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 华农 华师 [对话武大华师华农三校校长:我们时代的大学和大学精神]

　　《大武汉人》编者按 　　 　　城因人而迷人 　　 　　有山，有水，有荷叶，有热干面，这座城已很迷人，对不对？ 　　不对。因这一切都不够。城，要有人，有故事，才生动流传，活泼蓬勃。不然，只是一幅只关风月的漂亮风景。
　　无论位高权重，还是草根庶民，我们同饮一江水，同赏一轮明月，被同一天的落叶，告知秋日来临。我们都是武汉人，共同造就了这座城的呼吸、脉搏与热血。
　　然而，对那些闪亮的名字而言，大多时候，我们对其仅止步于景仰和崇敬。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停留在耀眼的头衔与炫目的荣誉，那些百转千回的人生故事，冷暖变幻的情怀，常藏于他们内心某处，不为人知。这，却是一座宝藏。
　　本刊新开“大武汉人”栏目，认真挖掘“武汉人”这座宝藏，将珍贵的故事与情怀，与大家分享。
　　头衔可以改变，荣誉会被遗忘，只有用沉甸甸的人生换来的经历与体会，才是永恒至真的宝物。
　　一起欢迎第一期“大武汉人”嘉宾：顾海良、马敏、邓秀新。
　　――本刊副主编 张庆
　　
　　每年的九月，《大武汉》的话题就围绕大学打转，我们做过新生手册，做过十大名师，这一次，我们回归大学的本体，探讨这个时代的大学和大学精神。
　　在“根叔”的《记忆》之后，有媒体联合网站发起某项调查，有八成的学生表示希望能常常见到校长。武汉高校云集，名校众多，报章杂志上常可见校长的身影，或是考察访问，或是对某大学事件发表己见，却很少能看到，校长们集体对大学和大学精神的阐述。
　　我们请来武汉三位现任重量级大学校长，倾听他们作为上一代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管理者，如何看待如今的大学、大学生、大学精神；他们给新生送出了哪些实用的建议；以及他们坦陈各自心中理想大学的模样。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
　　大学由奢侈品变成必需品
　　
　　 □ 记者颜小苗 通讯员罗永宽 摄影枕涛
　　
　　人物名片：
　　顾海良，武汉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思想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常有关于大学的言论见诸报端，其中“未来十年部分高校面临破产”，“大学校长职业化比去行政化更关键”，“允许学术失败和失误”等观点颇令人瞩目。2009年9月新生开学时，与新生、家长的一席对话更是引发热议。
　　
　　采访时间：8月29日下午4点
　　采访地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二楼
　　
　　我们的采访在荆门十二五规划研讨会现场的隔壁进行，先生是项目主持人和首席专家，下午四点，研讨会还在继续，先生准时从会议室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这一“抽空”就是一个小时。采访间隙，间或有工作人员来提醒时间，先生气定神闲，谈笑风生，丝毫不被外界打扰。
　　大学时代曾经有幸听过先生讲课，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先生自有一颗小宇宙，一旦开口，口若悬河，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还生动有趣，一堂课下来，全场皆惊，这就是先生的魅力。经济学家出身，先生喜欢用数据说话，一些艰涩的术语经过深入浅出的翻译，加上那招牌式的笑脸，倍显入口入心，和蔼可亲，也让这个谈论大学与大学生的采访变得轻松很多。
　　一个小时下来，先生口中没出现一次指责、抱怨之词，他喜欢将“宽容”二字挂在嘴边，笑称永远在跟18岁的年轻人打交道，心态永远18岁，看大学生都充满着希望和光明，还有一丝憧憬。
　　采访中途，先生提起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女儿，找工作的趣事，激赏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校长之外是慈父，这是我们的意外收获。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转变
　　
　　问：您是70年代的大学生，80年代参与建立学位制度，90年代做大学教授，现在管理大学，工作和生活都和大学息息相关，您怎么看中国大学的发展？
　　答：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1977年恢复高考，重建了高等教育体制；80年代中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建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1999年开始扩招，具备了大众化教育的规模。发展到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问：1999年扩招之后，给了更多人实现大学梦的机会，但是也招来了很多质疑，比如学风变差，教学质量下降，竞争大就业困难，包括您前段在接受采访时讲，未来十年内会有高校破产，也有人归结是扩招的原因，您怎么看扩招后大学的变化？
　　答：1999年大学扩招之前，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大学在校生数占18-22岁学龄人口比例）是9.7%，现在是24.2%，预计2020年达到40%，到2030年达到50%。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毛入学率超过15%时，即进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到50%时，是普及化教育阶段。从数据上看，我们的大学已经从天上降落人间，这是我们讨论大学问题的前提。
