜行。如今他们来了台湾，放心地把自己交给舒国治，让他带领他们游走。这个人在台北闲晃了大概有四十年，人们公认他知道这座城市最多的秘密。
　　舒国治曾带梁文道去过台北的“坟场”。此地名字阴森，气氛古怪，梁文道在此喝到了上好的红葡萄酒，并佐以口感绝佳的牛肉面。“这两样居然能一起吃？”梁生惊。舒国治但笑不语。他是台湾最会吃的人，人称台版蔡澜。小吃专栏写了几百篇――是小吃，他并不将其称之为美食。台湾的食铺门口张贴着他的推介招徕食客，游客们翻着他的《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作为指南。自美国返台20年，这个人竟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顿都是外餐。不过他很少进茶馆餐厅，多是在摊子、小肆、骑楼下随意坐下――这样吃了20年的人，他的小吃札记自然有的是看头。
　　“小吃的佳美，透露出城市里人的佳良。事实上台北之好，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密切，人情最温热，最喜被照拂也最喜照拂别人的体贴。”在《台北小吃札记》里舒国治如是说，“若有一个年轻人，不想再忍受上班，决心每天烘三百个葱花面包，下午三点出炉，六点便全数卖完。再如主妇每日中午将精心调制的五十个便当拿到公园卖，半小时卖完回家，这皆是我所谓理想的行业。”
　　
　　十年前梁文道初至台湾，感觉每个圈子里的人都在谈论舒国治。其时舒国治还没出过书，面世的不过是些报章副刊里的短文，人们却纷纷为之激动，听口气都在期待他有什么大作问世。十年过去了，大作不见踪影。舒国治只是把专栏文章集合起来，出了几本集子，用版税化解了自己的财政危机。前几年最窘迫的时候，他账户上只有两千块台币。出书之后，版税到手，又够他继续放心吃喝潇洒游乐。
　　
　　晃荡30年
　　
　　高，而且瘦。干净朴素的衣服穿在身上有一些松松垮垮。背双肩包，走路大步流星，简直像个放了暑假的高中学生――只是青春期被无限延长了。
　　梁文道和舒国治1997年认识。彼时香港尚未回归，荣念曾率领进念二十面体搞了一台剧场演出，舒国治随杨德昌前来。“一个很清瘦的男子，背着一个大书包，总是一副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很闲逸地晃来晃去。”梁文道回忆。但只要他一开口，大家都围过去，因为他说话实在太有意思。他问一群香港人，你们发现没有，香港凡是1字开头又是三位数的巴士都是过海的，梁文道吃了一惊，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长20多年，不及舒国治晃荡两天。他又提到大陆某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落，说那里有一座塔，苏轼去过，于是他便和朋友一起找到那里，露营过夜，饮酒赋诗。大家总是说：“舒哥，你把它写出来吧。”每次他都笑着回答：“好的，好的。”
　　年轻的时候，舒国治写过一点中篇小说。有一篇叫《村人遇难记》的拿过时报文学奖，杨牧评之“文字技巧出神入化”，詹宏志赞其“最好的作品总让评论者无言以对”。人们一度认为舒国治会沿着写作这条路走下来，但他没有。1983年舒国治决定去美国。毕业十年他一共上过三个月的班，其他时间都在台湾晃荡。此时他打算晃荡得更远一点。
　　七年的浪游之旅里他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四十四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州、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停留过的城市已经数不清了，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两三个月，打份零工，做得最多的是中餐馆帮人端盘子，端完了继续上路。 　流浪从来都是青春和文学的浪漫主题。香港人欧阳应霁年轻的时候亦曾浪迹美国，背一个大包在灰狗巴士上睡觉，哪儿醒哪儿下车。台湾的孤身旅者里甚至不乏女性，李欣频、韩良忆、林文月，都书写过她们游遍异国的奇异经历。但舒国治不仅仅是旅者，在那七年里他成了真正的流浪汉，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詹宏志在美国一家中文报纸工作时，曾不断收到一个作者用各种纸头拼贴而成的奇异手稿，他后来意识到此人是一名流浪汉。詹宏志劝他：“回台湾吧。再过几年你就会习惯这种生活，那时你就永远回不来了。”
