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2》:民族激情的被观看与被化解|叶问4免费观看

　　《叶问2:宗师传奇》自4月29日公映,赶上“五一”小长假,票房迅速飙升,到5月9日已达到1.64亿元,再一周后,5月16日,实现2亿元的票房目标,成为有史以来过亿最快的华语电影。甄子丹凭借《叶问》系列成功晋升为具有票房保障力的动作明星,使成龙、李连杰渐渐成为明日黄花。
　　 《叶问》系列的成功在于一系列元素的有效组合,包括武打动作咏春拳的新颖与“拳拳到肉”的实在,“叶问”这一人物形象的丰满与性格魅力,民族情感与家国大义的投注等等。因此,叶问成功地加入了黄飞鸿、霍元甲等武打民族英雄的形象序列,成为中国武术精神与民族气概的代表。
　　作为续集,《叶问2》的主创人员显然是谨守第一部《叶问》的每一个优秀要素,把它们当作票房保证,而不敢有新的变化,因而给人感觉有些创新不足。但与第一部相比,《叶问2》表意更加完整,没有旁出斜逸、可能引发另意的情节,都指向一个民族大义的方向。
　　
　　武术、身体与近代民族危机
　　从某种程度来说,《叶问》系列影片的独特魅力在于塑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武者形象。叶问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他穿长衫,上层士绅家庭出身,一派儒雅文人的模样,打出不带一点花哨的咏春拳,并处处给人留余地。长衫这一服饰特征很重要,拢住身体,不适于激烈活动,通常是文人士绅的衣着,而叶问着长衫打咏春拳,就把中国武术的凌厉与谦雅表现得非常形象。
　　 《叶问》两部作品的高潮都是中国功夫打败外国拳术,使叶问成为民族英雄,影片也都包含了对中国武术内涵与精神的阐发。这是《黄飞鸿》系列与《霍元甲》、《精武门》等一系列近代时段武打片的共同主题。在近代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民族生存危机重重,中国人的身体与文化都面临来自他者的威胁。近代题材武打片实际都在探讨以中国武术来象征性地化解民族危机。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是全方面的,但首先表现在对自身身体的焦虑上,“东亚病夫”的称号给国人带来巨大的集体心理侮辱,而中国武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反驳这一侮辱的重要武器。武打这一内容非常方便地突出了身体的对比,无论是《黄飞鸿》、《霍元甲》还是故事时间在民国以后的《叶问》,白肤蓝眼、穿着华丽的洋人,与黑发黑眼、粗布衣衫、甚至留辫子的中国人,在身体外表上的差异在影片中都被设置得十分鲜明。与体型健硕、肌肉发达的西方拳师相比,中国人显得很弱小,但恰恰是体型瘦小的中国英雄以柔克刚最终取胜。这样的胜利证明了身体上的反差只是表面,中国人的力量如同中国文化一样是蕴蓄在内部的。中国武术成为中国人身体力量的证明。
　　中国武术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在较量中必须获胜,电影反复通过“不能叫洋人看不起”,“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的类似表达,为比武赋予民族文化较量的意义。而在另一方面,武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又从来不被允许过度发达,不被允许看作是恃强凌弱的武器,它反倒反复被赋予内敛、谦和的品质,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而张扬与外露是永远都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李连杰版的《霍元甲》。《叶问》系列也是如此,反复被张扬的是“仁”的理念,强调中国武术与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关系,连西洋观众也最终被这样的文化精神所折服。而西方拳术的失败恰恰就在于缺乏这一点。在仰角镜头的处理下,西洋拳术被表现得分外富于攻击性和侵略性,缺少沉稳、内敛、灵活与韧性的气质。
　　近代题材的武打电影,有效地以武术激发出民族自豪感。然而,武术终为肉身之术,肉身与枪炮较量,往往成为影片历史悲情的来源。叶问在擂台上取胜,却敌不过日本人的枪子。正如《黄飞鸿•王者之风》所说,“我们赢了这么个牌子,却输了整个江山!”
