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征婚最好的网站【薛恩元：一辈子做残疾人工作】

　　摄影/本刊记者 路斐斐 　　 　　 　　从当初在民政系统负责残疾人用品用具，到参与筹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再到肩负残疾人（肢残人）康复工作，薛恩元做了一辈子残疾人工作。他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工作，因为残疾人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是高尚的人道主义事业。
　　
　　离休之后的薛恩元老先生平静地在家中安享晚年，虽然上了年纪，可是神采从容，记忆力不减，言谈也十分得体准确。作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残联成立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他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工作，因为残疾人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他翻开事先准备好的老相簿和文件材料，如数家珍地讲解每一张业已发黄的老照片的来源和内容，以及每一份文字资料诞生的历史背景。很明显，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工作的宝贵经历成为薛恩元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幕。同时，他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新时期的残疾人事业
　　
　　
　　在来到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之前，薛恩元就长期从事残疾人工作，用他的话说，被组织安排去残疾人基金会，还是与自己的老本行有关。1983年，是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的第一年，三位北京的残疾青年来到民政部找到薛恩元，这三位自发组织北京市残疾青年俱乐部的残疾人呼吁政府能够更多的关心和帮助残疾人。这一年4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一些社会著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议案。
　　邓朴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加拿大接受手术治疗，他大量接触到国外先进康复设施和技术，意识到这对残疾人的重要性，而国内当时甚至很少有人了解，更不用说康复技术和设施了。手术后，邓朴方急着回国，与残疾病友王鲁光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奔走呼吁。他们拖着残疾的病体，大量拜访知名人士和有关专家，拜访民政部和卫生部的领导。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给残疾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政府部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改革政府职能。邓朴方、王鲁光以敏锐的眼光看到这一点，并以巨大的勇气决心推动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
　　既然要干一项事业，就要有人手，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没有办公地点，只好在王鲁光（后任基金会副理事长）家中开了由四个人参加的会议，他们是：邓朴方、李正、王鲁光、薛恩元。薛恩元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形，他跟着李正（时任民政部盲聋哑协会秘书长）来到王鲁光家。在这次重要的“四人会议”中，邓朴方说明了自己在国外接受康复治疗的情况，提出建一个中国自己的康复中心，提高国内康复水平的设想。王鲁光提出，香港和台湾有复康中心，中国康复中心应当如何命名，讨论决定采用“康复”的习惯用法。这一次会议结束后，薛恩元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从王鲁光家中出来时，他提醒自己记下1983年4月22日这一天。薛恩元说，“四人会议”每周开一次，持续到当年8月。至此，从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到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薛恩元一直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奔波。
　　在一张薛恩元陪同邓朴方接见日本记者的老照片中，显示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初期的状况：办公地点设在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北京富建胡同1号），显然没有现代化的办公设施。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发展，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体现在全社会对残疾人康复、参与社会所进行的观念革新和工作更新上。
　　
　　
　　康复成为第三医学
　　
　　邓朴方说，一个人残疾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康复，没有功能和能力的恢复或补偿，就很难参与社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
　　时任康复国际会主席的方心让曾经倡议和呼吁各国政府重视残疾人，并接受《八十年代宣言》。1983年9月，方心让拜访邓朴方，宣传残疾人康复问题，介绍现代康复理念，这是当时许多人第一次接触到国外的康复观念。对于康复的需求大量地来自基层残疾人。1984年邓朴方赴河北省唐山和山西省大同市看望残疾人，就残疾人康复、就业及生活状况等问题进行调研。他们先后考察了截瘫疗养院、社会福利工厂等机构，召开残疾人座谈会，走访慰问残疾人家庭。唐山曾经历过大地震的严重灾害，许多人因灾致残。大同作为矿区也有许多因公致残的残疾人。在调研过程中，邓朴方一行看到了基层残疾人对康复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他们希望接受康复手术治疗，使他们能够重新站起来回归社会。这深深打动了邓朴方，回到北京后立即派出专家小组专门到大同对小儿麻痹患者进行调查，经过精心考察决定派出儿麻后遗症矫治手术医疗队，北京各个知名医院都派最好的专家参加。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救治了大批儿麻后遗症患者，引起了社会和地方政府的震动。
