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修昔底德陷阱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逐步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开启自主现代化进程，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增长，出现了被世界赞誉的“发展奇迹”。70年代中期，地区多数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进入80年代以后，地区经济持续低迷，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发展能力不断下降，政治社会动荡不安等问题交织互动，整体发展出现阶段性滞缓，时隔40余年仍徘徊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现实原因。
　　
　　“拉美陷阱”的基本特征
　　一是经济长期低迷。1950―1977年，拉美地区年均GDP增长率为5.5％；人均GDP增长率为2.6％。但80年代地区年均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2％、-0.9％；90年代分别为3.2%、1.4%；2003―2008年分别为4.8％、3.4％。由此看出，在80年代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近30年期间，地区经济总体处于低迷状态，虽然从2003年起经济增速有所恢复，但也远未达到高速增长期的水平。
　　二是社会分化日趋严重。在1980―2002年的22年间，拉美贫困人口从1.35亿增加到2.14亿，占总人口的43％，其中赤贫人口占到18.6％。2002年，拉美占总人口30％的最穷人，仅占国民收入的7.5％，而占10％的最富人却占国民收入的40％。另外，60年代以来，整个拉美地区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5上下高位徘徊，个别国家甚至一度超过0.6，不仅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也普遍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拉美是当今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地区。
　　三是发展能力不断下降。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对12个拉美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动力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1980―2002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的年贡献率除智利为1.5％外，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基本为零，其余国家都为负数，其中包括拉美经济三巨头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由此可见，近22年来，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中，其生产力发展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四是政治社会动荡不安。90年代后半期以来，拉美先后有5个国家的6位民选总统在民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阿根廷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先后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个别国家总统遭到暗杀或“自我流亡”，多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近年来，拉美的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峻。该地区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8％，但全世界40％的杀人事件和66％的绑架事件发生在这里。
　　
　　“拉美陷阱”的主要成因
　　一、发展战略转型及经济政策调整延误与失误是“拉美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发展战略转型贻误时机导致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发展本国制造业以替代制成品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带动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与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快速扩张带动城市就业与城市化，拉动内需增长。与此同时，在农业领域推行“技术变革”发展模式，着重发展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以及包括“绿色革命”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改进。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增长，但也形成了过度膨胀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国营部门中腐败盛行，只有少部分人获利；无法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条件作出迅速灵活的反应；国家的保护主义导致当地产品的质次价高；进口替代与权威主义政权关系密切等严重的消极后果。而农业科技化又因土地高度集中，不仅限制了中小农户的发展，而且将农村劳动力迅速从农业部门排挤出来。因此，拉美经济经历一段“黄金期”后逐渐失去活力，50年代后期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但拉美国家并未做出相应调整。7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加剧了拉美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但拉美国家依然没有进行相应调整。到70年代中期，系列结构性矛盾转化为结构性发展危机：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市场饱和，导致工业和整体经济增速下降；对外贸易失衡；工业化与城市化面临食品危机；产业升级面临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多重限制；创造就业难度加大；能源危机显现等等。
　　（二）发展战略及经济政策调整失误导致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工业化倒退。7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针对结构性发展危机进行了一轮应急性战略调整，从一般性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转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货进口替代，从吸纳外资直接投资为主转向吸纳外资信贷为主，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为主转向自由化市场调节为主，从本地区内部市场开放为主转向地区外世界市场开放为主，坚持以负债的方式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采取降低关税，提高银行储蓄利率等财税政策。但系列调整的结果是，外债负担急速上升，地区外债总额从60年代的161亿美元增加到70年代的2303.6亿美元；外部资金占国内投资比重急剧增加，1970―1981年，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西四个主要国家由平均7.8％增加到38.5％。
　　7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上升，拉美主要依赖的美国市场开始实行严格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导致1982年一些国家因无力偿债相继爆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爆发又导致外资大量抽逃，继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形成了连锁性恶性循环。80年代，拉美国家为应对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纷纷进行应急性经济政策调整，实施私有化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造成了“去工业化”现象，地区工业制造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工业部门丧失了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中断。
　　（三）发展战略转型失误导致经济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自主发展能力下降。80年代后期，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世界资本主义进行第二轮大规模扩张，拉美国家为了应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美西方的主导下，先后实施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转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发展模式，经济全面实行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等。然而，由于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改革是迫于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外部压力而进行的，并没有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而提出长远性、战略性的改革方案。而且，以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取向的改革，片面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功能，完全忽视了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从而导致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国内市场秩序、保护民族产业及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必要职能的缺失，致使地区很多国家相继陷入了更严重的债务和金融危机。而拉美每爆发一次债务或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且导致大量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相对萎缩，失业人数增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分化更趋严重，经济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一些国家政局受到冲击。
