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资产阶级代议制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
　　
　　西方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代议制虽然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但直到近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近代议会制度的是英国。议会最早是作为限制王权的一个咨询机构开始的，并由贵族控制逐步转为“民选”的立法机构。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1689年颁布了《权利法案》。法案许诺言论和选举自由；确认议会的立法权、决定征税权；承认申诉权；禁止苛刑；许诺国王无权自立军队和废除法律。这个法案和1701年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明确地限制了君王的政治权力，确认了议会的立法、征税、建军等重大权力。从此王权衰落下去，议会权势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30年代，议会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议会制是议会和国王长期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并成为西方代议制度的典范。随后法国、美国等西欧和北美国家及日本都普遍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共和代议制和君主立宪代议制。
　　从本质上讲，代议制民主的产生是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直接后果，是资产阶级兴起和市民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他们通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从而改变了以往的政治社会结构，在政治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了一个市民社会。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是一种通过各个成员之间的互相需要而联结起来的体系。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各个个人的物质需求必须以市场为中介，通过他人才能得到满足，从而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到足以独立地构成一个“需要的体系”。在黑格尔看来，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同一的，而现代社会中，二者则是分离的。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需要一种中介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反之，政治社会也需要这一中介参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社会的中介即是立法权，政治社会参与市民社会的中介即是行政权。与此相适应，体现立法权的议会便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而体现行政权的官僚机关则是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中的全权代表。这样，议会作为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就成为一个代议机关。代议机关的代表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或权力机关代表民众行使国家权力。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而且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这种分离促使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议制。
　　在资本主义初期，政府的活动以不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行为限，政府遵守“守夜人”的角色定位。正因如此，这一时代的西方国家政治的中心不在政府，而在议会，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议会的各项职权获得了充分的发挥。这一时期，被称为代议制的“黄金时期”，议会作为宪政体系的中心，拥有广泛和强大的立法权和监督权。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代议制，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陷入困境之中。
　　1929年-1933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制度。一些国家的代议民主受到了国内外法西斯力量的巨大威胁，使代议民主出现退步。德、意、日等国的旧贵族和资产阶级右翼极端势力，利用代议民主制度的弱点，转向法西斯独裁专制政体，葬送了本国的代议民主制度，使西方代议民主陷入最深的困境。在美国，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了由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调节的纲领，即所谓的“新政”。继罗斯福新政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张，单纯依靠对经济的市场调节或者放任自由，已不能做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解决失业问题。为了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他极力主张通过增加投资、实施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减税和举办公共工程来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说，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政府增强了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
　　行政集权使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二战后，代议民主制一度重获新生，德、意、日三国资产阶级代议民主势力在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下，推翻了法西斯专制制度，重建了现代代议民主政体。东欧、大洋洲、亚洲和一些国家纷纷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体。不过，20世纪以来，为了缓和、解决各种矛盾，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显得越来越重要。国家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引发了利益集团政治的兴起。各种利益集团和广大民众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政治权利，他们要求直接参与政治决策。正是因为这种变化，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局限性与公民要求普遍参与政治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在政府广泛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今天，议会的立法任务与立法功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政府需要的法律越来越多，业务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复杂，立法实践要求越来越紧迫。有鉴于此，由政府直接创制议案，经议会通过制定法律现象越来越普遍了。在政府权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不断出现政府追逐自身利益或受到利益集团操纵，以个别团体的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现象。尤其是精英政治的存在，往往会以精英的偏好代替大众的利益。
　　伴随行政集权而出现的代议制困境，同时也带来了行政集权自身的危机。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陷入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胀”困境，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低下，“官僚制”的弊病也都暴露了出来。广大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人们要求限制政府干预社会公共事务的呼声逐渐增强。于是，人们纷纷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理论”，所谓“新公共行政学”运动开始发展壮大。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便兴起一场行政改革运动，即所谓的“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行政”等。这场全球性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公共行政必须体现出更加充分的公共性，最终走向公共行政管理服务化，公民参与行政管理制度化、经常化，个别领域乃至志愿化，将公共管理变成一种公共的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的本质之所在。无论是代议制困境，还是行政集权危机，都需要通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来克服和改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新的政治潮流。但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关系到决策的效率和专业性，兼顾公平和保证效率之间的固有矛盾，仍是西方代议制民主难以克服的自身困境。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种矛盾，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难题。
　　
　　(本文责任编辑: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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