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反思和批判的恶之花少女援交解码】 恶之花是什么

　　■解码一：其实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 　　■解码二：出卖青春也许只因为贪吃零食 　　■解码三：她们“一个星期赚一万块不成问题” 　　■解码四：她们背后并没有什么凄凉的故事
　　■解码五：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解码六：熟透的90后痴情与滥情共处一身
　　案 发
　　零花钱不够催生出的堕落与无耻
　　什么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
　　近日上海检方破获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同学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家庭、学校、社会道德教育的缺位，是“少女援交”萌生的重要“催化剂”。可以想象在一个一切以金钱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社会，当笑贫不笑娼尉然成风、当价值观扭曲、社会主体道德滑坡的时候，当女孩们以追求金钱和享乐为人生目标之时，堕落与无耻也就是必然的了。
　　“援交”少女不少人生长在离异家庭，得不到温暖和教育，学校则盛行“升学率第一”，社会层面的德育教育，更是泛化为社会风气上的相互影响、相互濡染，而缺少具体组织的切实监管。另外，“援交”多发生于夜店、宾馆，社会管理的松弛，使得其见利忘义、罔顾社会责任感，对违法乱纪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客观上也起到了助长“援助交际”的作用。
　　对于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出现的“少女援交”现象，全社会要引起高度的警觉。中国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绽放的“恶之花”，值得人们好好审视，认真对待。对孩子负责就是对未来负责，我们应该下决心刮骨疗毒了。
　　
　　“爱情买卖”链条触目惊心
　　上海虹口区，密密麻麻地散坐着数十家大中小学校，各个品牌的连锁快捷酒店，也在这个圈子里扎根营业，关于学校、酒店的各种“爱情买卖”链条，在这里交织。
　　20多名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因为零花钱不够，又不愿意通过工作赚钱，走进连锁酒店，成为卖淫女，其中2人未满十四岁。她们彼此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共9所学校。
　　据披露，小文、萍萍和娜娜从事卖淫时，均未满十八岁，其中小文和娜娜是发小，娜娜由于家庭变故，辍学后一直在社会上游荡，而萍萍是小文同学。从2009年始，她们通过互联网和电话等方式，相互介绍或介绍其他少女与嫖客发生性关系，并收取嫖资和介绍费。
　　2010年初，萍萍两次介绍小文和她的好友进行性交易，每次收取介绍费300元，小文和其他朋友也很快成为上家，介绍另外的少女卖淫，并收取介绍费。
　　上海闸北检察院在当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称，上海女高中这些女生“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这个说法出现以后，上海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官员向记者抱怨：什么叫援交，分明就是未成年少女卖淫。并且在我国的各项法律中，均没有“援交”一词。
　　
　　一缺钱就主动“约会”嫖客
　　上海闸北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韩孔林说，这些女孩对于钱色交易没有羞耻感。其中一些女孩家境并不差，出卖青春只是因为爱慕虚荣，喜欢购物、享乐，而手头缺少零花钱。
　　经检察机关调查，这些未成年少女都是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都不错，但出于对金钱的贪欲，这些女孩一缺钱就主动“约会”嫖客。
　　韩孔林认为，孩子参与援交，“折射出了家庭、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的缺位，其中首先是家庭教育缺位”。“监护人和子女缺乏沟通，过分溺爱或粗暴对待，导致家庭教育缺位，使未成年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误入歧途。”
　　据记者了解，涉案学生中有1人父母离异，1人为领养子女，3人的父母对她们经常谩骂或过分溺爱。而在2007年末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关于上海中学生进行性交易的帖子中，一位自称“中学生”的网友羡慕地说：“有个女的17开始卖淫，7年后才24岁，你知道赚了多少钱，240万哪”。