　　很多人诟病扩招将大学质量拉低，我不赞同。如果不扩招，继续保持之前的渐进式发展，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还在10%左右，同样也会被指责，说教育发展太慢，阻碍了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早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正朝着普及教育转变。纵观它们的发展历史，中间采用过扩招这类突破常规的发展方式，符合规律。我们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它们走了30年到5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10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学教育转型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学由奢侈品变成了必需品，我们的审美眼光和评价标准也要转变。
　　
　　问：但大多数人很难转变。
　　答：对（笑）。从前我们仰视着看大学，是象牙塔，是高雅文化，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精神家园。现在的大学回归到社会，不仅要保持高雅文化，还要在引领社会的同时更加贴近和亲近社会，要符合更多社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它就不可避免地由理性转向世俗化乃至一定程度的功利性，这合乎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大学生差，1999年，大学毕业生不到100万，现在每年的毕业生有600万，600万人的质量肯定比不过100万人，但是600万人中，应该有200万人不比那100万人差吧。过度指责大学和大学生是不对的，只看到发展，不问改革也不对，我们的社会对大学要再宽容、宽松和宽厚一些。
　　
　　说大学生不像大学生是种赞扬
　　
　　问：您刚也提到大学的功利性，我们常听到一些过来人感叹，说现在的大学不像大学，变成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从培养精英和意见领袖，变成了培养技工。
　　答：我刚才说中国的大学正处在转型期，大学的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精英阶段的大学教育，主要是精神产品的生产，着重于知识的传授和从事封闭式的科学研究。什么是封闭式的？就是根据科学自身的需要来研究科学，比如研究诗词的，偏重研究唐诗的流派，诗人的个性，是离开社会的单纯产品的生产，很难说它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而在大众化教育时代，是从各个社会现象中寻找研究出路，它是开放性的课题，最终要回到社会中去进行引导和服务。比如我现在担当的荆门十二五发展规划，是湖北省的地方规划，从前不大可能有学者去研究。但是现在，我们的想法变了，希望能将自己的思想、研究成果在一个地区实践出来，去服务社会。
　　也因为这种转变，很多人质疑，大学不如以前高雅了，丢掉了对学生的严格训练，放任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不务正业等等。我们不能否认这一转变，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培养体系的探索，也是如何将传统大学和人文精神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能力的要求相结合的一种实践。
　　
　　问：毕业生会有这种体会，社会对大学生太挑剔，一直在谈动手能力差，大学生不像大学生，您怎么看？
　　答：以前的大学生干不了事的人比现在多。（笑）大家都有印象，七、八十年代，要是哪家单位里来了大学生，大家接触以后往往感觉像个书呆子，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难以融入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花上大几个月工作就很难上手，也很难亲近。但是现在，毕业生很快就能融入新工作和新生活，和社会上的普通人在一起，甚至很难分开谁是大学生而谁不是。
　　所以我认为，这种快速融入社会的能力正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我觉得说大学生不像大学生是种赞扬，大学生本来就是从社会中来，毕业后回到社会中去，本身就是正常而自然的规律，反而大学生走进社会后还像大学生，显得格格不入，这不好。
　　
　　问：2009年时，您曾经呼吁武大的校友多招收武大的毕业生，帮助缓解就业压力，在您看来，现在的名校学生，是否仍然有就业的优势？
　　答：我常常听到人家批评武大学生，上手慢，后劲大（笑），说我们读书太多，比起职业型学校毕业生来，不容易马上学会，但也因为读书多，爆发后力量强大，这是我要说的理想大学的一点，希望学生上手要快，后劲也要大，基础好，底蕴深，实践强。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学生，评价的标准就得变。我们的社会有个倾向，重学历不重能力。比如老总要选秘书，非要选个博士，等到博士上岗后才发现，她并不能胜任秘书工作，只得换上本科生，结果，本科生做得非常好。所以说，选“优”是要选“能不能用”，不同层次的选择要求不同，要看具体工作的需要和人的适应能力。
　　我理想中的武大，是介于精英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我们既要培养学术精英，也要培养能够快速融入社会的各类人才。
　　
　　问：您鼓励60%的武大毕业生继续深造是基于这一点？
