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旭　目击证人肯定不止一个】目击证人

　　“当所有记者把目光集中在王燕铭第一目击证人身上时，我想到目击证人肯定不止一个，这是我形成独家报道的思路所在”。 　　 ――杨中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7年11月，发出“广州警察枪击医生调查”独家报道。
　　
　　
　　11月13日，杨中旭在深圳出差，他从网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广州珠江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尹方明副教授遭警察枪击身亡”。这一天，跟进的消息不断在网上滚动播报，但广州媒体的朋友告诉他，“这些消息，可能明天不能见报了”。果然，第二天，在当地媒体上出现的只是广州警方发出的通告。
　　通告称，13日凌晨，被枪击的男子驾驶着前后车牌均被报纸包裹的小汽车，很可疑，拒绝民警盘查，抢走了民警出示的警察证，还快速倒车，拖伤民警，民警自卫鸣枪。
　　14日下午，杨中旭赶往广州，开始着手调查。他清晰自己的目标，他要还原，还原事发前、事发时的每分每秒，死者尹方明经历过的事情。
　　
　　寻找第二目击证人
　　
　　一到广州，杨中旭就跑到现场，看了看地形。此时的事发地，商铺嘈杂，人流穿梭，一幅大大的海报从某高楼倾泻而下，阳光下，杨中旭抬头，眯缝着眼睛望向那大大的海报，站在那儿足足15分钟，身边不断有人与他擦肩而过，“人。人？”他在脑海中搜索以往做社会记者采访的经验，“除王燕铭外，会不会有居民、行人看到、听到？”
　　当时，第一目击证人，坐在尹方明汽车副驾驶的王燕铭，一直“主动留在”（警方说法）司法机关配合调查，这方面的消息被封锁。
　　杨中旭开始尝试从死者家属方面入手，当时院方专门为死者家属安排了珠江医院招待所的一个套间，作为双方及时联络处。杨中旭赶到那时，已经有一圈记者在采访。死者家属的悲痛情绪，让采访难以如愿进行，杨中旭作罢。
　　他开始在附近到处转悠，珠江医院住院部、招待所、急诊大楼，他每天上上下下地跑，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进展。
　　15日下午，他又到了住院部，住院部门口保安告诉他，“我们保安队的邓桂华可能看见事发过程。他跟我说过，警方发布的通告，和事实根本不是一回事”。
　　杨中旭第一次听到其他目击证人的名字，也是第一次听到“不是一回事”，他心里“哟”一声，脑子里唯一一个念头，立马要找到邓桂华。
　　邓桂华很难找到，杨中旭进不去保安宿舍大楼，通过偷看执勤保安处的电话名录，杨中旭好不容易拿到邓桂华的手机号码。
　　拨通了，电话那头是长“嘟――嘟”的连接音，但没人接。杨中旭又拨了一遍，这次，那头传来，“该用户已关机”。从那时开始，杨中旭估计此后的几天，他应该给邓桂华打过不下25个电话，“每天打5个，不稀奇吧”。其中，20个电话是关机。
　　
　　追思会后的一个回头
　　
　　16日，杨中旭再次来到住院部，他发现珠江医院方面对媒体变冷淡了，不传达任何进展信息，他意识到院方也开始对媒体封口了。
　　事件的进展似乎还带有几丝神秘色彩，中午，杨中旭得到消息，原本下午在珠江医院招待所后面操场要举行的尹方明追思会被无故取消。然而，下午3点，尹方明的弟弟刘本宝悄悄告诉他，追思会如期进行。
　　杨中旭赶紧赶到追思会现场，他看到不久前才被其他医生介绍认识过的珠江医院烧伤科张主任。现场看来，张主任应该还是追思会的组织者之一，杨中旭想从他那了解点儿情况。这是一个很小型的追思会，念完死者生平，就结束了。张主任陪同死者家属往回招待所的路上走，杨中旭跟上去。不想，人流涌动，快到招待所了，人跟丢了！
　　杨中旭大骂自己不是当间谍的料，人都能跟丢，“不过，追思会就这么完了，太简单了吧”。他边骂自己边回头往操场看了一眼，这一眼对调查的进展有很大影响。
　　操场的人并没有散，留在那的人都是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在大谈珠江医院转制的苦水。珠江医院在2004年之前归解放军总后勤部管，2004年8月转制，成为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医院的600名医生也集体转业。新建的珠江医院新区耗资10亿左右，医院改制后，平均每个人的头上有几百万的负债，“改制后，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医疗、社保、负债担心；现在，尹方明死了，我们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了”。
　　杨中旭感觉他们话里有话，尹方明的死，似乎和珠江医院的改制也有一定关系。他当即和说话特热情的急诊科吴大夫互留了电话，约好当晚7点采访。此时，安徽的4名记者也跟在杨中旭后面，想和吴大夫联系。单枪匹马的杨中旭不得不抢先跟着吴大夫走了一阵，隔着马路，他给吴大夫打了个电话，再次确认时间，保证了最快获得新闻，整个调查的突破也就从谈论珠江医院的改制开始。
