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里【李任炜:盲人的“马修老师”】

　　据说看完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人都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能从中得到一股崇高的、深沉的和淡定的力量。电影中寄宿制学校灰暗的色调、孩子们委婉自在的重唱、马修老师坎坷而从容的人生以及其他诸多元素的复合产生了强大深邃的意义，令人久久难忘。
　　记者在日前的采访中见到了盲人的“马修老师”，见到了他盲人的“学生们”，也见到了盲人的“沙贝大叔”。
　　
　　这位马修老师就是北京市盲人爱乐乐团的执行指挥李任炜，他的乐团成员都叫他“先生”。他们中有退休的老人，年龄最长的已有60多岁了，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最小的才13岁。他们虽然组成了一个乐团，却没有正式的编制，只是为了音乐、为了交流而临时聚集在一起，刻苦排练。他们绝大多数是盲人。
　　
　　笙笛琴胡琵琶鼓
　　
　　李任炜带领的爱乐乐团目前共分为管乐组、弦乐组、弹拨组、低音组、打击乐组等5个排练组。记者在他们的排练阶段进行了采访。
　　由于没有足够的场地，各个小组平时只能分别在一个小房间里排练，每周二下午才能集中进行合成。
　　排练过程中，整个乐团最大的困难是阅读乐谱，由于大家看不见乐谱，很多人又不懂盲文，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乐谱背下来，这就需要有人把谱子唱给大家听。这个担子自然而然就落在了身为乐团指挥、又懂盲文的李任炜肩上；又由于各组、各种乐器、各声部的乐谱不尽相同，李任炜又要为每个乐手不止一遍地读谱子，光这一项的工作量就像爆炸一样，凭空膨胀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乐手们也要付出健全乐手至少两倍的努力，他们不但要分毫不差地把自己的乐谱背下来，还要和其他乐器配合，准确把握每个插入点。
　　就在记者采访乐团的前几天，北京歌剧舞剧院的一位首席二胡来乐团观摩演练，之前对这个盲人乐团并不抱有太多希望的她对乐团演奏的总体效果感到吃惊，认为不亚于专业乐团的水平，而当她得知这些盲人乐手们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背诵乐谱时，她惊讶了，她惊讶并感动于音乐给这些身体残缺的人们带来的可能性，感动并庆幸自己在艺术的边缘邂逅并不边缘的艺术，也重新认识了音乐演奏的困难和永远胜过困难的努力和拼搏。临走时她给乐团的每个成员留了电话，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她一定效劳。
　　弦乐组的二胡手蒋老师告诉记者，但凡看过他们演练的人不约而同地有一种感受，就是惊叹。不光惊叹他们的音乐，也对他们这些乐手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记者采访时，李任炜正在和管乐组排练。房间不大，大家就坐在床沿上，李任炜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管乐组的乐手们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只有吹高声部笙的乐手有50多岁，但却显得很疲惫，表情略显木讷，一句话也不说，只全神贯注应付着七长八短的笙。李任炜告诉记者，这个组老的老，少的少，没有独立排练的能力，所以他得下很大的功夫。李任炜一面摸着盲文乐谱，一面哼唱着乐谱，一面用两支鼓棒打着拍子，一面仔细听哪个乐器的音不到位，还要随时摸索着播放VCD乐曲，也要随时处理乐团其他人员带来的日常问题。
　　当记者问到这些老年人为什么这么执著地为一个业余的乐团拼搏时，老乐手们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苏老师说，这个乐团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社会。他觉得，在这里，大家虽然都是残疾人，但能互相尊重，大家相互帮助、交流和学习；也不是来图名利的，没有索取，有的只是一日三餐，吃完了就练；另外，这里的笑声是丰盛的，笑一笑就感觉十年少。比起一个人呆在家里独自面对一片黑暗，这里就是欢天喜地。
　　蒋老师告诉记者，先前朋友送他一盒70多元的大“中华烟”，他自己舍不得抽，拿到乐团给大家分了，觉得比自己抽了还乐呵。
　　胡老师是乐团的贝斯手，已是花甲之年了，还能唱干脆壮美的美声，也能哼回旋曲折的蒙古长调，早年和苏老师等人参加过国外演出，他说他来乐团不但是为了老有所为，还要争光，为残疾人争光，让大家都知道，残疾人同样可以佩戴闪亮的音乐光环。