　　答：对。尽管大学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学生继续深造，武大每年招7800多名本科生、6000名硕士生和1600多名博士生，这种结构设计，符合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我希望有60%的武大毕业生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接受精英教育。
　　
　　好的大学必然是尊重学者，尊崇学术
　　
　　问：以武大为蓝本，您会怎么描绘心中理想的大学？
　　答：一个好的大学，要囊括学者、学术、学科、学风、学生五个方面。其中学者最为重要，大学之大，首先在于大学者、大学术。尊重学者、崇尚学术，自然就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也自然成为大学不懈的价值追求。学者的层次能反映出学校的层次，没有一批优秀学者的学校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学校，没有优秀学者的学校也是一个没有地位的学校，所以对于大学而言，我常说悠悠万事，学者为大、学者为先。一个好的大学精神，必然是能尊重学者、崇尚学术。
　　
　　问：这和你一直提倡的“教授治学”是共通的。
　　答：对，这就是“教授治学”的精髓。大学现在要做的是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特别是要允许学术失败、失误，尤其是允许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上的失败和失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宽容度还不够，学者是不能有什么失误的，一些学者甚至可能因此而失去了继续研究的机会和可能。这种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做研究时顾虑重重，有的人思考了许多，但不敢写出来。社会科学研究也应该宽容失败和失误，何况有的还只是一时不被人们认识、而后证明是正确的学术观点。因此，要尊重学者、崇尚学术，一定要给学者以宽松的学术环境，实现学术自由。
　　
　　问：武大历来有尊重学者，尊崇学术的氛围，建校116年来留下过很多光辉的名字，比如高尚荫院士、王之卓院士、法学泰斗韩德培先生，这些大师奠定了武大的基础，也推动着武大跻身名校的行列，我们关心的是，现在或者将来的武大会不会诞生一批新的大师？
　　答：民间对大师的理解比较神化一点，我觉得要宽容一些。我们这个时代不大可能产生传统意义上大师，不大可能产生过往时期那种学贯中西、博雅通达的大师。由于科学与学科的分化和发展，使得大师的概念发生变化。比如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精通经济学理论，还懂财政、贸易、金融和证券，他们的时代经济学没有细分，大师意味着知识广博，但在现时代，经济学分家，学理论经济学的不一定懂证券，学证券的不一定懂贸易，越学越精深，离广博相去甚远。我认为，在某方面的精深研究上取得佳绩，同时又涉猎广博的，也能尊为大师，按照这个标准，武大一定会有新的大师出来。
　　
　　大学要将学生的差异性变成平等性
　　
　　问：去年开学的武大新生家长见面会上，有家长提出来，“孩子的每个细胞都要空调”。这条新闻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有教育家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好教。
　　答：我们今年开始，已经装好一批，以前不是不能装，是学校用电负荷不够，变电站要扩容，当然，家长说了，肯定装得更快些。（笑）虽然装空调的要求可以逐步满足，但取消军训的要求，我们却不能答应，因为军训是锻炼年轻人意志力的机会，人都要吃点苦。（望向窗外）我们只能希望天气能凉快一点。
　　我能理解现在的孩子，80后因为生活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面临生活的剧变和激烈竞争，普遍比较愤青，90后成长时，动荡期已过，社会相对安定和谐，性格较为宽容，有意见也不激动，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去年新生开学，武大做过新生和校长面对面，我的感受是，他们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学校要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
　　
　　问：如何引导？
　　答：刚入校的大学生要实行三个转变，角色、学习方式、生活方式都要转变，大一是从尖子生到重新排位的调适，大二是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大三是树立正确的异性观、婚恋观，大四是考研和就业的考量，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进行教导，但是现在的大学生好像不太爱附和学校领导和老师，我们也得想办法拉近和学生的距离（笑）。
　　学校要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要致力于将体现在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变成平等性，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的学生共处在20平方米的卧室里，有思想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情感及其表达也不一样，如何和睦相处，不完全是学生的事，学校要进行引导，以融合这种差异，消弭因社会背景的差异而带来的隔阂，给学生贯注一种平等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学校除了要承担教学，还要担当起心理调适的责任。
　　
　　问：在去年的“新生与校长面对面”中，学生已经看到一个“调适”过的校长，今年是否会做与新生面对面的交流？
