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我为盲人讲电影|大伟盲人

　　今年48岁的大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曾下海经商多年。然而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却自掏腰包成立了纯公益性质的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多年来，大伟和一帮志愿者们坚持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帮助盲人朋友――讲电影，让盲人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
　　
　　
　　走进北京鼓楼西大街79号院，四合院角落里的一座灰砖平房十分简陋，甚至有点寒酸，灰色的墙，红色的门，这里就是“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
　　大伟办公室墙壁上赫然写着“心目影院”字样，一台电视，一部DVD播放机，外加一个扩音器，就是室内全部家当，还挺像回事。就是在这间不足20平米的放映室里，每周六上午九点开始都会上映一部影片，特别的是荧屏前总会有一名电影讲述者，“观”众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盲人。
　　
　　“打造”首部无障碍电影
　　
　　2007年1月24日，注定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这一天下午两点时分，大伟带领着红丹丹的三十多位盲人走进北京顶级电影院――位于金源ShoppingMall五层的星美国际影城，在华丽考究的吊灯光影，立体环绕音效的环境里，给他们讲解电影《门》，不少盲人也得以生平第一次走进正规电影院“欣赏”电影。国内首部无障碍电影就此诞生。
　　当该部电影导演李少红和主演陈坤蒙住眼睛走进发布会现场时，盲人们开始兴奋起来，一位中年盲人大声喊出“陈坤你好”，他笑着说，自己是陈坤的歌迷。“如果没有红丹丹，没有大伟老师，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这句话或许代表了这些盲人的共同心声。
　　发布会结束后，盲人们在志愿者带领下走进放映厅，只是在发布现场短暂说了几句话的解说员大伟已经早早坐在了后排一侧的位置。他手里拿着厚厚一沓资料，上面写有主要演员的名字，以及他分析出的各人物性格特质。当影片声音响起时，盲人们将身体前倾，微微低下头，侧向一边。耳边随即传来大伟略显低沉的解说声：“现在画面上是一个高尔夫球杆，球在室内滚动着，镜头开始拉远。”
　　当放映到约摸半小时的时候，影片突然成为默片，没有了任何声音。大伟没有丝毫停顿，他依然紧盯着屏幕，继续沿用此前的语气讲解着。其间，话筒出了些问题，声音数次不连贯，此时的他才显示出着急，“不能中断啊，他们会跟不上的。”一个半小时后，影片在大伟缓缓的陈述中结束。大伟说，每一次讲完片子，他都会结合自己的理解，把电影情节和思想意义作一个小结发言。“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片子”。
　　当盲人们拉起手离开影院的时候，他们开始讨论起刚才的剧情来。“那个男的怎么那么狠心杀死自己女朋友呢，太不应该了。”这话引起了旁边盲人的一番议论。“这片子怪吓人的，中间很多时候我的心都揪得紧。”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告诉记者，每次“看”完电影他们都会讨论一番，这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他们大声的说笑声表明他们“看”懂了这部据说很“意识流”的片子。能让人听懂这部有着过多情节穿插，剧情随人物意识发展的片子实非易事。反正记者连看带听还是理解不够明白。
　　“我们平时都是用电脑播放，今天走到正规影院，音效要好很多，这也更便于他们理解剧情。”不过，大伟对自己今天的表现并不满意，“有关准备做得不够，要不是我自备有播讲机，今天的活动就黄了。这部影片也不太合适讲述，这都是片方的考虑。”据了解，大伟是在电影上映前一天才获准到发行方观看影碟拷贝的，他连夜记熟了台词，写出了讲稿。
　　
　　“讲电影不是‘讲’电影”
　　
　　什么是讲电影？大伟认为，讲电影其实不是讲电影。对于这看似矛盾的表述，他这样说，讲电影不同于只是复述故事，更不同于电影录音剪辑，“那些信息太过平面，对盲人理解电影并没有多少帮助。”大伟这样解释自己讲电影的关键所在，“盲人其实也有健全的心智，他们需要的只是补充视觉信息，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包括人物神态、周围景物、镜头伸缩在内的画面感及时完整地表述出来。借助我的讲述他们都应该可以在大脑中构筑起完整的画面。”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绝非易事。大伟曾邀请名嘴崔永元担任讲解，崔永元长期担当《电影传奇》的主持人，掌握着很多电影制作方面的知识，可当他走进“心目影院”，给盲人讲解他自认为很熟悉的电影《李双双》时，还是摸不着门道，一度出现忘记描述画面信息的冷场，有时又因言辞过多出现同片中人物抢话的现象。
