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民间借贷公司 [被调控的民间借贷]

　　周德文的又一个预言成真了。 　　今年一月，他开始大声预言，“今年下半年将面临一场中小企业危机，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严重；民间借贷风险会在下半年集中大爆发；今年春节前后、最晚明年上半年，大批中小房产商会大规模倒闭。”
　　作为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身边有很多企业家朋友，听到他这三大预言时，多数人不以为然，有人说，“这是在唱衰温州，唱衰经济。”
　　直到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跑路”的，跳楼的，让人们真的意识到：温州的民间借贷疯了，信贷危机来了。
　　几个月里，周德文的办公室忙乱了，“全是采访的。都是温州借贷危机。”
　　这次，他又有了新建议，“适当放宽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政策。”
　　他说这话的依据是，“货币政策的松紧和民间借贷的生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政策紧了，借贷就疯了。适当放松，民间借贷也不至于这么疯狂。”
　　但是，这次，他的话依旧被质疑。
　　即使，说这话时，对面坐着的人是温家宝总理。
　　
　　此消彼长
　　周德文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0月4日，总理在温州与部分企业负责人座谈。周当场提出，“要把握宏观调控的规模，但是也要定向对中小企业倾向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两者同时进行。”
　　之所以有如此迫切的愿望，周德文说，自己一点点看着温州民间借贷走向了疯狂，深有感触。
　　2009年，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国家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温州的民间借贷接着就安静了许多。“交易减少了。长期的借贷，利息也就是一分二到一分八。短期的，达到三分（民间借贷中常说的几分利一般是指月利率，比如一分利就是指月利率1%，由此计算出的年利率为12%）。有的和正规金融机构的利息差不了多少。”
　　到了2010年下半年，特别是2011年。货币政策开始调整，银行准备金屡次上调，民间借贷接着又活跃了。“现在短期的借贷利息达到六分、八分。去年，温州的民间借贷资本还在800亿，今年就增加了400亿，到了1200亿。”周德文说，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这两年，做实业的老板们都多多少少地掺合起民间借贷来了。货币政策放松时，也有人贷了一些款，转年，政策紧张了，这些钱没有用在实业上，拿去放贷了。”
　　周德文掌握这些情况，所以在总理到温州之前一周，调查组就先找到了他。
　　“总理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先来了解了一圈，找到我，我就谈了这些看法。”周德文说，在5月，自己就说过，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如果外部环境得不到改善，今年下半年，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现在看来，问题要严重得多。”
　　从4月份开始，温州已有数十家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统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机构年最高利率已经达到40%左右。周德文说，官方的监测统计应该低于实际借贷利率。因为它的数据来源于众多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等机构。他们本身就从事借贷，对于自己的不正规经营，透露给官方的信息还是会有所保留。另外，民间借贷处于灰色地带，政府也很难全面监测。
　　“每一次货币政策的波动，都会引起民间借贷的波动。这二三十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只是，这次尤为严重，原因是，波及的面太大了，资金链太长了。”周德文算了个账，1200亿在民间周转，相当于温州所有正规金融机构放贷款（6000个亿）的五分之一。
　　回到温总理的座谈会，周德文说，他一个劲地向总理呼吁，“新三十六条下来后，我们就申请了温州华侨银行，您来的前两天，刚刚被扣下了。”
　　总理在座谈会上说，“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
　　周德文说，正是由于民企的金融需求不能满足，宏观调控对于民间借贷来说，就成了一只无形但有决定性作用的手，命运被随时左右。
　　
　　两次危机
　　起伏不仅在这一次。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就遇到过几乎相同的借贷危机。“景象也很惨。”周德文说，不光是“跑路”的，还闹出了很多人命。