　　答：这个习惯会一直保持。
　　
　　问：怕不怕被问倒？
　　答：没有，90后的问题都是善意的，他们是在用探寻的方式来看老师和校长了解学生有多深，也会聪明地提高问题的难度，还好，我与学生面对面时，会及早做准备，有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前一天我会找辅导员恶补一下（笑），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关心什么。
　　
　　问：没有被问题难倒过？
　　答：是我运气比较好，到目前为止，学生问的我还都知道答案，哈哈！
　　
　　问：除了面对面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您？
　　答：校长信箱，每天都看，重要的事会自己处理，找学生当面谈。还有各种与学生接触的场合。很多学生说大学四年见不到校长，我也很苦恼，社会性事务太多，确实和学生的接触少，我们也在想办法，多做一些像新生面对面的活动，增进与学生之间的距离。
　　
　　问：从2002年到现在，您在武大将近10年，对哪儿最有感情？
　　答：我在武大的10年里，对珞珈山的每个角落都有感情，特别是登上樱园楼顶，举目四望，钟灵毓秀显人杰地灵，更觉得武大是一所流风甚美的真正的大学，体现着百年名校博大宽广、兼容并蓄、自由开放的文化精神。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大学要有对传统的继承
　　
　　□ 记者颜小苗通讯员党波涛摄影枕涛
　　
　　人物名片：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多个兼职。
　　
　　采访时间：8月31日中午11：30
　　采访地点：华师行政楼校长办公室
　　
　　采访是在华师标识性的“红楼”，每个华师学生必定经过，却很少入内的地方，先生的办公室在这栋楼的3楼，刚主持完开学办公会的先生快步走过，不断有老师跟上来汇报情况，一路进了办公室，离约定的采访时间已过去20分钟，才勉强告一段落，先生很忙，“我最近在想，应该推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多走进学生中间。”这也是他在此次办公会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我还是华师学生时，听过先生做的新生讲座，对人生经历娓娓道来，期间巧妙地穿插着人生建议，语速极快，不拘小节，讲到兴头处有爽朗的大笑,先生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是最为亲切的回忆，遗憾的是，除了听讲座，和毕业典礼的拔穗之外，私下很难有受教的机会。
　　“我办公室的大门随时向学生敞开，可以直接来找我。”先生如此回答，他身上仍保有做学问时的谦逊，学者的气质更甚于校长，采访之中，先生几度问讯我这个老毕业生对学校的看法，耐心地解答我关于母校和对于人生规划的疑问，让人倍感亲切，顿时有“回家”之感。
　　先生的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书柜，齐整地摆放着藏书，电脑中装满着他从世界各地找回来的资料，正在进行世博的研究，已经坚持了十几年，是公认的专家。先生说，他从来目标明确，做知青、做工人、做学生、做老师、做研究、做校长，只想做到最好。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一点前人“迂腐，笨”的精神，能坚持，才能成大事。
　　采访时正是午饭时间，和先生一起吃盒饭，说说当年的读书事，成为这次采访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
　　
　　提倡通识教育
　　
　　问：我听说您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
　　答：（笑）读书是很拼命。参加1977年高考前，我在四川做过知青，在武汉做过钳工，不管是下地劳作，还是工厂做工，基本没离开过书，最苦时，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第二天照常上工，那段时间里，看遍了能找到的文史哲类的书籍。上了大学，基本也是泡在图书馆里，一个书架连着一个书架地看书，当时华师图书馆开架的文史类书，大致都摸过一遍。（笑）不止是我，当时77级、78级的同学们都是这样，早起晚睡刻苦读书，学习的氛围很好。
　　
　　问：是没有太强目的性的学习？
　　答：对。就是一点朴素的认知，学习能改变命运。我当时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是打算扎根农村的，真正到农村后，总觉得要学点什么，书是最好的老师，老师会引导你走出来。到了大学之后，这种自觉学习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求知的冲动，总是想多看看书，更好地完善自己。
　　有句俗话叫，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一旦机会来临，偶然性就变成了必然性。现在回头来看我走过的路，自觉学习、不断进取，对人生的帮助非常大。我在给新生讲座时常说，大学和高中不同，要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学生要在老师指导下自觉主动地学习，厚积薄发，才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那一天。
　　
　　问：您还说过当时的志愿是念哲学和中文，最后念的是历史，您想上的是北大和武大，却半生与华师结缘。
　　答：（笑）这也是机缘巧合。 高考填志愿，我报的是北大和武大，第一志愿是哲学，我自身对哲学的兴趣很浓，第二志愿是中文，我有着文学梦，第三志愿是历史，当年历史最冷僻，我对历史的兴趣也小。后来经过补录进了华师历史系，心里难免有些遗憾，想着文史不分家，从此来了华师，在这里读研读博，留校任教直到现在。之所以能够一直待在华师不动摇，就是因为这所学校有张舜微、章开沅这样的学术名师、大师。
