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从距离美”到“赶超摩擦”|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在变好还是变坏？这种设问在中日国力逆转的当下，显得并非那么恰当。笔者宁愿认为，中日关系正在摩擦中走向成熟，理想的状态是任何一项摩擦都不至于引发关系的骤冷骤热。一个近例是，当今日本国首相野田佳彦就任后立即公言在职期间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要知道野田是曾经否认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甲级战犯是战争罪人的“民主党内右翼代表”，他即便在历史观上和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公开抵触，也不愿在靖国参拜问题上挑衅中国。
　　事实上，2005年在中国发生的反对日本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和反对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件，标志着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外交所反映的是一种实力对比的关系，那次反日示威的根本原因是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起了相当大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变化。
　　
　　距离产生的美感
　　
　　因为台湾问题的存在，在二战后20多年中，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除了很少一些贸易之外，中日之间往来很少。
　　当时的日本人，大多是那段战争历史的直接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日本被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去掉军国主义紧箍咒之后，日本人对中国自然抱有一种忏悔感。中苏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交恶，而日本人本就因为苏联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出兵东北和西伯利亚战俘问题而对苏联人印象极坏，这就使得日本人对中国有一种亲近感。而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日本所受到的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就更加放大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尼克松访华之后，这种亲近感导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极短时间内的实现。
　　但实际上，当时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当时的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战前的阶段，加上对中国的负疚感，以及像当时在日本教育界影响颇大的教员工会“日教组”等左派组织所描绘的一些被夸大了的美丽图画，很难不失真。而中国人在当时来自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面前，也很自然地认为日本人在将来的中苏决战中肯定会站在中国一边。双方真正开始了解，还是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后。
　　结束了“文革”的中国才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才认识到日本的人口虽然只是中国的1/10，土地面积只是中国的1/25，1980年的GDP居然是中国的50倍。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发足追赶。当时的中国需要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当时的日本正好充当了满足中国这些需要的国家。日本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其中确实有为了当年的战争而忏悔的原因，比如最早和新中国进行贸易的朝枝繁春和濑岛龙三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日本陆军的精英参谋军官。
　　除此以外，日本也有发展自身的考虑。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巨额国际贸易出超使得日本在世界上成为了一个被声讨的异类，欧洲和美国都有人在埋怨日本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而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的大规模日元升值使得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日本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很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产业界普遍采取的方法是转移生产基地，利用海外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产品价格以恢复价格竞争力，同时以从海外生产基地直接出口的形式来掩盖日本的对外贸易巨额顺差，一举两得。而此时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最合适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能提供容纳这些生产基地的场所，能提供合格的生产人员，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试图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快步赶上去。
　　当时，没有日本人把中国看作未来的竞争对手，那时候的中国还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很谦恭地听着日本老师的教诲。而当时的日本人也确实对中国人很友好，除了中国人在受别人制裁而得不到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时总可以从日本人那里通融一点之外，就是在普通人的交往中也能体会出“中日友好”这四个字。中国曾经邀请3000名日本青少年到中国作客，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也得到了日本老师和房东们极为友善的接待。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各地都有日本人自发组织的日中友好协会为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坦率地说，在那些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中，不少人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
　　如果冷静地来分析当时的友好气氛的话，不能不说除了忏悔之外，也是有一些居高临下的情绪在里面的，实际上那并非一种成熟的中日关系和中日民众关系。
　　
　　赶超引发的摩擦
　　
　　在1995年“广场协议10周年”的时候，日本组织了好几个大型高规格的讨论会来议论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当时哪怕是最有想象力的日本人也只是把中国看成一个能够对未来稳定亚洲经济形势做出一定贡献的角色，虽因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开始了停滞，但日本当时无论是GDP的绝对额还是产业的门类以及规模，都还是亚洲名副其实的龙头老大，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其他的亚洲国家只有协助日本的份。
　　但是中国的发展超出了包括大部分中国人自己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预想，从上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中国GDP成长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7.6%，其中有11年的成长率是两位数，最高达到了14.2%，几乎是以两位数的均速在增长。而在这段时间，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从1995年之后，日本的GDP就像被冰冻了一样没有过变化，在2010年中国终于取代日本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然，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就人均3800美元左右的GDP产值来说，中国的全球排名还只在105左右。中国落后的也不止这个排名，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方面还有很多。但日本人明白：国力和人均无关，国力指的是整体的数据。人们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实力时首先是看它的综合统计数据，人均数据在基数很小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虽然中国在人均数值上还排在世界第105位左右，但就中日两国来说，地位已经完全逆转了。
