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经济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20世纪60化，西欧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这一次转型带来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冲突。1968年发生了形成当时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学生运动。这场文化冲突最大的影响是，起因于反对资本主义当时体制，却把资本主义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经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的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在自我调节中，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向着一种经济发展同社会公正相平衡和市场机制同个性自由相平衡方向转承。社会和文化变革激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活力，使西方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社会”的新时期。
　　这场文化冲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格局变动，政党力量消长，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起伏都有着影响。我们今天研究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变革及政策主张，绿党的兴起与发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反战和平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等“新社会运动”，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
　　被人称为“微型文艺复兴”的这场运动，催生了现代社会新的文化艺术，包括音乐、绘画、戏剧、电影、小说等。这种文艺变革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也引进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除此之外，这场运动甚至对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也产生普遍影响。
　　
　　60年代西方处于社会转折时期
　　
　　战后50年代，西欧国家经济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国民生产总值普遍达到战前水平。美国由于未在本土作战，战后迎来了空前发展的大好时机。到了60年代，西欧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始起飞，联邦德国还出现了“经济奇迹”。
　　60年代西欧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其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进行反思。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1929―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西欧国家都面临艰难的经济重建。以摈弃“自由放任主义”为原则的“凯恩斯主义”有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大好机会。当时西欧各国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普遍采用以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美国则实施“罗斯福新政”。同时，战后西欧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也有所发展，在经济政策上也采用某些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方针。
　　
　　2、　对战前民主体制的反思。战前德国的议会民主体制是比较完备的，左翼政党在议会中占很大优势。然而，法西斯玩弄阴谋上台执政，说明了这种民主力量貌似强大的民主体制的脆弱性。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战后西欧国家普遍致力于建设更加成熟的、力量相互制衡的民主体制，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
　　
　　3、　科技革命带来经济的突飞猛进。战后，电子信息、原子能、医疗化学、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兴起，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活力。
　　但是经济飞速发展并没有化解社会矛盾，相反还带来了新的问题，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贫富差距扩大、过分市场化摧毁了人文精神、过分机制化抹煞了创造力、消费主义和文化商品化引起了厌恶和反感，这就使60年代前期西方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发达工业社会转承。
　　
　　反对战争和对“现代病”的批判
　　
　　“60年代”是一个历史上十分特殊的年代。一方面，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生活安定、物质丰富；另一方面，却在这样从未有过的和平富裕、社会安定的环境下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国家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骤起，蔓延之快，范围之大，是当时西欧各国执政者、传统政党甚至运动的领导者所始料不及的。这场风暴有人称为“革命”，有人称为“运动”，也有人称为“虚伪革命”。无论如何称呼，皆是因“生活富裕、精神空虚”而发生。
　　年轻一代是敏感的，他们首先感觉到了“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脱节”、“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脱节”的“现代病”。先知先觉的年轻知识分子由厌倦、困惑躁动而走向叛逆；在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的同时，感受市场化和商品化带来的困惑和压抑；他们不反对制度本身，而要求变革机制，发展从商品化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个性自由；他们反对呆板学校体制，反对权威，他们采用议会外和非暴力斗争方式。
　　1965年美国学生发起反对越战运动，声势遍及全国。1966年西欧国家出现反对越战运动，1967年在联邦德国达到高潮。西欧学生运动同美国学生运动有所区别。美国学生运动局限于批判学校体制和反对越战，而西欧学生运动已经发展到批判现行资本主义体制。
　　1968年2月，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发起并组织反对越南战争国际大会，欧美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学生组织应邀出席大会。大会表达了同越南人民团结一致，并就把反对越南战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同年4月，德国学生运动的一位领导人鲁迪?杜切克被右翼暴徒行刺受重伤。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立即号召把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并派人到西欧各国去宣讲。不久，在纽约、巴黎、伦敦、多伦多、罗马、米兰、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都爆发了支持德国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全球性的抗议浪潮。