　　
　　问：您何时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
　　答：这要感谢书。进大学之后，我喜欢到图书馆看书，看历史书，哲学书、文学书也看得多，我喜欢思考，日子久了，随着理论知识加深，知识面变广，文史哲原本相通，专业之间的界定慢慢消除，我喜欢上了历史。选择中国近现代史作研究方向，是大四时写的一篇论文《1900年的历史特点》，有了此前文史哲多方面的积累，我尝试着从各方面对历史做了较深层次的研究，这篇论文引起了章开沅先生的注意，先生建议我继续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我考取了章先生的研究生，后来又念了博士。
　　因为这段经历，我给新生讲座的时候，会格外提醒，兴趣是可以变化、可以转换，更可以塑造的。进大学之后，可以广泛涉猎各类课程，吸收各方面的知识，根据爱好逐步确定专业方向。看清自己的兴趣所在再用力，大学四年会更有效率。
　　
　　问：所以您大力提倡通识教育。
　　答：是的。通识教育与当年蔡元培先生谈过的陶冶情操的美育有相通之处，但不尽相同。它不是培养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多方位教授你认识、分析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构筑更广的知识平台。大一是我们最为重视通识教育的阶段，开了不少选修课，鼓励文科类学生选修自然科学类课程，比如逻辑课等等，理科类学生选修人文科学类课程，比如美术和音乐鉴赏课程，既是对知识结构的补充，也是拓展选择范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最后却成了著名的“物理科学大家”，文史、理工双全，我希望学生之中也能出现钱伟长式的拔尖人才。
　　
　　恢复亲密的师生关系
　　
　　问：您的大学时代，最令您怀念的，除了快乐的读书时光，还有什么？
　　答：亲密的师生关系。我念大学时，班上48个学生，在京山分院时，课余时和老师一起在鱼塘里游泳，边游泳边聊天，吃住都在一起，老师是完全意义上的言传身教，倾囊相授。
　　研究生教育又开了一扇窗，刘望龄老师曾带着我们出去游学，整整两个月，南下到上海、苏州、南京和镇江，遍访名师，每到一处，必有一次讲座和若干场讨论，书本上的知识走出去，加上名师智慧的结晶，真正地让人如沐春风地成长。到念博士时，章开沅先生每周邀请我们去一次他家，名为喝茶，实为讨论，看上去轻松，实则要做充分准备，我们戏称为，大鱼带小鱼，在讨论中做学问，答疑解惑。
　　到现在，我们同学们聚在一起，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这种书院式的亲密氛围，让我们受益匪浅。做校长之后，我时常考虑一个问题，该怎么让大学老师回归到育人的本职上来。
　　
　　问：“育人”这个词，似乎很难和现在的大学老师联系起来，更多的是“科研”或者“赚钱”。
　　答：我们不能否认这个评价，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老师，我想，任何老师，只要是学生来请教，都是乐于答疑解惑的，现行的以科研为主要考评标准的机制要负责任。我曾经在美国的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们的教授为两种，给学生上课的是老师，以科研为主的叫研究员。老师专职给学生上课，有固定的时间接待学生，搞科研是锦上添花，由学校供养，做项目有学校支持。研究员不带课，自己找项目找经费做研究，学校不管。
　　我们要学习这种机制，将教学和社会服务分开，分别确定考核标准，比如设置教学名师，给予科研名师们同样高的职称和待遇，让老师回到育人的本职上来，鼓励老师回到学生中间。这也是传统大学的本位。
　　
　　问：和老师亲近了，学生们还会想和校长亲近，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有遗憾，大学四年，都没和您说上话，感觉很远。
　　答：这也是我的苦恼。我的办公室随时为学生敞开，同时也会制造一些机会，真正走到学生中去。上午的开学会议上，我给自己，也给学校领导，教授们提了要求，华师每学期有各种演出，学生社团的节目很精彩，我们要适当地推掉一些应酬，多出席学生举办的活动，可以很自然地和学生打成一片。除了组织座谈，还要真正走到学生之中，我读书的时候，正在做校长的章开沅先生常来学生宿舍，聊天讨论，我们现在也要走到食堂、宿舍、操场、开水房里去。要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老师们应该先迈出这一步。还要有包容的态度，能听学生讲好话，也能听进去批评声。
　　
　　要有“根”的意识
　　
　　问：您之前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及您是“留学政策的受益者”，1989年您去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又待过牛津大学，在国外的这三年，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答：我看到了真正名校的管理体制，学生培养，人文氛围和科研，接受了世界最前沿思想的熏陶，还第一次用上了DOS系统写论文（笑）。我曾经到美国一家档案馆去查资料，看见门口有告示，写着欢迎来自各地的需要查找资料的人，由档案馆提供旅费和住宿费，来免费享受资源，我当时觉得美国真好呀（笑）。我喜欢去的大学图书馆，有部分是24小时开放，很方便。在这种环境下，不由自主地想学习。
　　这些名校里常有各国政要，科学家、名人来演讲，天天有讲座，日日有论坛，一些活动还提供免费自助餐，方便听众吃完后继续讨论，我研究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赶讲座，参加讨论，乐不思蜀。（笑）我在听讲座时认识了不少美国同道，常常约在学校的小咖啡厅里，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既锻炼口语又长学识。
