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_不为君王赋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横槊赋诗 　　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当晚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曹操取下长矛立于船头,慷慨而歌,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
　　
　　公元220年,即东汉建安25年正月,带兵征讨关羽的丞相曹操回到洛阳。几天后,关羽的人头送到他的面前。但此刻,曹操只能卧于病榻之上,苦于头风之疾,目不见物了。
　　当月,66岁的曹操病逝。此前,曹操已写好了《遗令》,这是他的绝笔:
　　我死后就穿原来的衣服,不必做寿衣;不准用金玉珠宝陪葬;葬礼要适度,办完了丧事,该干嘛就干嘛;奴婢和艺妓们很勤劳,我死后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不要亏待;余下的熏香大家分掉,不要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们闲来无事可以编草鞋卖……(对于戎马一生,只是一言带过)吾在军中执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写遗令,这在名人是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曹操不但没有依着格式,还婆婆妈妈一堆,分香卖履,留恋妾妇。苏东坡曾毫不留情地批道:“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认为曹操没有“临难不惧,笑谈就死”,称不上英雄。
　　文学大师梁实秋先生一生豁达,曾说“人死即如烛灭”,更说“死欲速行,何用铺张”,但他临终时,在纸条上写下“救我”两个字,而且大喊大叫:我要死了,给我氧气……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易中天的解读,对此作了回应,“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
　　
　　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
　　刘备少时丧父,与母亲卖鞋织席为生,虽曾师事卢植,却并不爱读书,喜欢狗马、美服。孙权擅武,喜欢带着手下成群结队山上打猎。唯有曹操,“雅好读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曹丕《典论?自叙》)据史书记载:曹操御军三十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由于历史的湮灭,诗作仅存20多首,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
　　曹操早年一心报效国家,奈何“报国无门”,作为汉末战乱的亲历者和扫除战乱的领导者,他亲眼目睹了这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旷日持久的灾难。他的父亲、兄弟、长子、爱侄都直接、间接地死于这场灾难。他看到的是“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蒿里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面对残酷的现实,曹操的内心是痛苦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以在伐董联军互相进攻,拒绝出战的情况下,仍毅然带领少数军队向董卓开战(几乎是自杀性行为),结果当然是大败而归。
　　诗人的情怀,真实的同情心,赤裸裸的情感表达,被明代评论家钟惺的《古诗归》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诗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曹操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是酸儒的王莽式的政治家,也不是只知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人物,他是诗情与激情热血澎湃的人物,他的胸怀和度量不单单是慈悲,还有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北征乌桓,扫荡袁军残余势力,曹操在归途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观沧海》),面对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白草丰茂”,以大海之宽阔映衬出他吞吐日月的胸怀。后人称赞这首诗有“吞吐宇宙气象”的气势。
　　在战争年代里无法预料自己能活多久,饮酒作诗成为曹操的解忧良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他想“立君牧民,为之规则”,却叹“人生几何,去日苦多”,这种紧迫感来源于自己实现统一的抱负,这不但是他的个人愿望,更是百姓的呼声、时代的趋势。“青青子矜,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短歌行》),为统一天下必须招揽人才贤士,他“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愿做“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求贤若渴的情怀毫不遮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雄心抱负,让他在政治的艰难与个性的激荡诗情中徜徉。
　　在曹操心中,是有一个理想国的。《度关山》,《对酒》中的“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兼爱尚同,疏者为戚”,表达了他的理想:贤君良臣同心同德,建成一个太平天下。然而面对人生的短暂再加上战乱不断,大志没有实现,曹操不服老,也不愿服老,“神鬼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龟虽寿》)信笔挥洒之间,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
　　
　　“文联主席”与“刽子手”
　　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民间的乐府歌辞只是作为娱乐,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写的。曹操却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极为爱好,加上其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浪漫的文人潜质,是与生俱来的。
　　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谈到兴头上就猛拍桌子,甚至一头扎到酒菜盘子里。如果不对他的统治产生危害,他很有文人的幽默感。忘年交桥玄曾与他开玩笑说:我死了之后,你路过我这里,如果不用大斗装酒、杀鸡来祭奠我,车过去三步就会肚子疼,你可别怪我!后来,曹操率军北征乌桓时路经桥玄墓,为桥玄写了祭文,且真的杀鸡祭奠,由此留下“车过腹痛”的典故。
　　汉末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或放逐或镇压,或永不叙用,弄得人心惶惶。曹操一改两汉文人被“俳优蓄之”、文学是经学附庸的地位观念,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如孔融被征召为匠作大将,不久迁少府。相貌丑陋的王桀原本不被刘表赏识,后曹操得到荆州,王桀劝降有功,当即任命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甚至将曾檄文痛骂自己祖宗八代的陈琳招入麾下,三人后来均名列“建安七子”。
　　因为被才女蔡琰(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感动了,他不惜重金,把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雄的豪爽,诗人的浪漫,又有对文姬父亲蔡邕的知遇之情。蔡文姬一回到中原,曹操便立即提供资金人员,让她将记得下来的她父亲蔡邕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口授出来,整理成书,不致湮没。这在历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公元210年,曹操亲自规划,在邺城(当时的魏国都城)西北角建了台高10丈、台上有屋120间、台下有园林的铜雀台,引河水流经台下。后又在南北两面分别建了金凤台、冰井台,成了聚会、赋诗、歌舞、鼓乐等的理想场所。多达百数人的才学之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相继归附到曹氏周围,创作诗歌、抒发情怀,形成了群星荟萃的邺下文人集团。除了“三曹”,后来参加经筵的士子,评定出七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被称作“建安七子”,还多了才女蔡文姬。这些文人常随同曹操出征,在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曹操“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后世西晋洛阳“二十四友”的“金谷之会”,东晋建康文坛的“兰亭之会”,南宋宋都建康谢氏家族的“乌衣之游”等,都是仿效铜雀之会产生的。因而南朝王僧虔在《宋书?•乐志》中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这一点上,刘备集团、孙权集团不能望其项背。
