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人手记　隐喻的世界] 非常摄影手记

　　 　　袁冬平 　　 　　1956年出生于广州。1984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随后开始接触摄影。 　　组照《被遗忘的地方》获美国“年度照片”(POY)杂志图片故事类优等奖；1996年,出版《精神病院》摄影集；2001年参与策划组织第一届“一品国际摄影节”。1986年起在《民族画报》社任图片编辑，现任采编部主任。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精神病患者3亿多人，重症患者达4000万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生活在中国大陆。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精神病院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然而，绝大部分“正常”的人们早已将这里遗忘，那里只是“关疯子的地方”！几乎没有人把他们当做病人，并且是更需同情的精神病人，毕竟他们几乎难以康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89、1990和1994年的三年时间内，走过全国7个省市的十几家精神病院，袁冬平拍到了这些照片。
　　“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袁冬平缓缓谈起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挑选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或加害于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带着耳机，正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我提出给她拍照片，她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我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吞嚼肥肉，她又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精神病既有遗传性原因，又有生物性或社会心理因素为导火索。因此，敏感、内向、脆弱、偏执、孤僻离群、承受有害因素能力差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并成为社会的负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此病的手段，只能在医疗控制的基础上求助于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
　　
　　
　　
　　“人们绝不会想到，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谈一谈‘。”很多病人得知来了记者，全都拥挤到门口排着队，像小学生一样举着手大喊：记者，先和我谈，先和我谈吧。一个40多岁的汉子冲到前面：“记者，我会拉二胡，先采访我吧。”这样的情景，是谁也笑不出来。
　　疾病早于摄影，从人类诞生时就存在于这个世界。50亿人的星球上，每天大约有八千万人死去，其中七成五的人在病魔引领下离开人世。可是我们的文化却让我们拒绝将疾病作为一种审视生命价值与人类命运的途径。
　　随着拍摄的深入，袁冬平越拍心里越难受，滋味万千。病人从四五岁到80多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在他们或麻木、或凶猛、或痴、或躁的目光背后，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疼的故事，人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地狱。
　　“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你得了感冒、得了肺病肝病，周围的人会同情你；而你得了精神病，社会却歧视你嘲笑你。……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难以找到情侣。……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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