　　
　　问：重视人文教育历来是名校的传统，看我们的大学校园，讲座和论坛也不少，但总觉得差点什么。
　　答：我觉得是对传统内涵的继承。我在牛津的时候见识过他们的High Table（高桌）制度，在餐厅分有一般座位及高桌，学院院长、教授、资深研究员和访问研究员上座，实行分餐制，一人一餐，每个周末都有十几个老师，和请来的一两个学生在高桌上吃饭，其他学生则在下面的两排纵向拼在一起的长桌子上用餐，去高桌吃饭还有个规矩，要穿着无袖的黑袍，延续着当年教会传统（编者著：牛津大学最早由三十五所学院教会设立的五所永久私人学院合组而成），这种师道尊严，让人不自觉地受到熏陶，萌生对学问的敬意来。
　　
　　问：很多和您同期的访问学者选择留在国外，据说您回国的时候，已经接到去领绿卡的通知，这需要很大决心拒绝。
　　答：回来的决定和时在美国的章开沅先生商量过，老师教导我，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根在中国，真正了解，做贡献的地方也在中国，我做了爱人的思想工作，放弃了可以拿到的绿卡，回了华师，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的研究“根”在中国，后来做教授，做院长，做校长，当时都没想过。
　　因为有这么一段留学经历，我非常主张学生们出去看看，不管是做交换生，还是拿奖学金，或是自费出国，特别是自然科学学科的学生，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在国外。当然，要走出去，也要能回来，中国处在剧烈的变革当中，由大国向强国发展，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正是顺应这种潮流，会有大造诣。我们这一代人有点理想主义，有了理想才能走到现在，我希望我的学生能有大理想，有“根”的意识，立志解决中国发展的问题，想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大学生应有的品格。
　　
　　延续“奋斗”的精神
　　
　　问：与您那一代相比，我们更倾向于找到好工作，赚到大钱，解决这些更为现实的问题，您会不会对现在的大学生失望？
　　答：这是现实，我想说的是，环境变了，但“奋斗”没有变，不管是报效国家还是服务自己，这个精神是必须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立大志，求大智，成大事，处在任何行业，任何境况之下，都要做一流的自己。我和新生交流时，以自己做例子，做知青的时候，我要做最优秀的知青，做钳工，我要做八级钳工，做学生，我要做最优秀的学生，现在做校长，也要做最好的校长，即便没有做到最好的能力，也要有做到最好的思想。这一点上，我对学生有信心。
　　我担心的是“懈怠”，进大学后如果没有更高的要求，松懈下来，很容易虚度四年光阴。大学四年是决定人生方向的四年，要学会思考，懂得探索知识的乐趣，增进自己的能力，有一天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每个阶段都奋斗过，人生才是丰满的，有一天回过头看时，才不觉得后悔。
　　
　　问：现在的大学生回头看时，会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好像什么都学到了，又像什么都没有学到。
　　答：不能指望大学教给一切，我们只是给了你一把钥匙，你要用时间、勤奋、汗水、能力把它炼造成一把万能钥匙，才能容易地打开成千上万种知识之门。
　　
　　问：您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
　　答：理想的大学是提供心灵自由飞翔的一片净土。（笑）它很宽松，你想什么都行，胡思乱想也可以；还能提供飞翔的条件，就是书本、讲座、老师，让学生能吸收源源不断的营养；还有亲密的师生关系，有人鼓舞你，引导你，助飞。在这个基础上，大学还要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博大而且包容，让学生自由成长。
　　
　　问：谈谈您眼中的华师美景。
　　答：进门的林荫大道，还有春天的桃花、夏天的荷花、秋天的桂花和冬天的梅花，华师的美很立体，而且有浓浓的人文气，值得细细品味。
　　
　　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真正的学问得经得起田间地头检验
　　
　　□ 记者颜小苗通讯员 胡今天摄影枕涛
　　
　　人物名片：
　　邓秀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果树学博士，师从中国柑橘之父章文才，从事柑橘研究已经20余年，现为农业部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曾任中国柑橘学会主席，世界柑橘学会执行主席。
　　
　　采访时间：8月26日晚上7点
　　采访地点：北京人大会议中心。
　　
　　先生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议中心门外的身影很朴素，普通的衬衣西裤，远远地伸出手来迎接我们，因为严重堵车，我们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近一个小时。先生抱歉地说明，下午要参加人大讨论会，时间比较紧，能不能将采访延迟至傍晚。令我们更为不安的是，先生为了留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上午提前回到了驻地，“原本准备请你们吃个便饭……”
　　傍晚，我们准时赴约，和先生喝茶，氤氲茶香中，这次采访更像一次小聚。先生开怀地讲着学生时代的生活，坦言“真正成长就是在高等教育的10年”，回味着当年父子般的师生关系，兄长般的同学情谊，自问作为师长，“达不到当年章先生的境界”，但“好为人师”的心从未变过。
　　先生很忙，升任校长之后，大概有40%的时间在出差，从前出差多为学术和研究，现在出差有一半是社会事务，即便如此，没敢忘记师辈们“农业的真正学问要下到田间地头”的教诲，柑橘研究，指导橘农，未曾停止，“大学校长没有自己的科研怎么行，还要有领先的成果。”他指导过的橘农，不少人开着小车来听课，还有“胆大”的商人，邀请他下海，被他拒绝，“我喜欢当老师，老师就不是一份挣大钱的职业，要守的住。”