　　在本次“援交”案中，检查官在询问小文的家庭状况时，小文回答：父母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收入稳定，每月也有固定的零花钱。但她觉得，这样来钱太慢，既不实惠也不现实，加之学习成绩不好，读的是职业高中，因此对未来并不抱有太大希望，更何况她说“我吃不了这个苦”。
　　而一旦这个群体不止小文一人，再加之过度消费的欲望，在性交易这个行业中，供方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我们在外面玩，买衣服、首饰、吃喝玩乐、寻求刺激都需要钱，久而久之，父母给的零用钱根本不够开销，大家都有卖淫的想法。”小文说，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需要互相逼迫，自己的身体赚取金钱，已经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影 响
　　少女援交案背后暧昧的面子
　　一定不是上海人，应该是外地人
　　在普通公众眼里，上海人具有特有的精明，对于西洋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兼收并蓄。邝丽莎所著《上海女孩》一书中，曾总结上海人尤其是女生普遍存在能干和喜欢攀比的性格。
　　而小文和她的朋友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排斥。尽管没有指出她们出卖身体所赚金钱的最终去向，但一位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媒体人表示，上海的奢侈品店种类繁多，作为上海女孩，拥有这些正牌的奢侈品，是大多数人的目标。
　　
　　学校紧急通知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女中学生援交事件，让上海人有些措手不及，很丢面子。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无论普通市民还是专家，对此挂在嘴边的回应是“这个只是个案，上海本地人很少这样子的”。
　　在静安区的某职校，一位中学生肯定地说，这些援交妹一定不是上海人，应该是外地人。中学生的话并非毫无所指，当地媒体在对援交事件的报道中特意强调“涉案学生中4人母亲为‘外来媳’”。
　　一位受访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甚至拿出了2007年的一个官方数据，当年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对过去十年以来刑事审判庭以及少年庭审结的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信息进行梳理后发现，早在2000年以前，该区外来人口犯罪基本稳定在600人以内，从2001到2002年增至697人，增长率为18.92，到2004年外来人口犯罪人数突破1000人，2006年达到1971人。非本地人犯罪的比例都在7成以上。
　　这导致上述学者更愿意相信本次的“援交”案，“即使是有本地学生，那也是被外来的不良学生带坏的。”
　　除此以外，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杨雄说，“其实越是大城市，未成年学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反而越低。”
　　杨雄曾对全国从北到南5大城市和部分乡村的未成年性行为进行过15年研究，他说，援交案报道后，外界认为上海中学生的早恋、性行为已非常活跃，问题非常严重，这种判断缺乏依据。
　　相反，杨雄更愿意相信的是，由于升学压力，初三、高三青少年的性行为呈现明显的“低谷”。作为独生子女，学生进入青春期后会受到父母的很大关注，这也减少了很多越轨行为的发生。
　　一位媒体评论者认为，虽然“援交”事件有损上海人的“面子”，但披露有助于预防。
　　事实上，记者在静安、虹口、闸北、杨浦等几个区的部分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走访时发现，不仅参与巡逻的警力明显增加，部分学校已紧急通知教师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金钱和物质对奋斗目标的扭曲
　　在校中学生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刺痛了社会的神经。涉案的女孩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她们一定是要以自己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而在幸福被扭曲的世界里，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堕落和进步，或只在一念之间。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显然，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而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被功利地认为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对援交少女来讲，比法律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决定，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共同确立和维持，在中国，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个 案