　　温州民间借贷历史深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温州一带很多“呈会”就带有集资和投资性质。此后又大量涌现了投机性台会、标会。这些机构，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断过。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旺盛，资金链越转越大，然而民间金融机构匮乏，更不用说放贷政策宽裕。要发展，小企业主们只能依靠民间融资。于是，台会、标会一时间发展迅猛。
　　“那个时期的民间借贷，就有力说明中央政策的不足，金融改革的滞后，直接影响民间融资的活跃度。金融机构不足，民间就活跃嘛。”周德文说。
　　生长疯狂和政策滞后的后果，就是崩溃。到1980年代中期，温州民间借贷这根弦终于绷不住了。各大标会瞬间崩盘。那场借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危机。
　　“在当时的金融环境下，敢于做民间借贷的，还大都是农村里胆大不要命的人。一崩会，人一跑，或者自杀，弄得个家破人亡。当时的环境是很严峻的。政府最后严厉打击。”
　　之后的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但是，实际情况是，民间借贷的利息能保持在四倍之内的几乎没有。在一个完全没有规范和约束的金融环境下，民间借贷的风险可想而知。
　　周德文说，上世纪80年代与现在这两次危机，原因归结到一起，都是企业主没有正规的渠道得到资金。“这其中，政府有很大的责任。金融改革严重滞后。”
　　在投融资行业做了十几年的吴联大，如今是温州一家投融资交易平台的运营总监。他对《中国周刊》记者感慨，“和政策赛跑，还是很难。民间借贷在夹缝中生长，货币政策一紧，它就长，货币政策一松，它就消停一阵子，没有制度的保障和风险的预测能力。”
　　吴联大说，在美国等金融成熟市场，民间借贷是一个合理存在并受制度保护的。“首先，人家的利息没那么高，我们这边的月息甚至达到一毛。简直想都不敢想。其次，人家存在第三方服务机构，有的政府也会出面组织协调。这些类似于担保公司之类的机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风险，但是我们的担保公司自己还在放贷，怎么客观预测和控制风险？最后就发展畸形了。”
　　
　　摇摆的命运
　　这种体会，一线企业主感触更深。
　　温州哈杉集团的董事长王建平就深受资金之困。在QQ上和记者聊天，他敲出“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当前温州实业企业的境况。
　　“政策收紧，银行里贷不出钱来，企业能怎么办？”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从2009年开始，几乎拿了自己在温州的所有房产做抵押，“银行还是不放款给你。”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永远是个难题。
　　周德文透露，即便通过正规渠道，贷钱的利率也在不断攀高，实际上升到年利率30%左右，虽然国家规定的贷款利率没这么高，但银行通过各种名目来增加利息。
　　“一种方式是变相提高贷款利息，比如说银行借给你1000万元，需要你先存300万元在银行，这笔钱你是不能动的，也是没有利息的，即使有也是低息的，相应产生的利息会被分摊到实际使用的700万元资金里面去。等于提高了实际贷款利息，你借出来的也是高利贷。”
　　“另一种方式是银行变相要求借贷人购买各种基金，名目繁多，这样实际上利率也已经达到月息1分到1分2，甚至1分5左右，企业实际上也是压力比较大的，融资成本也就增加了。”
　　不过，只要能贷到款，对于王建平而言，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制造业利润率一般低于10%。贷不到钱，企业要周转，要么就转向民间借贷，要么就等着倒闭。于是多数人会选择铤而走险，不少中小企业把高利贷看成救命稻草。
　　“实业，对于民间借贷的依赖程度有多大？”记者问。
　　“很大。几乎每一家都要有一部分借贷。”王建平对自己的这个答案很肯定。
　　“你也是？”记者接着问。
　　他没有再回答下去。
　　银行贷款的艰难，以及民间借贷的诱惑，也导致了诸多企业主老板放弃实业，转作投资了。王建平的朋友里，转行的不少。“贷到钱就很难，有点钱，就想快速赚回来。做实业慢，也就都去搞投资了。”所谓的搞投资，一方面是房地产，煤老板等投资行为。最省事的就是拿出去放贷。
　　就像一股洪流，温州民企被卷进去了。往前走，民间借贷危机已经非常严峻。往后走，政策的扶手，还未伸出。
　　好在，诸多声音已经关注到这一点。
　　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之一的“孙冶方奖”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开始呼吁，“为地下钱庄正身”，建议政府从政策上支持和规范民间借贷。
　　周德文呼吁了十年了。当然，他没错过10月4日的这场座谈会。他清晰地记得，“总理说，现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隔着一道玻璃门和弹簧门。”
　　“现在，就看什么时候真的推倒这两扇门。”周德文说。

相关热词搜索：借贷 调控 民间 被调控的民间借贷 阳光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