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维希尼克　消失的世界:罗曼尼克爱情

　　“如果想让这些照片充满生命气息,那就是向读者呈现我对它们的思考,这些照片所描述的人和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的确存在过。” 　　――罗曼?维希尼克
　　
　　
　　1914年,一战开始时,维希尼克17岁,先后进入莫斯科Shanyarsky大学、莫斯科大学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并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在沙皇时代的俄国,犹太人是不能跨入莫斯科的,但维西尼克的家族是第一批被允许在莫斯科定居及工作的犹太人,他的外婆是大钻石商的妻子,父亲是全俄最大的雨伞及阳伞工厂的老板。
　　从出生起维西尼克就住在有着中央暖气系统的四层楼大宅第里,父亲收买了警察,在家中经常收容那些偷偷溜进莫斯科的犹太同胞,他们一旦在街上被抓到,会被立刻押回难民村,但这些人却不得不设法留在莫斯科打工求生。他们病态般的生活,以及那种贫瘠小村特有的脸孔给维西尼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们的生活圈里,“犹太人有着一种特别的耳语和特别的脚步声,就像被围捕的野兽一样。这是一种可怕的身份。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
　　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当权时,维希尼克的家族也不得不开始逃亡。21岁那年他把自己打扮成典型非正规布尔什维克,假装押着犯人(他的父母及妹妹),混进基辅的CHEKA总部(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骗了通行证先把母亲和妹妹送出境。而维希尼克继续留在莫斯科读书一直到随时都有可能被拘押的紧张局势时,才偷渡出境,他清醒地记得,在探照灯与子弹都朝他射来时,他差点丧生:“我喃喃地念着犹太人在死前的祷告:‘听着,啊!以色列。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唯一的。’居然毫发未损地活下来了。”
　　维希尼克与家人在柏林相会,娶妻生子后他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活费用,在邮购品工厂、保险公司、打字行、汽车工厂、地产公司打工,但是傍晚,他会在柏林大学选修东方艺术课程,并且和一些医生进行生物研究,同时也研读一般光学及特殊光学,并且完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以磁性光来显露显微镜下活生生的内部组织”。
　　随着纳粹在德国的发展,反犹太风兴盛起来,有一次一位并不知维希尼克是犹太人的纳粹杂志编辑问他,日耳曼血统的人的血清和犹太人不同之处,当维西尼克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同时,纳粹党轻蔑地调头就走。维西尼克感到犹太民族在这个国家的噩运就要来临了,在所有人以为希特勒要毁灭犹太人是夸大其词时,维希尼克忧心忡忡地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为自己的同胞照相。身为一个犹太人,他要把这个即将可能消失的世界至少用照片保存下来。
　　维希尼克用一个公事箱来隐藏他的两架相机,一架是拍室外的罗来6×6相机,一架是拍室内的莱卡双眼小相机。他背着大约有52公斤的器材,前往波兰、匈牙利、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偷拍在那里的犹太世界。他假装成编织品推销员,来解释为什么总去那些穷乡僻壤。这项工程耗去了维希尼克四年的时间,同时他还得定期回到柏林打些零工以支付家人开销及自己的旅费。在拍照期间,他被捕11次,往往被认为是间谍,有一次在捷克他被关进监狱达一个月之久,有关当局一再侦讯他,检查底片是否泄露了军机。维西尼克使用隐藏的摄像头拍摄既为避免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同时因为许多东正教犹太人不会让他合影留念。
　　在维希尼克那些自然风格的作品中,人们仿佛是与世隔绝的,他们在自己的小团体里按固有的习惯学习、生活,他们的脸上很少能够看见笑容,更多的人用一种疑惑和恐惧的眼神凝视着镜头,苍茫而深邃。纽约时报曾评论道:“在这些黑白的影像中,记录了具有犹太民族特征的生活场景,图像是非常粗糙的,就像这个民族所走过的坎坷之路。”
　　1939年,德国再也待不下去了,他先把妻儿送到瑞典,自己也准备离开柏林。后来却因拉脱维亚被苏俄吞并,他的拉脱维亚护照失效,被警察以无国籍理由关在集中营三个月,直到他的妻子获得了能迁往美国的签证,他才在拉脱维亚流亡政府的协助释放。维西尼克拍摄了超过1.6万张东欧犹太人的照片,他和他的家庭设法保护了其中2000张照片,去美国时,维西尼克把一些底片缝入自己的衣服中,但他父亲藏的大量幸存的底片与这些一起留在了法国,那些幸存的照片之后作为个展的一部分,在哥伦比亚大学,犹太博物馆,国际摄影中心和其他一些机构展出。
　　
　　刚到美国,精通俄文、德文、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意地绪语、斯洛伐克文等八国语言,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动物学、医学、东方艺术)的维西尼克却唯独不懂英文,一切要重新开始,“当我徘徊在街上时,在所有急匆匆的行人间感到寂寞、虚弱又充满恐惧――这些人属于另一个大陆,另一个世界,而我是这么惧怕这个世界……他们的根深深地植在这块土地上。而我呢?我能加入他们吗?然而没有任何答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维希尼克漫无目的又毫无效果地带着自己的照片,四处到杂志,报社求职,最后在俄裔聚集区开起人像照相馆来糊口。正是在这个时候,维西尼克拍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肖像。1943年,他的东欧犹太人作品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展出。 维西尼克希望宣传困境中东欧犹太人,甚至写信给当时的第一夫人埃琳诺罗?罗斯福,请她参观了展览。
　　几年后,他放弃了人像,继续做微观摄影领域里的自由工作者。1957年,维希尼克被任命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副研究员,并于1961年成为生物教育学教授。他是卓越的自然科学、教育专家,是生物学界的权威,哲学界的活跃人士,开创了显微摄影,在他的后半生里,维希尼克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在纽约市立大学,俄亥俄州的西储大学,和其他一些机构教东方和俄罗斯艺术,一般哲学和宗教科学,特别侧重于犹太主题,生态,钱币学,摄影和一般科学。
　　维希尼克一生只做过一次“报道摄影”,但却留下了永久的影响,1947年《消失的世界》出版,成为最早以图片记录那个时代东欧犹太文化的作品之一,在书里他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些?用一台隐藏的相机去记录那些本不想被印在胶片上的人的生活,这或许不可思议。穿越那些每天都在威胁着我生命的国家是不是很疯狂?不管怎么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这件事必须去做。当我意识到世界正在被抛入纳粹主义的疯狂黑暗之中,对于那些没有代言者去记录他们的困境的人们来说,其结果将是彻底的毁灭。尽管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使他们不可能去寻找任何人间的救主,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证明这个消失的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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