　　大伟这样给记者描述他讲一部电影的流程：首先是选片子，“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要好讲，太过抽象概念化的很难讲清楚；再就是主题最好积极向上一些。”似乎看出记者以为他讲解的都是主旋律影片，他又补上一句，“《泰坦尼克号》《闻香识女人》我都讲过了。”选定片子后就是“台下十年功”的时候了，为了不遗漏画面的信息，但凡一部片子，哪怕是熟悉的老片子，大伟在讲述前都要看上三五遍，这个过程中大伟主要完成三方面内容，熟悉人物剧情，记诵旁白台词，捕捉画面细节。“剧中人物对白不需要我重复，我要做的是及时补充上那些除他们能听到的声音之外的所有理解影片需要的信息。”这里面学问可不小，既不能抢着说话，这样会盖住演员对白的声音，也不能滞后发声，这样会让盲人理解过程中信息缺失，环节中断。大伟打趣地说，“以后高校里面应该开设一门讲电影的课程。”最后就是现场讲述了。除了把准备工作都表现出来外，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场感的把握。“由于理解程度不同，盲人更喜欢交头接耳，这时候你需要根据现场及时补充更多信息，这也对准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考虑周全一些，再周全一些。”大伟说，表述时候声音也很重要，他还会随着镜头的转化或加快语速，或娓娓道来，或设置悬念，让现场的“观”众彻底投入。“要能调动他们的情绪。本来我说话是很随意的，现在也开始有模有样了，全是在这个过程中练就的。”
　　为了真正了解盲人的内心世界，大伟不止一次的闭上双眼，体验盲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带着眼罩在院子里散步，闭上眼睛吃饭。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他的职业习惯。他还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有一次大伟甚至闭着眼睛，让妻子陪着他走路去离家几十里外的一个花卉市场。“走着走着就开始深一脚，浅一脚，慢慢慢慢就侧过来了，就是盲人走路通常保持那种的姿势。”从那时起，他感同身受地明白了盲人喜爱“看”电影的原因。“他们太缺少视觉信息了。”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大伟也更加明确应该给他们讲什么。“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或者说声音来表达视觉的东西。”
　　
　　台前的幕后
　　
　　
　　大伟给盲人讲电影的创意其实来源于一次偶然的经历。那是2005年，大伟的家里来了位双目失明的客人，为了满足客人“观看”电影的好奇心，大伟开始了他第一次讲电影的尝试。不曾想客人听了后却很是高兴，使劲地抱起大伟在地上转圈。这件事情给了大伟很大的触动，他开始考虑帮助更多的盲人。
　　其实很早以前，大伟就从供职的中国科学院地球所辞职下海，策划发行起电视节目。2003年，他和爱人所在的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创办了一档电视节目――专门讲述残疾人故事的《生命在线》，节目很受观众喜欢，可高收视率并没带来高额利润，因为没有企业愿意给“满是瞎子和瘸子”的栏目投放广告，一直依靠大伟自己“输血”的节目在勉强维持了一年后便被迫停播。但那时已经成为虔诚佛教徒的大伟夫妇并没有气馁，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创办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夫妇俩开始全职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大伟的工作就是把多彩的电影世界讲述给盲人听。
　　2004年，大伟和爱人帮助几个盲人孩子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心目看世界》栏目，这也是国内首档由盲人参与主持的节目。每周日晚2∶10―23∶00，大伟都会准时在《心目影院》节目里与收听广播的盲人朋友相会。“虽说听众面更广了，但只有短短的五十分钟时间，很多时候故事展不开，效果肯定没有面对面的好。”大伟说，现在他也在有意识培养“接班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谈及目前从事的工作，大伟打趣着说，“目前状况是，我为台里拉商业赞助，然后再为台里制作节目，最后让他们播出。”包括此前的“生命在线”和现在的“心目影院”栏目，一切费用都是大伟夫妇所出，加上日常的开支，数目不菲。一度做生意的积蓄花光了，他们就拿出房屋拆迁的补偿金出来应付。
　　以前，夫妻二人可绝非此等境况。大伟在中国科学院地球所做摄影，爱人则是在航天部“搞”卫星。“收入供我们自己花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然而，现在逢年过节，夫妻俩就在家里呆着。“叫也不去，因为没钱给爸妈买礼物。”
　　“受牵连”的还有他们的儿子。由于无力负担一年3万元的学费，儿子上不了大学，现在也成为“红丹丹”的志愿者，参与节目制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没钱，也由于他自己没有考好。再说他到这边来也没说过后悔。”大伟说。
　　而真正让大伟难以释怀的是一些盲人朋友对他们工作的曲解。他举例说，有一回，中心开会，召集了媒体记者过来参与，谁料一位盲人竟然手捧着一叠制作好的音像品，当众宣布，“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大伟说自己当时“很受伤”。不过这些只是小插曲，大伟说自己会把这份事业一直坚持下去。他说，曾经有一位过来做志愿者的外企白领说，之前觉得人生就是“竞争和赚钱”，如今，她终于体会到了“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的含义。大伟说，这也正是他做事情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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