　　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还进一步加深了拉美各国对外资、技术及市场的依赖。2003年拉美外债增加到7528亿美元。90年代，外国企业在拉美500强企业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142家增加到200家。90年代以后，对外贸易成为左右拉美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外部市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拉美经济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二、社会政策不当、城市化超速发展，以及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痼疾难除是“拉美陷阱”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重积累、轻分配的理念与政策导致贫富分化。战后数十年内，拉美国家深受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负面发展观影响，一味强调“先把蛋糕做大”、“先增长，后分配”、“积累优先”；深信所谓“滴漏效应”，设想在人均GDP达到600美元时，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就会由不断扩大的趋势自然转向逐步缩小的趋势。然而，时至2003年拉美人均GDP超过3800美元，这一“拐点”依然没有出现，相反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外，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累退税制，税负普遍较低，因而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作用也非常有限。
　　（二）追求“福利赶超”目标加重了社会不公。20世纪30至70年代，拉美多数国家为实现“福利赶超”，先后通过劳工立法加强劳工保护，内容主要包括：实行高度就业保护，特别是对国营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实行就业保护。劳资双方一旦签订劳动合同，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的；集体谈判居重要地位。主要工会组织的集体谈判成果往往成为本行业和全国各行业的工资、劳动条件和各种福利的标准，且协议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推行高社会福利保障。
　　这种劳工保护政策的实施，表面上使劳工受到了保护，社会就业率表现也不错，但实际上导致劳动力市场弹性很差，非正规就业不断增多，贫富分化加剧。1950年拉美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为29％，而1990―2000年这一比重则提高到45.7％。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缺口逐年加大，政府对社保体系的欠帐也逐年增加，体系的服务质量逐年下降，而且越是社会地位低的阶层享受的服务越差。另外，由于拉美国家在实行劳工保护政策过程中始终忽略了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对社会高收入阶层的课税一直偏低，加上各国政府对长期存在高通货膨胀未能采取有效的补偿机制，对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造成严重侵蚀，实际都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80年代，拉美国家纷纷推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养老基金，医疗保障体系对私营部门开放，实施社会救助政策等。虽然这些改革对繁荣资本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享受权益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社保覆盖率萎缩等不良后果，而政府出台各种救助政策实际作用微弱，社会不公问题日益严重。
　　（三）城市化超速发展导致系列社会问题。二战后至本世纪初，拉美的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62.5％上升到2000年的78％，这一比重在第三世界名列前茅。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固然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城市化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造成城市化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贫困化问题逐渐显现。80年代以后，在长达近20年的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地区贫困率持续攀高。1990年拉美贫困人口绝对数量比1980年增加6130万，其中城市增加5790万，占94.5％。
　　另外，城市边缘化问题也日益严重。拉美国家长期以来实施鼓励自购住宅政策，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直接住房补贴，忽视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在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长过程中，城市住房供给短缺，造成环绕城市周边的贫民窟不断扩大，贫民区人口不断增多。而拉美国家往往政权更迭频繁，政府的城市化政策缺乏连续性，也没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和解决城市中的问题，导致城市贫民难以融入城市发展进程，非正规就业率、文盲率、贫困人数不断上升，城市空气和水源污染、交通堵塞、住宅拥挤、治安混乱、犯罪率上升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四）土地高度集中制改革不彻底、传统社会结构体系未能有效打破也导致社会不公。19世纪初拉美国家纷纷独立时土地基尼系数超过5.0。尽管拉美的土改从墨西哥革命以来陆续进行了100余年，但除古巴外，没有任何一国的土改真正触动过大地产制度。时至今日，土地分配不公的前20个国家中，拉美就占16个。而土地不公导致的收入不公被逐渐固化到很多非土地资产分配不公的其他形式中，甚至包括政治不公，对社会分化产生巨大、深远的间接影响。拉美“非洲人后裔”约1.5亿人、印第安人约4000万，两者合计占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由于长期失去土地，独立200年来不仅贫困状态始终难以改变，而且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位。
　　另一方面，自16世纪开始，拉美社会在本质上一直是由精英和大众组成的二层等级结构。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结构虽然受到强烈冲击，但仍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存在。居于这一结构顶端的少数精英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位居底层的农民、工人、印第安人等则长期处于依附地位。
　　三、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腐败盛行，以及政治民主化“水土不服”也是“拉美陷阱”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未能有效打破导致地区国家政局周期动荡。拉美继承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代表的中世纪封建政治遗产。在这种政治传统中，等级制、精英主义、权威主义、官僚制、天主教等是其核心要素。长期以来，如果当权者不能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人们就会转而支持军事政变或激进的政治改革，甚至起而进行武装暴动或暴乱。这种政治传统不仅不利于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强大政治传统的持续影响，拉美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经常被军事政变推翻，正常的民主程序也经常遭到破坏。二战后，拉美很多国家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或进行民主改革，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民众主义政治制度，但多数国家因民众参政问题而出现激烈的政治斗争，民众主义政权都不稳定。六七十年代，拉美多数国家相继建立军人独裁统治，但70年代末以后又掀起了新一轮民主化运动，地区国家普遍建立了文人政府。然而，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地区多国依然发生多起军事政变。
　　（二）政府腐败现象严重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大规模举借外债以延续工业化的进程中，权力腐败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政府官员短期内聚敛巨额财富的捷径。在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员则与国际资本暗箱操作，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从中收取高额佣金。另外，长期以来，拉美一些国家还存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组织暗中勾结的腐败现象。据“透明国际”组织2010年公布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在被统计的26个拉美国家和地区中，只有6个拉美国家和地区的清廉指数在5以上，而20个国家在5以下，表明拉美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腐败盛行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受到质疑，民众的各种抗议斗争此起彼伏，引起政局不稳，加剧社会动荡。特别是官黑勾结腐败，造成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社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三）政治民主化“水土不服”成为拉美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自19世纪中叶独立后，拉美一些国家就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民主化进程。但由于拉美资产阶级政党体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时至20世纪70年代，地区始终呈现民主与专制交替的局面。80年代以来，拉美兴起了多党制、代议制和强调人权为特点的新一轮“政治民主化”浪潮，新的政治强人和政党不断涌现，频繁轮流交替执政，造成执政党往往因缺乏执政经验及受到反对党掣肘，决策力和执行力受到削弱，无法有效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建设和实施各项政策，无法发挥在参与国际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消除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无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力推行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国家发展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等。于是，民众将对政府的不满与失望纷纷转化为各种抗议和游行活动。因此，表面上拉美日益成为“一片民主的大陆”，实际上地区民主政治面临日益加剧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的冲击，不仅未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保障，反而给国家的发展带来重重阻力。
　　（责任编辑：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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