　　
　　聊医院转制的独特采访切入
　　
　　全国的媒体都聚集在珠江医院进行采访，杨中旭应该是唯一一个和采访对象谈医院转制问题的记者，他倾听医生转制后苦衷的采访思路最大获取了医院医生的信任。
　　从吴大夫口中，杨中旭具体了解到珠江医院600个军医转业后的苦衷，“比如某医生做了2次肝移植手术，花了30万，却没处报销；以往，肯定就是部队负责了”。更重要的是，杨中旭从他们的话中，了解到转制前，他们的辉煌岁月，以及由此养成的特权意识。
　　多位医院大夫和杨中旭共同探讨，“以往，没转制，军医高高在上，地方民警管不着，两者不在同一平台上；转制后，军医变成了普通的医生，从高处下来，和地方民警到了一个平台上，和地方民警就有机会产生矛盾。军医以往养成的特权意识容易积累社会怨气，再碰上相对鲁莽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边聊转制，杨中旭间或听到一个重要信息，院方曾获准派人在警察局听王燕铭供词，回来后将此做记录汇报给院领导，急诊科医生蒋小忠参与了汇报的记录。杨中旭抓住这一信息不放，吴大夫当即找来了蒋小忠，杨中旭获知了王燕铭的证词，及尹方明和警察叶青云之间的口角之争过程。
　　在王燕铭的证词中，没有提及尹方明的轿车拖民警。
　　边聊转制，杨中旭还偶然听到，烧伤科张主任了解到，常晨练的医院电梯工陈筱轩也看到了事发过程。张主任叫来了陈筱轩，有张主任在场，陈筱轩畅所欲言。陈成为杨中旭找到的第一个目击证人。
　　
　　
　　只能从外围获知邓桂华证词
　　
　　16日，在住院部门口，杨中旭仍继续联系着邓桂华。一次，通了，邓没接。他又打第二次，这次，邓接了。这是杨中旭唯一一次跟邓桂华在电话里通话。通话时间45秒。
　　“我是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我要见你”。“我没时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不好说”。“他说的唯一一句有价值的话就是我没时间”。放下电话后，杨中旭又给邓发了几个很长的短信，试图打动他接受采访，“你能站出来吗？我连‘兄弟’都用上了”。邓始终没有回复。
　　第三天，杨中旭接到医院一位大夫的电话，这位热心的大夫为他引荐了珠江医院的保安队长宋光胜。杨中旭与宋光胜聊了半饷，宋又叫来了邓桂华的同乡和经常下象棋输给邓的保安邓四军。他们都告诉杨中旭，从他们与邓桂华的交谈中，邓桂华的确说过“事实和警方通告根本不是一回事”，邓桂华也根本没提到车拖人这回事。
　　接着，宋光胜又骑着摩托，带杨中旭去保安宿舍找邓桂华。有保安队长带队，杨中旭第一次进了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个人躺在最里边靠窗的床上，在上铺，就是邓桂华，这是杨中旭见邓桂华唯一的一面，星期天的晚上。
　　找到邓桂华是如此的不容易，杨中旭心里特着急，“我是唯一见过他的记者”。他想让邓桂华亲口说说他的证词。但，邓桂华并不买账，任杨中旭好说歹说，他软硬不吃。躺在床上的邓桂华只是起身，抽了一支烟。其他保安告诉杨中旭，邓已经前前后后被司法机关带去了很多次，一次10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他才是第二目击证人
　　
　　在调查过程时，杨中旭还得到一个消息，还有一位并非医院职工的行人也看到事件经过。“行人，我上哪找去，这简直就是大海捞针”。杨中旭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每天早上5点钟，站在事发现场，我等，我看谁路过，我挨个问。”不过这不是办法，认真思考其可行性，他放弃了。他开始琢磨谁是知道行人消息的关键人物，他想到了珠江医院保卫处处长梁坚。
　　20日，他直接奔到了梁坚办公室，巧的是，梁坚竟然在。杨中旭把他近日来搜集到的疑点问题，一个一个的问梁，梁也非常配合地一个一个回答。梁证实，在他凌晨到达事发现场时，并未发现车牌上有遮挡物；到了中午，在公安系统的停车场，他才发现，尹方明的车牌上有明显的报纸残留。
　　梁坚从办公桌上拿出一张纸条，告诉杨中旭，“这是泉塘路口行人儿子的电话”。转身，杨中旭就给泉塘路口行人冯营春的儿子打了电话，得知了冯营春的证词。杨中旭了解到，除了当事人，冯是距离事发现场距离最近的目击证人。经过一番周折，杨中旭见到了冯营春，冯也证实车未拖人。冯的举证，成为杨中旭此次调查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杨中旭将冯的证词作为了文章的开篇。
　　几日的艰辛奔波，对目击证人的采访事实表明，警方的通告存在很多值得商榷之处。香港《明报》随后报道说：最新一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深入的侦查式报道，发现广州警方通告与事实的严重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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