　　有位乐手告诉记者，每次外出演出，大家上下车不方便，有些微弱视力的都尽可能地带其他队友，大家还要搬东西，特别是打击乐器，大鼓小鼓定音鼓，哪个的体积都不小，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抢着搬东西。最后他深沉地说，帮助别人，自己快乐。
　　说到最后，苏老师说这涉及到一个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的问题，他说一年365天，真正能开怀大笑，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日子又有几日？这样的日子多一天就是人生的成功，就是胜利，在乐团里，自己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大家都表示同意苏老师的看法，都情不自禁地开始讨论关于幸福的话题。
　　记者发现这些身体并不健全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人类的终极命题，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判断，他们思维开放，精神生活并不贫乏。
　　
　　硬汉李任炜
　　
　　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记者对爱乐乐团执行指挥李任炜做了简短采访。他简要介绍了乐团的发展历程。
　　李任炜上个世纪80年代初离开剧团后，就利用自己在团里的演出经验和全方位的音乐才能组织了一个业余的演奏团体，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接近50人。20多年间，他们参加过大大小小1000多场演出，常常代表北京残联等部门参加各种汇演，几乎每次都能捧得桂冠。2005年在北京残联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首次举办专场音乐会，并取得巨大成功。2006年举办第二场音乐会，正式以“北京盲人爱乐乐团”命名乐团并向社会推出，乐团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李任炜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相反，他思考得更多了。当记者问到他目前最大的困难时，他说就是乐团人员的组织和编制问题。20多年来，乐团一直是一个业余组织，人员并不固定，有演出任务时临时通知，然后进行游击战式的排练。20年间，乐团成员的变动很大，由于没有固定的组织，每次都得他亲自逐个儿地联系乐手，仅此项工作量就是爆炸性的。乐手们都是残疾人，找到一份工作很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更难。这就使爆炸性的工作量具有了同样爆炸性的难度。
　　李任炜硬是这样坚持了20多个春秋。
　　当记者问到李任炜今后的工作目标时，他用八个字做了概括：“社会安置，一举多得。”社会安置就是实现乐团人员的社会保障，争取把更多的残疾人吸纳进来。使乐团成为一个运行良好，可持续发展的文艺团体，只有这样，才对得起20多年来盲人们对乐团的支持和期待；“一举多得”，就是要让这个乐团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吸纳更多有音乐才能的盲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有所作为，物尽其材，人尽其用。另一方面，依靠乐团，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形成一个长期系统地发挥作用的社会组织，在慈善、公益、艺术普及、就业、教育等多方面有所作为，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奉献力量。
　　然而，李任炜告诉记者，这只是一个类似设想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也许还需要20年，甚至更长。但他依然会坚持下去。
　　记者还问他，这么多年做一个临时乐团的指挥并为其东奔西跑，是否觉得很累？李任炜说，第一他爱音乐，第二他把为盲人兄弟服务当作自己的人生责任，第三他从乐团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大量的东西，几十年下来，不但不累，反而更有劲了。
　　但是李任炜说，有一点他做得不理想，但他必须这么做，就是对每个乐团成员在演奏上要求非常苛刻，即使在排练阶段也常常对乐手们不留情面，如果谁一再在同一个问题上出错，他的措辞就不温和了。但是让他感动的是，乐手们都打心眼里理解他，大家始终是一个团结和谐奋进的大家庭。
　　这些都是他继续做硬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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