　　舒国治终于还是回来了。很多年后他出了一本叫《流浪集》的小书，薄薄的，竖排字，和插图精美并附有详尽的交通餐饮攻略的旅行书很不同。他这样回忆那段孤独而广袤的岁月：“美国公路，寂寞者的原乡，登驰其上，不得不摒弃繁杂而随着引擎无休止的嗡嗡声专注于空无。”登上公路，不是探索风景，也不是探索浪漫，而是探索单调本身。那单调在漫漫路途近乎刺痛地令人难耐，却最终在记忆中烙下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美感。
　　
　　舒国治×南都周刊
　　别检讨钱，检讨生活
　　
　　舒国治住在台北的温州街上。房子很老，曾被杨德昌借来拍戏――就是电影《麻将》里张震一伙小青年昏天黑地打麻将的地方。他一般中午出门，沿温州街向北，过了和平东路就是青田街，再远一点就是小吃遍布、“非常有意思”的永康街。“温州、青田、永康，都是浙南地名。”他也是浙江人，祖籍奉化。
　　南都周刊：你今天是怎么过的？
　　舒国治：我中午下楼，走路去青田街吃了中饭，然后到永康街找了一家书店，坐下喝茶。不久电话来了，有朋友约我去碰面。接着谁又来了，到了吃晚饭时终于高朋满座，然后酒足饭饱到午夜――我的一天通常就是这个样子的。
　　也有时午饭后，必须写稿，便找家咖啡馆，写完正是夕阳时分。赶紧到外头散步。更好是晚饭后进一家电影院。但近年少有观影后走出戏院全身全心极其兴奋、极其雀跃那种高昂的感觉了。 　　南都周刊：朋友和读者都羡慕你这样的随心所欲。梁文道说你是他认识的最洒脱的人。
　　舒国治：我常常邀他出去玩啊（他去过吗？）没有（笑），他连坐火车都要赶稿的！他非常厉害，读非常多的书、文章写得那么多还十分好。我有时会说他太执着了。可能跟他相比，我太不执着了。
　　老实说，我自己常常觉得每天都是很空洞、很刻板的便过去了。但也很真实。现在我已不会每天都找最好玩的地方然后奔赴过去，似乎也没这个必要了。不过每隔几周或数月我还是会去爬一座大山，或坐火车到一个海边的乡镇呆一段时间。
　　南都周刊：在美国七年，一直开车一直走，有没有觉得特别荒凉和孤寂的时刻？能够一直自得其乐，是不是需要精神上特别粗砺和强悍？
　　舒国治：那时候常常是很窘迫，所幸年轻时候的快乐跟窘迫也无关。其实也不是一路精彩。但就那样漫漫而游，即使不在精彩之地，也宁愿耗着呆着，往下混着，就算不回家。依稀觉得这样的厮混经历过了，往往长出的志气会更有厚度。 自得其乐其实是很难的，能假装不知老之将至也是得有造化的。所幸一方面我天性如此，又生在了比较随性马虎的时代，即所谓粗砺的岁月。比如大战之后。这种时代大约有一股荒芜，在景致上，没什么建设，空洞洞的。人呢，也没什么积极奔赴的价值，松松懈懈，穷过富过皆能成日子。因太荒芜，小孩连玩具亦不大有，只能玩空旷，岂不就是海大天大。
　　南都周刊：读书和游历哪个影响你更多？
　　舒国治：游历占了大半以上。我是战后五十年代生的，中国近代动荡的气氛没有消散，还没有完全脱去农耕时代的影子，又初初遭遇了工业化――这个时代的人必须随遇而安。所以同样是玩的话，一个欧洲的浪游者他可能更倾向于探险，一个北京人他会觉得在四合院里玩蛐蛐儿就非常有意思，一个香港小孩的玩法他可能会特别热爱百货公司，他了解里面每一种眼镜框架。而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的台湾人，我的浪游也是一个台湾人的浪游。
　　南都周刊：很多人最好奇的一点还是，你这么闲云野鹤的生活，经济保障是什么？你靠写稿挣钱，万一户头快见底时，稿费因为周期还不来怎么办？救急的钱你存吗？
　　舒国治：我没有经济保障。因为我存的钱少到不够成为保障。我的方法是，忘掉保障的重要性，尽量不把它当一回事。另一种可能就是，大多数人过于将它当做一回事。救急，不知指的是什么？有些急，搞不好钱也没法救。前些年我有户头快见底的情况。这三四年已经不那么拮据了。
　　南都周刊：大家都知道你过得非常简朴，又非常潇洒。所以去年经济危机时有报纸约你写专栏，教人怎么省钱。
　　舒国治：活得潇洒与否，不在积蓄，全靠态度。金钱是很多观念的累积。比如父母总当着孩子面为钱发愁，孩子自然会对钱这回事缺乏安全感，要靠账户里一个数字得到安慰。真正的问题不是谈省钱的秘诀，甚至也不是谈简朴的生活，真正的问题是生活本身。我们的问题是不生活。为了逃避生活我们消费，椅脚坏了不修它，直接换张新的。桌上有水，拿面纸擦，为什么不拿抹布呢？因为可以直接扔掉，不用洗那么麻烦。夏天怕出汗，于是吹空调，为什么不让汗出来呢？天热出汗，是多么自然、多么健康的事。吃葡萄要吃进口的，因为够甜，其实葡萄一点酸味没有何以显其清甜？还不如喝糖水。
　　我们不生活，故而发展出许多“交换”的价值法则。希望花一点钱就使我们离开现下的不满状态。花一点钱，离开旧衣旧鞋包覆下的旧日之我。花一点钱，令我的家变新；君不见，台湾人是最喜欢装潢的人。
　　钱少了，固然苦恼；但若只是取钱来完成形式上的一种空泛人生，那么即使柴米油盐这种真实之极的切身每日感受也将得不到矣，其不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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