　　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
　　重庆少女小芭：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
　　个头不高、皮肤白皙、扎着马尾辫……看着眼前这个朴素、青涩的重庆女孩，童小军怎么都不愿意将她与“援助交际”联系在一起。
　　童小军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2010年至今，童小军带着一个6人的课题组，在重庆开展一项“在校女学生援助交际问题研究”，上述女孩是童小军的第8个访谈对象，调研团队给她起了个特殊的化名“小芭”。
　　小芭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康家庭，父亲是名警察，母亲是位医生。在重庆，她的家庭条件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2010年，她在一所中学读到了高二，虽然成绩不好，在家里却足够听话。不过，一旦到了外面，这个“乖乖女”立刻会展现她“魔鬼”的一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社会上那种‘流氓’，喝酒、吹牛，啤酒一次能喝四五瓶”。
　　“访谈的过程中，这个女孩的眼睛不时盯着桌上的零食”，童小年发现，眼前的女孩对零食几近痴迷，那些薯片、巧克力对她有着非凡的诱惑力。“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我递过去的零食，却又让我把它们藏起来，因为‘一看到嘴就痒痒’”。
　　事实上，小芭对零食的嗜好与她的援交经历息息相关，用她的话说：“男娃儿好吃要欠账，女娃儿好吃要上当。”
　　
　　“零食”竟像毒瘾一样
　　除了对于零食的痴迷，小芭还喜欢上网，热衷于网络游戏。“每天父母睡着后，我会把门反锁，偷偷跑到网吧，等到第二天清晨父母起床前再溜回家里。”小芭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至少2年，却从未引起身为警察的父亲和身为医生的母亲的注意。
　　用小芭的话说，为了买零食和上网，她每天大约要花100元左右，而家里一个星期只给她二十几元。起初她尽量节省上网的钱，但买零食的钱却无论如何也省不下来，这让她苦恼万分。
　　高二那年，17岁的小芭第一次“逃学”了，那时候十分厌学，索性跑出去玩，并因此结交了一个做“那一行”的朋友――那个女孩比她小几个月，正是这个朋友介绍她入了“行”。
　　“想想真好笑，小姑娘的第一次竟然是为了买零食。”童小军说，但她笑不出来。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
　　童小军发现，对于这个17岁的小芭来说，人生的这段经历，似乎只需要换个手机号码，便能一了百了。而在援交的过程，小芭的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也远远超乎她的想象。
　　几次经历之后，小芭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比如，客户家里她是绝对不去的，她只去宾馆，因为宾馆要身份证登记，如果“出事”的话可以找到对方，“在‘家里’出事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个男的我一个小女生怎么斗得过他。”
　　她觉得“这种事”并不光彩，于是瞒着家里，瞒着男朋友，除了介绍她做援交的女孩，从未和任何好友提起。她形容自己是“单兵作战”，赚的钱也都不敢告诉别人，只有在妈妈不在家时，才会跑到超市，买上一大袋零食，然后往家里拎：“我妈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问我钱从哪里来的，我就死定了。”
　　“走一步算一步，下一步会怎么样没人会知道。”女孩说，她也想过高中毕业后开一家精品店，或者是学一门技术，美容、足疗都行。
　　“女孩的想法出人意料地简单”，童小军说，“最后，她看着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做了，就把电话卡一扔，别人就找不到我了。’”
　　
　　个 案
　　“世界太大，圈子太小。而我嗜好太多，能力太小”
　　广州少女阿猫：我背后没有凄凉的故事
　　“为什么你们能忍到20岁还没有性行为？”
　　“我真不明白，20多岁还用家里的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晚上7时，客村地铁站上盖一家面朝马路的快餐店里，人来人往，未满18岁的援交女孩将正在调研援交女的在校大学生阿欢（化名）和斯文（化名）问得面红耳热。
　　今年6月，广东商学院的5名在校女生和刚刚毕业的师兄阿力（化名），提交的“援交女调研申请”正式通过。阿欢和斯文是调研小组的成员，主要负责与援交女孩接触。