　　曹操爱文士是真心实意,但对那些有傲气、反对或不利于他代汉的文人,也是动了真肝火,一旦碰到他的政治神经,格杀勿论。孔融依仗自己是孔子后代,加之负有盛名,不大把曹操看在眼里,后死在曹操手下,刘桢被送到采石场劳改,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年纪轻轻,好唇枪舌剑,曹操想侮辱他,叫他充当“鼓吏”,结果祢衡把衣服剥光打鼓,反而侮慢了曹操。曹操叫人去找他来,他便拿着一根大棒,坐在曹操军营门前大骂。曹操虽然很火,骂他为“竖子”,但碍于他的文名,不好杀他,后来送给了刘表,刘表又假黄祖之手把他杀掉。
　　
　　建安风骨第一人
　　中国历史上,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汉高祖刘邦写得最少,衣锦还乡到了下邳,吼出一首《大风歌》,最多的是一生写了四万首诗的清代乾隆帝,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却无一句流传。“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唯独曹操一人,两边通吃,让毛泽东惺惺相惜,“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曹操军人的霸权主义和诗人的浪漫主义相互冲撞,“甚有悲凉之句”。(钟嵘《诗品》)他用两汉的旧音律使四言诗再度恢复青春,也为五言诗的兴盛助一臂之力。留下的短文,多是些公文性质的“令”、“表”,但清峻通脱。近代学者范文澜称:“他是拔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三百篇》之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
　　这些痛切时弊坦然挞伐的诗作一扫汉代数百年诗坛的沉闷和颓废,掀起了一股清新诚实之风。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风骨”者,乃“风力、骨气”也。
　　曹植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父亲的气派自负:“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除了孔融常与曹操对着干,不合群之外,王粲等六人,经常和曹丕、曹植在一起玩乐。王粲最富才华,也很幽默,喜欢学驴叫,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建安22年,王粲突然死于瘟疫,整个建安文坛被震动了,曹丕更是不胜伤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在王粲墓前,曹丕说道:“仲宣 (王粲的字)平日爱听驴叫,我们学一次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学起驴叫来。连同曹丕前来吊唁的才子们也一起学起了驴叫,哀情鼎沸,盛大壮观,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集体行为艺术了。
　　此时,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开始从汉末的低谷走向全面复苏,以至大力发展,走向繁荣,人称“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从这时起,中国才出现以写作为主业,不必奉长官意志写作的自由作家。这种写作上的自由,就是曹操开创的。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主张积极人生,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并强调艺术个性,引领了以玄远放旷著称的魏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非正统文人的最早的样本。到了唐代,陈子昂、李白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都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精神的衷心推祟。
　　千年后的一个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赋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是他给曹操定论的名篇。寥寥数语,充满了赞赏之情。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唯独曹操一人,两边通吃,让毛泽东惺惺相惜。他一手缔造了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公元219年,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运筹国事,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撞石飞花,挥笔题写“衮雪”二字,为存世的唯一真迹。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并称为“建安七子”,他们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鲁迅 作家,杂文家,思想家。
　　“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余秋雨 著名学者、作家,著有《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
　　“曹操被历史低估了”
　　不管人们给《出师表》多高评价,不管人们对诸葛亮产生多大好感,我还是不能不说:在文学地位上,曹操不仅高于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同样是战阵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几首诗,已经足可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文学家,但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是难于想象的,而加入了诸葛亮也是难于想象的。曹操在文学上高于诸葛亮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生命格局。诸葛亮表达的是君臣之情,曹操表达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显然看不起那种阵前涕泪。他的诗作传达出一个身陷乱世权谋而心在浩阔时空的强大生命,强大到没有一个不够强大的生命所能够摹仿。他是把诗当作真正的诗来写的。他又与历来喜欢写诗的政治人物不同,没有丝毫附庸风雅的嫌疑。这也就是说,他具有充分的文学自觉。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话语,这很容易流于空洞,但他却溶入了强烈的个性特色。这种本事,来自于文学自觉。曹操的诗,干净朴实,简约精悍,与我历来厌烦的侈糜铺陈正好南辕北辙,这就更让我倾心。
　　
　　李国文 小说家,散文作家,首届茅盾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以历史随笔见长,著有《中国文人的活法》《天下三国》等。
　　“他从没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
　　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有这样三句被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者,有几何?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三曹之中,操居首。客观地说,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是由于曹操统一中原后的休生养息政策,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并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的董卓相比,可谓天壤有别。因此,“建安”之初,即已出现了“五言腾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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