　　法国“五月风暴”是这场学生造反运动的高潮。法国与德国不同，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学生组织，思想活跃，辩论激烈，行为也趋向激进。1968年5月3日，学生组织领袖们在索邦大学集会。“法国学生全国联盟”号召在5月6日举行游行，并号召教师罢课。当天在巴黎有8000多名学生举行游行，20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并同警察发生冲突，有400多人被捕，700多人受伤。巴黎还出现第一座与警察对抗的街垒。巴黎的示威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与此同时，学生组织发行报纸和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举行罢工。5月22日，参加罢工人数近1000万人，整个法国迅速陷入瘫痪。戴高乐政府出现危机。但学生运动后期，暴力倾向发展，引起了民众反感。戴高乐对此事件一直在冷静观察。5月30日，戴高乐认为时机已到，在电台发表讲话进行反击。当晚右翼组织30万人游行，拥护戴高乐对学生运动的反击。同年6月下旬进行了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至此，学生造反运动也落下帷幕。
　　
　　“新左派”和无政府主义成为指导思想
　　
　　对此次学生运动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精神，古巴领导人格瓦拉在革命胜利后放弃高官职位而去拉美国家丛林打游击的无私牺牲精神，激励了西欧具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一代。在成千上万学生参加的游行队伍中，高喊的口号是：“胡――胡――胡志明，切――切――格瓦拉!”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对传统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容易接受“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现行体制感到厌烦和压抑，又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反对权威、打倒一切和追求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新左派”和无政府主义成 为学生运动的主导思想。在游行队伍中，可以看到红旗与代表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同时飘扬。
　　作为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当时虽有3M(Marx、Mao、Marcvse)之说，但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青年造反者之父”马尔库塞(Marcvse)的思想与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马尔库塞从理论上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的最重要代表作是《单向度的人》，被学生造反运动奉为“标准教科书”。他用“单向度”(One－Dimensionality)一词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病根。“单向度”意指“一体化”，自由竞争被国家垄断一体化，个人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人与人之间关系成为社会大机器中零件之间的关系，人已失去自己的个性，成为机器人。他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推行“消费主义”，人们“为了商品而生活”，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的灵魂”，带来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物质文明的发展伴随着人的精神遭到压抑”，人们在“精神痛苦中安乐地生活”。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标志并未消失，但已同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已被资本家同化，失去了革命的欲望，因此革命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年轻知识分子的身上。马尔库塞的这些理论被造反学生奉为“圣经”。另一位是被称为“对我们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萨特，他不仅在反对越战的集会上演讲，而且在“五月风暴”中不断发表声明和演讲，坚决支持学生的造反行动。
　　
　　沉寂、分化和回归
　　
　　学运退潮之后，大多数学生回到学校继续求学，然后进入社会，求职于各行各业，加入具有不同政治色彩与倾向的政党，但大多数还是参加了左翼政党或坚持左翼理论观点。
　　绿色和平运动、生态社会主义和绿党直接产生于这场运动，西欧国家绿党领导人和活动分子也大多参加过当年的学生运动。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欧洲绿党最早诞生在英国。1980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发展最快，政治影响最大，第一个进入全国议会。菲舍尔作为绿党领袖曾任德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长。法国绿党吸纳了“五月风暴”的领袖人物和活跃分子。学生运动领袖科恩?邦迪是欧洲社会绿党议员。之后，绿党遍及欧美各国。
　　“女权主义”是“68"’学生运动中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经过这次洗礼，女权运动迎来了“第二次浪潮”，或称“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女权运动进入反思阶段变得温和与现实。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妇女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妇女权利得到社会承认，并有法律保障。
　　西欧社会党和共产党对这场学生运动采取观望和不支持的态度。学运退潮之后，法国社会党人密特朗因势利导，提出“法国式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提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是“解放人”，是在实践中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因此“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从中可以看到“五月风暴”对法国社会党变革的影响。德国“青年社会民主党人”是思想上倾向德国社民党的青年组织，是领导德国学运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骨干组织。10多年之后，这个组织的这批青年进入了德国社民党的领导层，其中就有后来任德国联邦政府总理的施罗德。
　　“68"’学运退潮之后，少数极端分子开始组织团伙，进行恐吓、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其中有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等。直到1978年之后才销声匿迹。
　　“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场运动也进行反思和辩论。他们坚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文化领域批判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特别关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批判“消费文化”。他们积极参加两极格局解体后的“新社会运动”。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场学生运动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40年来世界也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转折时期的这场运动至今仍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1、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定要注意经济发展同社会发展的协调，同自然环境的协调；2、在发展市场经济时要特别注意发扬“人本主义”精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3、切莫把文化放到“商品拜物教”的祭台上。文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有推动作用也有破坏作用。可见，抵制和批判“消费文化”和“庸俗文化”，区别真善美和假丑恶，培养年轻一代成为有高尚情操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肖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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