　　当初，她们在“调研目的”一栏写下：我们希望，我们的调研能使走在分岔路口的女孩儿们选择更加理性。但直到这个晚上，她们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了“需要帮助”的女孩，才突然发现，原来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
　　
　　她法律专业，家境不差
　　想象中的援交女孩，和电影《囡囡》中的一样，要么拥有楚楚动人的清纯外表，要么拥有高挑火爆的身材。
　　这样的女孩做援交，理所当然应该有一个凄凉的理由：单亲家庭中长大，缺少父母关爱，或是男朋友欠债被逼“卖身还债”……对于这样一个身份，她们心底深处会觉得难过、无奈，然后用自负的语言掩饰慌张与自卑。
　　后来我才知道，现实中的援交女孩听到这些，会哈哈大笑，嘲弄我“胡说八道”。
　　11月14日晚上9时，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现实中的援交女孩阿猫（化名）。
　　眼前的阿猫，身高1.50米左右，大波浪的金黄色长卷发一直垂到腰间。上身一件白色T恤衫，搭配一条桃红色运动裤，让本来就黝黑的肤色显得更加暗沉，皮肤很光滑。说话时，两只大眼睛顾盼有神，只是前一晚还没卸干净的眼影变成了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我对眼前的女孩生出怜惜，心里已经认定，这个女孩背后应该有一个凄凉的故事。
　　但接下来的交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阿猫在天河区某知名大学读大三，法律专业，家境不差，家中独女。这一切和我心目中的援交女都画不上等号。
　　按照阿猫的说法，走上这一行似乎算得上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
　　有一天，还在读高中的阿猫，在QQ上碰到了一名上海网友。她告诉阿猫，只要邮寄一条穿过的内裤去上海，就能给她两百块。阿猫不敢置信，抱着试试的态度，她把内裤包了整整五层，寄往上海。
　　“我最担心警察抓我。”当时的阿猫还是一个天真的女孩。
　　“没想到赚钱居然这么容易。”仅仅忐忑不安了两天，阿猫就收到了第一笔转账。
　　开始，阿猫只是帮正在做援交的朋友做中介，陪她们见客人。慢慢地，她发现中介费还是不够花，加上刚刚和男朋友分手，在一次遇到一个还算好看的客人时，阿猫决定开始做援交。
　　
　　“一个星期赚一万块不成问题”“第一次挺开心的，我一向以貌取人，那个男生长得不错。”阿猫说，走出第一步后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现在，阿猫除了自己找客人外，也会让中介帮忙，每天有忙不完的生意，“一个星期赚一万块不成问题。”
　　阿猫很自豪，她甚至不断炫耀着那些客人对她有多好多体贴。似乎讲述的是一份正当且光荣的职业。
　　我始终希望能从这个女孩身上找到一点儿别的，“你从来没觉得难过吗？”
　　“没有，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我看到很多师兄师姐，毕业后，做着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月入两三千，多凄凉啊！我要多存点钱，存钱才能让我有安全感。世界太大，圈子太小。而我嗜好太多，能力太小。”
　　深夜12时，我和阿猫在桑拿中心门口分手，她一边拦计程车，一边说：“刚刚和你聊天，我一直没看手机，客人都快等急了。”说完，她突然嘴角微微一翘：“不过没关系，男人，就该让他等。”
　　
　　隐 忧
　　游走在痴情和滥情的边缘
　　熟透的90后
　　上海的夜店，时有高中女生出没。这个自我意识急剧膨胀的群体，过早地涉足了成人的花花世界，产生了混乱的价值观。滥情之余，却又痴情；世故之余，却又单纯。
　　90后如今是夜店里的生力军、风景线和活招牌。这些刚成年甚至尚未成年的少女们，在Pub里转换着不同的身份，猎物、猎手、工作者或看客。有的女孩挥霍着金钱，有的女孩卖弄着身姿，有的女孩寻找着爱情，有的女孩期待着金龟婿，目的不同，但这种刺激甚至危险的夜生活，是她们戒不掉的习惯。
　　
　　“他没钱，我养他”
　　夜里11点，17岁的莫卡蹬着高跟鞋，立在一间夜店门外。针织衫勾出的身形，被波浪发遮去大半，她看起来，熟透了。
　　两年前，莫卡初去夜店时，还要伙伴教授：把校服脱掉。
　　同岁的女伴阿飞，往右食指上套一只仿宝石戒指，褐红，有蚕豆大小。她时而跺脚问：“几点能进去？”
　　莫卡让她有耐心，而后张开指头，岔开话题，“我把指甲油卸了，按幸运谱，今天该涂巧克力色。”
　　夜店里的“幸运”，她们指的是撞见美男。
　　莫卡告诉阿飞，一会儿过来的男孩中间，没有漂亮的，只有富家子。
　　“有钱人会有气质。”阿飞说。即刻，她又修正了说法，“是有素养，不像染黄毛的乡下人，暴发户也比农民工好。”
　　只间隔数秒钟，她再次反悔，“帅哥优先于有钱人，他没钱，我养他。”
　　阿飞不忧愁金钱，出生于富裕家庭，现在她在美国念高中，趁假期奔回上海。扎进服饰奢侈品店里兜转一圈，她发现，没买过的一线牌子，只有爱马仕。
　　“别真的找一个帅的，却没钱，还要我养他。”阿飞接起上个话茬。说着，两个女孩嗤嗤笑了。
　　“男人都是傻逼”
　　等来的富家子弟相貌平常，女孩们提不起神，决定转个场子，自己玩。
　　对这些未成年女孩来说，上海无处不在的酒吧是青春试验场。一踏入新场地，莫卡就牵着阿飞，灵巧地走至吧台。俩人要了半打shooter，六盅被称为“轰炸机”的一口酒，上层混了巧克力酱，下层是纯净的martini。