　　
　　此后，基金会组织了十几批医疗队奔赴各地专门实施儿麻手术，显现出了很好的康复效果。面对大量残疾人急需康复的情况，基金会提出了三项抢救性康复任务：即在五年内为30万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实施矫治手术，为50万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为3万名聋儿进行语言训练，使他们能够开口说话。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后，将三项康复任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全国各地执行。1989年，薛恩元成为全国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协调小组召集人。
　　薛恩元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康复医学观念，“过去已有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所以引入国外先进的康复医学势在必行。1986年1月，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美国健康设计概念组织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康复学术报告会”，“会议的规模很大，邀请十几位国外专家。这次会议重在向国外学习。”这次学术报告会虽然更新了国内的观念，却也引起了一些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围绕着当时正在筹建的“中国康复中心”的具体康复功能设置问题上，一方认为应当把手术和康复过程相统一，不能截然分开，另一方认为康复只能在手术（治疗）之后进行。薛恩元认为现代康复理念的引进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一件大事，当时邓朴方有一句话，叫做“康复一人，解放全家”，就是接受康复治疗之后残疾人境遇变化的写照。
　　
　　用假肢武装所有肢残人
　　
　　
　　1987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访问中国，期间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在两次会谈中，邓小平谈到了要改进对中国残疾人服务的问题，引起了卡特夫妇的注意。访问期间，中美达成残疾人扶助合作项目的意向，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可以说，这份合作意向书起初并没有在卡特访华的议程内”，所以薛恩元是在接到了临时通知之后，才前往参加意向书签字仪式的，这一天是1987年6月29日。随后，薛恩元被任命为中方项目主任。当时，基金会国际部张楠（肢残）找到薛恩元商量，计划怎样实行这项计划，经过商议，决定将目光放在残疾人用品的合作上。
　　早在1981年的时候，在民政部工作的薛恩元就曾接待过英国假肢考察团，到全国的假肢厂进行过调查。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假肢生产的设置装配还处于手工敲打的落后阶段。全国假肢厂还存在分布不均，数量不够的现象，也没有假肢零部件标准，一般地区的残疾人只能到省会城市或者直辖市的假肢厂订做，由于是手工，整个制作装配过程前后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条大腿假肢当时一百多块钱，还要加上路费、生活费、住宿费，致使许多残疾人在这个当时还是很大一笔花销面前望而却步，使得肢残人安装假肢的普及率仅有大约20%。
　　由于此时中国康复中心还没有建成，还不具备三年内落实项目的条件，所以项目便锁定在了北京民政局下属的北京市假肢厂。作为一间专门生产假肢的厂家，北京市假肢厂的设备和产品同样处于落后状态，美方项目考察团专程来华，熟悉中国肢残人状况的薛恩元向考察团介绍了中国相关领域落后的状况，表达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迫切需求，并按排他们到北京假肢厂考察，考察团对假肢厂整个生产流程、制作假肢零部件的设备、为残疾人装配假肢的设备一一进行了拍照。
　　
　　很快，美方卡特基金会认可了中方的合作项目建议。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伊始，薛恩元率领由相关官员和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赶赴美国，首先对美国各地假肢生产厂进行了考察，对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印象。代表团随后来到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与卡特基金会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进行谈判，而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援助资金的数额。在薛恩元至今仍保存的由中方提供项目计划和清单中能够看到当时的项目涉及到了假肢生产环节所需设备的各个方面，并且有详细的资金核算。谈判先后进行了两天时间，经过谈判，项目基金最后商定为1,502,010 美元。当时，因为美国政府对对华出口进行了限制，项目中有一台数字铣床被美国扣押，禁止向中国出口。代表团找到了美方项目主任乔丹诺进行协调，乔丹诺就亲自打电话给美国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设备的用途，终于解决了问题。经过三年努力，这个项目终于在1991年4月顺利完成，初步形成了我国最先进的假肢零部件生产线、一座假肢装配中心和检测中心。卡特对项目完成效果很满意，亲自来北京参加落成典礼。
　　“中国需要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这是邓小平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所说的话，正是这句话促成了中美之间假肢合作项目的实施。薛恩元说，中美假肢合作项目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始，到中国残联成立之后完成，是伴随了这两个组织成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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