　　不论是从身边匆匆而过的委员，还是来倒水的服务生，和门岗，先生望向他们时，会主动的微笑，质朴而真诚。采访完，先生执意送我们到门口，与我们在北京秋夜的凉风中作别，目送我们走远。
　　
　　想做生意和想做研究的学生，本质上一样
　　
　　问：您不到17岁就上大学，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果树学博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划人生？
　　答：我是1977年高考的，“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那是个特定的年代，谈不上有规划，就是随大流。16岁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不到3个月，就报名参加高考，接到的通知书是湖南农学院园艺系。农学院本身就不热，果树学更是冷，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哥对我说，学果树也好，能有个饭碗，实在不行，回家种果树，也能吃。（笑）。
　　那个年代也没有人指导我们填志愿，我也是稀里糊涂地开始学果树，上三年级时，老师教我们种葡萄，我们通过修剪，不仅春天开花结一次果，还可以在秋天再结一次果，错过7、8月的雨季，让葡萄在10月份挂果，葡萄长得又好看又甜，很有成就感，我开始觉得，学果树还有点意思。
　　
　　问：有了兴趣，所以继续考了研究生？
　　答：（笑）那个时代，《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成了我们的偶像，突然就有了陈景润式的追求科学的冲动，我决定考研究生，考到当时的华中农学院来，就是华农的前身。当时考研的人并不多，我们学校当时考上了不到20个研究生，离校前，校长还特地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勉励我们好好读书。
　　真正确定人生目标是在博士阶段，那时，各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我开始苦学英语，到处听讲座，做研究，我记得武大的图书资料最多，早上带点馒头，坐公汽到武大，查一整天资料，赶最后一趟车回来，那段学得很苦，但也很充实，没有一天是浪费的，博士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博士研究期间做的研究，拿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修。
　　
　　问：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如果到研究生阶段还不能确定目标的话，似乎有点晚？
　　答：对，现在的学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被动地接受培养，国家已经帮你把学习、工作安排得很好，念书的时候，学校发奖学金，发补贴，毕业的时候包分配，吃“国家粮”。现在不一样，从念书就开始竞争，找工作也难，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让学生们从一进校开始，就要有人生规划，有自己的理想，有对人生道路的基本思考，这将决定你大学四年，乃至以后的学习方向，同时还要养成动手的习惯，多参与社会实践。
　　
　　问：在您的年代里，不少大学生想做文人，诗人，哲学家和科学家，但是现在，可能会有学生一进校，就会说，我将来是要去做生意赚大钱的，您会怎么看？会不会反感？
　　答：时代变了，衡量学生的标准也要变化。我们必须正视现在的学生，从入学开始，他们会有朦胧的规划，比如将来要去做生意，或者是将来要去做研究，在我看来，两者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很好的方向，我会给建议，想做生意的，那么在大学期间要多修经济类，管理类的课程，为将来打基础；想做研究的，就要学好本专业课，同时涉猎相关专业课程，多动手。怕的是没规划，大学四年下来还是一片茫然的学生，我们就要头疼了。
　　
　　动手为培养自信
　　
　　问：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听说过，华农的学生上课得下地，家长们就会担心，我的孩子能不能吃这个苦，您知道，现在的独生子女，父母看的紧。
　　答：农大的传统是要下田，我念书的时候，专业课分成两种，一种是课堂上的，讲授理论知识，另一种是实践课，认品种，认果树种类，学嫁接，学修剪，给你一片地，让你嫁接一片苗，存活率就是这门课的成绩。刚开始时，班上有经验的同学，挑长势旺的接，成活率就高，我觉得小树好活，专挑个头小的接，成活率比同学低得多。上完这个课，我知道了，该挑什么样的砧木嫁接，该怎么接，给我多少棵树也能接活。
　　这个实践的传统在华农保持得很好，方式和方法一直沿用下来，从入学开始，我们一直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目的在于，通过动手来培养自信，只要能接活一棵树，你就觉得能接活所有的树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培养技能只是副产品，培养自信是最主要的。
　　
　　问：到研究生阶段时，会不会要求更高？
　　答：要求会不同。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要选修一门《植物显微技术》，这门课就是一个大的实验，从植物切片到显微镜下拍照，过去还要自己在暗房里显影放大成照片，包括72道工序，道道相连，全部做完需要4-7天时间，我们排的课程是20来天，要求非常精细，能顺利通过这堂课的同学，科研能力和耐力会上一个台阶。所以，不要小看大学的任何一门课程，它是从各方面来进行能力训练。
　　
　　问：有了专业的实验室后，老师们能坚持下田做研究吗？
