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鸟巢_一群山寨鸟巢背后的逻辑学

　　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曾经是个大问题一无论飘向哪个方向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 　　如果要描述中国党政机关办公大楼的特点，公安部大楼或许最合适。半个世纪前，公安部就开始筹备新建
　　一幢办公大楼，却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方案。从那些落选的方案来看，他们不喜欢充满现代气息的大面积玻璃，也未看中凹凸不平、极具雕塑感的立面设计。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蒋培铭最后加入，他决定从揣摩公安部的性格入手。“我甚至想到了古代的衙门，比如刑部。”他说。另一些西方建筑也给了他启发，比如，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以及古罗马的斗兽场。这些建筑的共同气质是：秩序。“庄严而震撼，”蒋培铭概括说，“给你完整的精神力量。”
　　
　　行政大楼就要威严
　　
　　在蒋培铭的设计图上，公安部办公楼呈现为一个完整的长方形建筑，线条笔直，棱角分明。它的正中心略微凸出，像一个逗号，在视觉上为铜墙铁壁般的整体制造出变化。“简单，力度更强烈。”蒋培铭说，它的姿态“坚强而威武”。
　　很快，他就得到了中选的消息。“公安部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蒋培铭说，“我的设计使他们联想到了‘鼎’。”在中国，鼎是国家之重器，象征着统一、昌盛与安宁。不久，他的方案就被概括为“盛世之鼎”，尽管这并非他最初的创意来源。
　　在立面的材质上，公安部选择了石料一一各地的行政大楼也大多如此，尽管造价高昂，但是坚固、耐用。竣工后，这座竖立于天安门南侧、国家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东的大型建筑，得到了多方赞誉，而每一个赞誉的核心词都指向：威严。
　　“威严是现在中国行政大楼的基本特征。”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徐卫国说，这意味着空间布局的封闭与隔离。
　　青岛市政府的布局就很典型，它像两块大小不等的弧形积木叠落在一起，重心吻合。在正门的台阶之下是草坪，与此间隔马路一一大多数政府楼前的马路是当地最宽的那一条――再前面――是广场。政府门前的广场，也往往是本市最大的。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
　　
　　1953年，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访苏归国。他认为，是否包含民族形式，是阶级立场问题。建筑，应以民族特性的形式与“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美国式玻璃方匣子展开斗争一一在斯大林倡导“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方针之前，还从未有人察觉方正的平顶屋是帝国主义建筑的代表。
　　“通过建筑作品去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前进。”梁思成说。
　　于是，以中国宫殿和庙宇为基本范式的建筑在全国迅速铺开。而大屋顶，则是“民族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类。那些铺设着琉璃瓦、以斗拱和飞檐形式示人的“大屋顶”，看上去雄伟壮观――这适于新政权表达正统感与民族自豪。
　　从1955年开始，曾与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斗争的“大屋顶”，变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北京“四部一会”大楼(现今国家发改委)正中大屋顶的建材已经运到现场，却不准使用，那些充满民族风格的琉璃构件被毁弃在现场。而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的绿色门罩、斗拱和柱子上复杂的朱红彩画、门楼地面上铺着的花岗岩亦被批评。“大楼不像是新的，而是从古老朝代遗留下来的刚刚经过粉刷的建筑一样。”当年的《人民日报》认为，建造者们正在拿封建时代的“宫殿”“庙宇”“牌坊”“佛塔”当蓝本，制作各种虚夸的装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在决定建筑审美之外，还造就了大批真正的政治性建筑一一形成“革命”的隐喻和象征。
　　其中，四川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最为典型。主馆及其两侧的建筑，再加上检阅台，略呈一个“心”字，而当中的毛泽东巨像成为“心”中一点。组合起来，就是“忠”。毛泽东巨像底座高7.1米，代表中共的诞生纪念日；而巨像高为12.26米，正是毛泽东的生日。
　　全国各地，这样有着革命意象的细节比比皆是。为了表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广东展览馆塔楼的塔顶、庭院路灯的灯罩，以及铁围栏上，到处使用了火把图案。而长沙火车站钟塔顶尖的火炬朝向，则无论飘向哪个方向都不妥当：向西，是“倒向西方”，向东，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最终决定，向上。宁夏山西河南都有“天安门”
　　一些官方建筑体现的是领导们的审美，并非建筑师。尽管，领导也存在于时代的审美之中。
　　他们喜欢什么呢?一个简单的思维是，模仿北京，各地就很热衷于“天安门”。
　　比如宁夏银川市的“南城楼”，这座古代建筑在翻修之后变成了“天安门”――同样大红色的墙身，在毛泽东画像的两倾吩别写着：“中国共产党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也曾建造天安门，在那里，城楼、金水桥与华表，一应俱全。在此之外，“天安门”还出现在了河南夏邑曹集乡、华西村，以及重夹市吉县的黄金镇。
　　事实上，各地对北京的模仿并未止于天安门，“鸟巢”也在山西省境内出现。而徐卫国则在沈阳、山东等地看到了长安街两端的彩灯――它中部断开，像一对张开的翅膀，很好辨认。去年年初，兰外1的东方红广场上，也矗立起56个“民族团结柱”。它们与曾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极为相似。“就像波幅的震动，(从北京)传导到外地。”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谭烈飞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这与那些效仿白宫的政府建筑一样，成为一种政治偏好。
　　“1990年代流行玻璃幕墙，那是改革开放的代表。2000年前后，政府开始喜欢新奇和世界一流。”谭烈飞觉得，如今，在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的央视新大楼，以及“鸟巢”之后，至少在北京，建筑已开始趋于冷静。
　　事实上，由于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建筑审美的更迭仍在继续。现在，就连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也越来越尴尬了。“(政府)恨不能炸掉。”匡晓明说。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惟一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国际五星级宾馆，它可是广州的骄傲。
　　(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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