　　后来，莫卡回忆当晚喝酒的感受：入口很烧，食道被烫着了，再进一步，胃里感到的是暖和，人开始晕乎，就想拽过一只脑袋，对着它大声喊话。
　　被酒精点着的莫卡和阿飞跃入舞池，许多只手就搂到她们腰上去了。
　　莫卡还记得头一次去夜店的情景，有人替她要了酒，是martini兑橙汁。“嘬了一小口，然后去舞池，也不明白怎么扭，怯怯地晃了两下，晕了，就逃出去吃夜宵了。”莫卡说。
　　现在，有男人会朝莫卡举杯，蓄足深情，透过眼神抛给她，莫卡却别过脸去。
　　也有人会直接动手，莫卡便要发飙，“恶心，不经过允许就碰我的，都是又丑又自以为是的人。”
　　“男人都是傻逼。”阿飞拍一下莫卡的肩膀。
　　莫卡受到鼓舞，点头应声，“男人都是傻逼。”
　　俩人又牵手蹦去舞池，穿过酒气、烟雾和镭射光束，杀至最高一层平台，直面DJ。在达成“男人都是傻逼”的共识之后，莫卡和阿飞扭得更起劲了。没过一会儿，阿飞捕到了猎物，她和一个少年吻了起来。
　　
　　“你骨子里是拜金的”
　　高三生艾可和莫卡打了赌，毕业前，她不再去夜店，也不喝酒了，赌注是 “宝莱纳”酒吧的一餐饭。
　　艾可恋上了一个“公校男生”。她觉得自己念私立学校，是正常家境，“公校男生”上公立中学，是正常偏下家境。但“公校男生”带她去路边吃8块钱一块的鸡排，她觉得新鲜。
　　而之前在夜店里，艾可拥着陌生男孩跳舞，手勾住对方脖子，脸自然地贴上去，指头轻巧地拨开衣后领，查看标签，若是 MMJ或CLOT之类的潮牌，她的心才定下来，“可以继续跳舞了”。
　　莫卡不看好这段恋情，她劝艾可：“你骨子里是拜金的，你的偶像是梁洛施啊。”
　　打赌之前，艾可常被男生邀去夜店。冲澡、上隔离霜、涂粉底、打遮瑕膏、戴隐形镜片、描眼线、画眼影、抹口红，再穿起小礼服，套好高跟鞋出门。包里只放眼药水、卸妆湿巾和200元的士费。
　　“干吗要AA制？”艾可不理解让女生付费的行为，“有人请，我才会去。你喊我来，就是有付钱的觉悟了。”
　　
　　“这是社交，我能够把握自己”
　　在莫卡出生后，她的父母就因工作关系，分居上海、郑州两地。分离的不仅是地域，还有观念。莫卡接受了两套价值教育，A册来自母亲，B册由父亲言传身教。
　　母亲灌输她，女孩要有稳定的工作，最好能学精算，将来去税务局做公务员。
　　父亲却没赞同，“别太考虑将来，谁都猜不到将来。”他支持莫卡有自己的喜好，走少数人行走的道路，成为独特的人。
　　母亲拿女儿的电脑去送修，维修员见到莫卡在夜店照的相片，问是不是她女儿。母亲觉得难堪，没承认，说是女儿的朋友，回去后对莫卡大发雷霆。
　　父亲却不揭穿，只在与女儿谈论学业时，才顺着话头悠悠地讲：“送你去加拿大念大学，那里的夜生活就不热闹了。”
　　莫卡便觉得，与母亲的价值观“合不来了”。
　　父亲一直希望把莫卡培养成优雅的贵族。教她穿衣，自上而下不超过三种颜色；告诉她，再累也不能蹲着，那是一种底层人的姿势；还用经济手段来干预女儿的品位，比如去影院，他会作判断，若所看的片子有价值，下回会给出双倍的零花钱。
　　因此，每去夜店，莫卡都瞒着父亲，怕他会失望，“爸爸想把我引导成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会觉得夜店能把我教坏，但这是社交，我能够把握自己。”
　　冲撞还是发生了。有一回莫卡在夜店里彻夜玩乐，清晨才记起回家。父亲就坐在客厅里等她，要与她谈话。莫卡记得自己头痛欲裂，任性地回房躺下了。
　　父亲没坚持，待莫卡下午醒来，才说了重话。父亲说：“在感情的付出上，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要对等。但孩子潜意识里会觉得，父母不可能抛弃他们，就拿这优势来对待父母，令人失望。”
　　
　　痴情与滥情共处一身
　　在堂姐眼里，莫卡曾是个痴情人。
　　一年前，莫卡通宵达旦地为长她一届的学长写作业。看着打网游打累了躺倒在床上的学长，埋头苦干的莫卡有一种安心的幸福感。学长还时常刁难莫卡，比如，唤她在5分钟内拿着泡面现身。莫卡就奔去超市，买好碗面，按时出现。
　　每回学长恋上了别的女生，莫卡会以各种方式与“第三者”谈判，有一次，甚至动了手，扯了对方的头发。
　　在莫卡与学长又一次分手后，有男生爱慕莫卡，使了手段去挑衅她――冷嘲热讽之后再冷落她――他想让莫卡咬饵，投入他怀抱。莫卡吃这一套，迷恋于这场较量，在一周之后成为其女友。
　　一年里，除学长外，莫卡还换了5任男友，包括一个只念初二的少年，一个开法拉利的高中生，还有几位“蓝颜”围绕她，白天黑夜候着她的短信，在她痛经时送去巧克力，当她低落时安抚她的悲伤。
　　堂姐点破她，你的滥情是为了虚荣。莫卡也不否认，只楚楚可怜地说：“赌一口气，我喜欢你，你凭什么不喜欢我？”莫卡让对方爱上自己，再撒手走开。
　　有时候，莫卡也觉得够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她甚至向堂姐坦白，歌手陈势安的一曲《天后》，唱的就是自己，“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
　　堂姐这才顿悟：这代人执行着双重标准，痴情与滥情共处一身，也就不矛盾了。
　　（文中采访对象皆系化名）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南都周刊》《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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