　　答：这是一定要坚持的。我的老师章先生留下的照片里，只要站在田头，就会拿着小本子向农民虚心请教，一直延续到他90岁，还经常带学生下乡。包括我自己，下乡调研，给农民讲课，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一直强调，到田间地头去找问题，通过研究去认识问题，用知识和智慧去解决问题，这应该成为每个学农的人的座右铭，老师更要言传身教。
　　问：您做华农校长的第一年，除夕前夜，您还在宜昌指导橘农抗雪灾，您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校长后有40%的时间出差，一半是社会事务，一半是为柑橘，为橘农。
　　答：农业科学研究和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要求能够了解生产中的问题，继而解决问题，我们也有实验室，但真正的学问得经得起田间地头检验。我们在赣南协助建设的优质鲜脐橙基地，标准很高，产品价格也很好，主要供给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城市），成为出口港澳、东南亚的主要类型，有效抵御了美国脐橙对我国柑橘产业的冲击。当地农民因为种橘子成百万富翁的不在少数。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几年去赣南给农民讲课，很多人骑自行车来听课，后来，他们骑摩托车来听课，而现在不少人是开小车来听课。
　　
　　正视师生关系的变化
　　
　　问：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和章先生的关系十分亲密，形同父子？
　　答：那时候老师没有专门的业务办公室，常把我们招呼到家里讨论，还有饭吃。章先生对我们，是学习、生活、思想，全要管到，我记得刚结婚时，我家里来了客人，我和爱人不太会做饭，先生特地叫师母端了两碗菜过来，我一生都记得。当然，学问上要求也高，先生当时已经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不忘治学，常常早上六点半不到，就来敲宿舍门，安排很多事情。老师们会轮流上课，那时，老师们的科研任务不重，教学生是最重要的任务。
　　
　　问：那时的师生比很小，我看过一个数字，好像是一个老师对应一到两个学生，所以能尽心培养。
　　答：我们研究过，一个好学校必然是师生比小的学校。以英国为例，好学校是1:2，约一个老师对应两个学生，比较好的是1:4，入流的是1:7，差的是在1:10以下，而我们的大学，我念大学的时候，一个班42人，专业老师有16个，基本是1:3，我来华农时，只招收24个研究生，除了章先生等少数老师是一个人带两个研究生之外，基本上是一个导师只带一个学生，现在扩招了，学生多了，光一个系就招40来个，一个老师手下有十几个研究生很常见，多的有二十多个，自然老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减少了。
　　
　　问：常常有人批判说，现在的师生关系变味了。
　　答：我们开玩笑时，总结过师生关系的三个阶段：80年代时是父子，上下代关系，90年代慢慢变成“劳资”关系，教授们在外面争取科研经费，学生们帮忙做项目，学生喜欢背后叫老师为“老板”，现在，高校对学生有论文要求，催着学生发论文，做得不好的学生发不出论文来，怕见老师，见到老师就像见到了“老虎”，绕着走。尽管这一现象不普遍，但确实存在，似乎老师和学生的距离越来越远，在学生心中逐步变成“符号+数字”，符号是你是老师，，数字是“学校里有几个什么样的老师”。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我们现在对老师提出的要求，是创造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我们当年是以培养技能为主，素质为辅，现在的大学是以培养素质为主，技能为辅，重点是在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自立的能力，不要总是觉得大学变了，大学生变了，变了不是坏事，社会向前发展，思想在进步，如果现在的大学生想法和我们那时一模一样，我会更吃惊。
　　理想的大学应该是社会良知的天平
　　
　　问：您心中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样子？
　　答：理想的大学应该有几个方面：一是有一群非常有智慧的人，营造出一个社会发展的思想库，某个行业的技术库，社会人的精神家园；二是社会良知的天平，不能铜钱味太浓，学者要追求真理，敢言，学生能从这里获得知识和人生指导；三是有独立思考的学生。总而言之，它应该是给各种人提供机会的，无限包容的场所，能容纳高尚的，中立的，甚至平庸的追求，前提是不危害社会，阻碍发展。我对华农的期许是，不求办成全国最大，但求能最大力度地培养学生成才。
　　
　　问：学生在有困惑和问题时，怎么找您？
　　答：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找到我。这个学期开始时，我提了个要求，以后尽量少参加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将时间放在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上。我有一个设想，每个星期安排半天，让管理者和教授与学生座谈，每次邀请2-3个教授，十几个学生，一起交流。四年下来，能有上千的学生有机会与教授面对面交流，我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问：您在狮子山20年，你眼中最美的一面？
　　答：狮子山的秋天特别美，果园里结满了果实，苗圃里开满月季，山清天蓝，傍晚的余晖洒下来，很难在武汉找到这样田野风情和校园建筑相结合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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