　　这是一个典型的近代话题,短暂的胜利的后面是我们都知道的历史。而武术及其再定义始终承载了对家国民族的认知,和对民族身份的代表。
　　与同期上映的《东风雨》相比,票房上的巨大差异也正与二者在内容与价值观上的差距呈正比。《叶问2》如前文所分析,是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高歌之作;而《东风雨》则内涵复杂,显现出导演柳云龙的文艺气质,影片对理想与行动之间差距的表现,对历史之无可改变,个人行为无可影响历史之恶的发生的无望表现,使得影片绝非简单的主旋律,而正是这样的含混与歧义的表现不会满足普通人的民族情感与鲜明的是非观念。因而其接受效果就要差很多。
　　
　　香港故事的暧昧记忆
　　武侠电影传统的精义在于侠者与江湖精神,江湖构成反抗庙堂/官方的自由自在的天地。而到了近代,侠者的意义无法仅仅安放在飘渺的江湖,而必须与民族精神、家国大义联系在一起,甚至与官方合作抵御外敌。在《叶问》两部电影中,都有非我族类的敌人――分别是日本人和英国人,敌人的形象看似一致,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饶有兴味的不同。
　　 《叶问2》中,叶问从广东佛山来到香港这个英属殖民地。英人治理下的香港督政府想要为拳王龙卷风举办一场拳击比赛,一个仇视中国人的英国警司卫力总是压榨中国人,并鼓动拳王污蔑中国武术,与洪震南比武,并将其打死。同时他用暴力控制报社舆论,开虚假记者会。但卫力最终却是被肥波这个原本为其办事、后来良心觉醒的中国翻译官告到更高一级英人官员那里,而被督政府逮捕。
　　影片的这种处理非常令人吃惊,看到卫力突然被警察带走,观众觉得很突兀。这种处理对比第一部影片中对日本人的处理,深刻显示出港人对英人的暧昧态度。在第一部中,日本人从军官到士兵,都是邪恶而阴暗的,这种恶是普遍的、制度性的;而在第二部中,英国洋人的恶则是个别的、非制度性的。英人政府作为一个完备的机制,可以随时纠偏个别的恶。卫力不过是任何政府都会有的败类,他之歧视压榨中国人并不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常态。
　　两部影片中给外国人做事的类似汉奸的人物的命运也很不同。第一部日本人的翻译官李钊良心发现帮助叶问,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第二部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斡旋的肥波倒戈则毫发无损,实际上正是他向上级官员告发而使卫力被逮捕。影片最后,叶问打败龙卷风后,向在场观看的洋人观众发表几句演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先前因拳王短暂优势而欢呼的英人,此刻都被叶问的话感动,而纷纷起立鼓掌,表明普通英人对于普遍和谐人性的理解。显然,英国人在这里代表了一种文明完备的现代性制度,尽管会有坏人、败类,但这个制度会自我纠偏。
　　香港人对待英国人的态度在两部影片的对比中直白地显露出来。后殖民时代的香港人,在电影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不一样的对殖民时代的记忆。虽然日本人与英国人不同,前者拿着枪炮进入,后者则是“文明”接管,但本质上同样是外族对中国人的管制,也正是因此才有影片高扬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在此基础上,影片的民族激情实际是建立在松软的沙滩上,如果异族统治本身在制度上并无根本缺陷,恶只是偶然产生,殖民体制是现代性文明的体现,那么源于民族身份的缺憾而寻求主体性与自治力的民族主义激情必然成为无的放矢。《叶问2》中,民族激情通过“观看”而被极大激发,同时容易被忽视的却是,这种激情被明显是有意设置的细节给轻易化解掉了。
　　 《叶问》系列的制作主体是香港影人,然而其目标市场则显然是大陆,从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开始,港人大举北上,经过许多实践,从《如果•爱》、《投名状》到《十月围城》,香港影人对大陆观众群体口味与主流官方价值取向的把握,越来越到位,《叶问2》在大陆票房与口碑远好于香港本土,应该与影片突出的热血民族情绪有关,然而不可忽略的仍是影片对英人殖民政府的暧昧态度。
　　近年来,香港人越来越呼唤保护历史遗迹,殖民时代的遗迹也是历史公共记忆的一部分,“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表现在“我们怎样回忆”。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分外复杂纠缠的历史,由此也决定了身份认同方向的暧昧。近期公映的《岁月神偷》、《月满轩尼诗》等影片都带有怀旧色彩,通过一家人的亲情故事/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为香港立传。《叶问2》的场景从佛山变为香港,叶问的敌人由日本人变为英国人,影片也在讲一个香港故事,在民族热血的表面,暗地里透露出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复杂与转异。后殖民时代的香港人的殖民记忆与历史建构,在许多电影中都留下了有趣的线索。
　　
　　 唐宏峰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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