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的刘细君_刘细君

　　近日拜读林?先生的大作《匈奴史》,数百年沧桑,条分缕析,杂千头万绪,考证精博,获益良多。不过对卷中“昭君出塞”一事所发之阐释,颇有不以为然之感,不吐不快。 　　林老论昭君出塞的动机,认为昭君不仅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出塞之后,安心于住穹庐、被毡裘、食畜肉、饮潼酪的游牧生活,而且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根据国家的需要,以汉匈友谊为重,不惜打破汉人传统的伦理观念,以成全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事业。”
　　凡事有破有立,在赞扬昭君精神的同时,林老也不忘树立一个“反面典型”,可怜的刘细君便成了靶子:“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奴隶主侵犯,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可细君对自己的政治使命毫无认识,过不惯异族的生活,整日悲愁”,与昭君的慷慨和气魄有天渊之别。
　　对于以上林老的阐释,我颇有疑惑。就昭君与细君的个人情感而言,在史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林老所言,颇有凭个人想象,任意发挥之嫌。其实在我们眼中轰轰烈烈、意义深远的“昭君出塞”,在《汉书》中只有寥寥数语,虽《后汉书》稍详,但总体来看,昭君自愿出塞的首要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呆了几年,没机会见到老板,缺乏自我展现的平台,上升通道被阻塞,心里郁闷,因此“跳槽”。至于什么民族友好之类的大题目,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更谈不上对这一政治婚姻上升到历史使命的高度上加以认识。至于林老所谓“安心”过那种游牧生活,更是于史无据,纯属猜测。而昭君在接到成帝诏书后改嫁,更有迫不得已、无力回天之慨,说“以汉匈友谊为重”,全然是强加给王昭君的想法。
　　再看刘细君。其实别看她是真正的王室之女,帝室之胄,其个人命运却颇为坎坷。父亲江都王刘建,荒淫无道,公元前121年企图谋反未成后自缢,细君母以同谋罪被斩。当时,细君因年幼而幸免于难。因此,细君年少时并经历了丧父失家的变故,性格上不可能没有深刻的悲怆感。成年后,又被朝廷作为政治博弈的棋子,远嫁乌孙。这样的身世背景,加之乌孙那样迥异于中原的生活状态和方式,想要让她满怀着为民族团结做贡献的“崇高理想”,兴高采烈地过几十年,怎么可能?
　　除了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果将这两次和亲放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会更看出其间的差异,也会更加理解刘细君的情感。细君远赴西域为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当时,汉匈战事正酣。虽经漠南、河西、漠北三次大战,匈奴元气大伤,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力仍足以对汉朝形成严重威胁。既然“娘家”不够硬朗,那么可以想到,刘细君在乌孙也有些“底气不足”,其心中的抑郁可想而知。加之当时张骞西域“凿空”为时不久,汉人对西域的了解仍相当有限,突然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孤苦无依,怎么可能不惶恐凄凄?
　　而昭君出塞则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距细君远嫁已有70余年,此时,东亚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武、昭、宣诸帝近百年的苦心经营,汉对匈奴已具备全方位的优势。西域已设西域都护,成为汉朝的势力范围,而当面的匈奴则历经内乱,尤其是“五单于争立”的大内战,分崩离析,脆弱的游牧经济则在老天震怒的情况下几近崩溃。呼韩邪单于又争斗不过郅支,形势岌岌可危,按匈奴人的话来说,即“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在此情势下,昭君出塞无疑有着巨大的“后台资本”,而作为盟国的乌孙,与作为臣下的匈奴,对待汉女的态度,不可能没有相当的差异。
　　所以,昭君和细君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加之当时南匈奴所居地与汉北方边郡毗邻,大概现在的内蒙西部一带,汉文化的影响相当广泛,比之细君所处的今新疆西北苦寒之地,昭君心理上的凄苦,较之细君,也可能稍稍有些安慰吧。
　　即以效果来讲,“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固然是昭君出塞后的实情,可也应该看到,60多年的和平局面绝不是昭君跳槽就能立杆见影达到的。其前提仍旧是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平是以实力震慑为前提的,今天是这样,两千多年前同样如此。如果没有汉的强大,匈奴绝不可能如此知趣,和平局面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实力对比的改变,是汉朝历经数代,近百年不懈奋斗的结果,而这其中,就包含了细君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史载,宣帝本始二年(前72),匈奴怒乌孙亲汉,出兵攻袭。乌孙遣使向汉朝求援,汉发兵15万骑,分5 路进击匈奴。乌孙昆莫亲率5万骑从西方突入,成合击之势,匈奴被创远遁,势力自此转衰。作为汉、乌联盟的奠基人和实施者,刘细君的心血和劳绩,终于结出了胜利的果实。无视细君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解与扭曲,也是对这位弱女子的伤害。
　　刘细君是悲伤的,在“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哀声中,她只是一个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绝世独立于北国寒风中的孤女。而昭君在出塞时,也不会怀着为伟大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贡献力量的“远见卓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似乎才更切近昭君的心曲。如果刘细君和王昭君如林老所要求的,都应站在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高度来看待问题,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那么,她们就不再是政治婚姻的非自觉者,而应该是受过马列主义民族观熏陶的“共产主义者”了,套用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的一句话来说: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就出共产主义,未免也太早了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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