　　实际上这就是中日关系中最近老有麻烦的根源之所在。
　　现在中日间几个主要问题，实际上都不是什么新问题，而这些老问题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什么大问题，或者被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但事态的发展和变化有点出于人们意料之外，以至于那些原来被轻视的问题显现了出来，成了大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
　　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在日本人手中，而当初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说服日本人同意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的原因，就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既无像样海军力量又无显赫经济实力的中国人之所以要提出“搁置争议”，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争议”的能力，考虑到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那么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为什么不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人卖个空头人情呢？
　　靖国神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也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达成过一个“君子协定”：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首相、外相、官房长官这3个官员是不能前去参拜的。当初中日间达成这个默契，不过是建立在日本认为中国的反应不会过度或者不会影响正常经贸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本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变冷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但实际上，小泉既不是“君子协定”后第一个去靖国参拜的首相（桥本龙太郎首先打破了这个协定，去靖国参拜了他的亲属），也不是在任期间去参拜次数最多的首相，而且小泉也从来没有做到他向日本遗族会所允诺的在8月15日终战纪念日那天去参拜靖国神社。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小泉已是最后一位参拜靖国的现职日本首相，小泉之后，现职首相不参拜已成为日本政界的潜规则。小泉实际上并非什么右翼，甚至都不是什么强硬派，小泉之后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这两位真正的保守派首相，也无法在首相任内参拜靖国神社，以至于日本右翼只能在阁僚参拜、执政党议员参拜，甚至在野党议员参拜上做文章。这其实是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在对中国的再三反应考虑多了之后才有的一种折中和妥协，可这些轻量级的参拜却被外界解读成为中日间摩擦不断的因素。
　　可以说，这种“摩擦”的增多是一个正在被强邻赶超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是对方要兑现当年未放弃的抱负引起的，就是自己因袭过去屡试不爽的做法引起的。作为回应，相对处下风的国家也会在自己占优势的领域（如食品安全）展开反击，以维系国民的面子。
　　
　　走向成熟的中日关系
　　
　　看着中国的发展，日本人是很有一些微妙的心理不平衡的。曾几何时，日本游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外汇来源，2003年非典流行之后，来华游客数大减，中国旅游当局索性给予日本公民入境两星期之内可以免签证的优惠。作为对比，原来中国人的非法入境问题一直是日本各媒体喜欢炒作的题目，很少人想到过中国人也会有大举出国旅游的那一天。
　　可是那一天居然到来了，中国游客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像“Made in China”的产品一样席卷全球，而且所到之处都大手大脚满不在乎地花钱采购。日本政治家中以对华持严峻批判态度而闻名的前原诚司，在鸠山内阁中担任国土交通大臣时似乎根本就忘记了他对中国的批判，而把吸引中国游客作为他的首要任务。
　　然则前原诚司不会因为要吸引中国游客而改变他对中国政府的观点，他在菅直人内阁担任外相时处理钓鱼岛撞船事件，还是表现出强硬派的色彩。这就像日本大地震后，菅内阁到处登报感谢外国的援助，却依然不带感情色彩地固守在与俄、韩、中争议岛屿上的立场一样。
　　笔者认为，这才是在逐步走向成熟的中日关系。
　　老一代日本政治家在处理中日关系时经常是把历史问题放在第一位考虑，但是新一代的日本政治家就不一样了，他们身上没什么历史的包袱。也许从现在开始，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不能仅仅打历史牌了。
　　通俗地说，可能有人会为了犯下的罪恶终身忏悔，但不会有一个民族永远沉浸在对过去罪恶的忏悔中。在一代人都过去了之后，新生的一代可能会很坦然地认为无论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与他们无关，他们不会因为父辈或祖辈所犯下的罪孽而继续忏悔，这就是中日关系现在所面临的新局面。
　　也就是说，中日双方都会逐渐习惯于就事论事地对中日之间发生的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因素的干扰会越来越少，双方都会更加理智地讨论和处理发生在两国之间的问题。
　　相比起政界人士尤其是民主党的政治家们，日本的财界人士更加面对现实一些。企业的收益对于他们来说比任何抽象的教条都重要，因此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中国在经济上崛起的现实。
　　只要观察一下日本社会最基本的现实情况，就知道日本的选择面其实很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如果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了7%就是“老龄化社会”了，而超过14%的话就直接是“老龄社会”了，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在2008年日本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就已经达到了22.1%，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老龄社会”了。
　　这样，日本所拥有的就是不足的劳动力和持续萎缩的国内市场，日本人除了目光向外，争取国际市场之外没有出路，也就是说日本必须依靠中国，依靠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反过来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其实还处于一个比较粗放的阶段，到现在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所依靠的依然是劳动力的廉价。如果大多数生产者无法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成果的话，这个经济成长就会变得失去动力，所以中国的选择也是给定的：尽早实现产业升级，跳出简单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框子，否则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能源价格的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上升等都是中国经济的陷阱，而能够为中国提供解决之道的，环顾四周也只有日本最适合。
　　所以，中日关系应该成为一种成熟的关系，不是以好坏来定义，以历史来臧否，而是以是否实现对等的理解和战略互需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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