柘城东关三角区启蒙幼儿园 微博时代:公众“启蒙”精英

　　公众通过网络进行自我教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顺民到公民的转型，虽然这个转型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卓有成效。 　　 　　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 　　
　　当代中国的社会格局，从2007年底、2008年初开始转型，标志是厦门Px事件和“周老虎”事件，市民或网民分别在街头和网上开始社会运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则是从2008年底、2009年初开始转型，标志是“草泥马”的横空出世。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由下而上的启动，公众逐渐理性地表达反对立场和戏谑性地使用反讽话语，公民意识呼之欲出。
　　2010年，各种社会事件目不暇接，加速度出现。“俯卧撑”、“躲猫猫”在2008年、2009年分别是年度关键词，但是在201O年，此类事件昙花一现，就立即被层出不穷的其他事件覆盖。在社会事件的重重压力之下，文化领域暗流涌动，不时激荡成风波，摩罗、汪晖、唐骏、李一、周立波等纷纷成为风波中的主角。唐骏、李一、周立波并非文化界人士，分属商业、养生、娱乐领域，但是他们都事发于文化层面，唐骏的学历、李一的信仰、周立波的网络观均遭到摧毁性的质疑。除了李一的“天价养生班”被暂停，唐骏的“打工皇帝”身份没有动摇，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依然票房不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需付出代价。
　　与80年代精英“启蒙”公众不同，当下，公众“启蒙”精英成为常见现象。90年代以降，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取代了公共性。许多精英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各有所长，在专业以外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缺乏“常识”，却凭借对话语权的垄断成为权威。在网络时代尤其是微博时代，话语权失去了决定性作用，价值观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公民意识在中国匮乏，不仅表现于公众缺乏公民意识，更表现在精英缺乏公民意识。不同的是，公众通过网络进行自我教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从顺民到公民的转型，虽然这个转型过程远未完成，但是卓有成效。公众的“反智”倾向值得反思，但是部分精英对于公民意识的拒绝，更加值得检讨。
　　公众对于部分精英的批判，“反智”的成分越来越少，“启蒙”的成分越来越多。由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难以回避，精英们纷纷走出专业领域，扬短避长，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这增加了他们失言的几率，进而增加了他们“被启蒙”的机会。有些公众更像精英，有些精英则泯然众人。或许，根据身份划分公众和精英的做法，本身就值得检讨。不管公众还是精英，都需要有公民意识，专业化不能成为排斥公民意识的理由。
　　
　　“成功人士”的形象危机
　　
　　从文化领域内部延伸到各个领域的文化层面，“成功人士”纷纷遭遇形象危机。
　　年初，摩罗的《中国站起来》让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意外。仅就观点而言，《中国站起来》并无特别之处，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2009年《中国不高兴》的山寨版，核心理念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种冷战思维，一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今天，排他型的民族主义不仅是意识形态，还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持这种立场者不仅“政治正确”，还可以获得市场回报。此前，摩罗以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等到他高调推出《中国站起来》，读者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转型”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拥趸。摩罗的“转型”，比《中国站起来》里的老调重弹更加触目惊心。不过，这种“转型”有一脉相承之处，比如摩罗擅于悲情叙事，只是当年悲情叙事的主体是个人，表现为对体制的批判，现在的主体是国家，表现为对帝国主义的控诉。
　　随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引发争议。这一事件本来不具争议性，因为是否抄袭，可以做出一个客观的鉴定结论，不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范畴。但是，汪晖的“新左派”同仁，试图把抄袭之争指认为派别之争，进而认定，否认对汪晖的抄袭指控意味着超越了派别之争，否则就是陷于派别之争。遗憾的是，这个奇怪的逻辑未能得到普遍承认。“新左派”在事实层面上的躲闪，反而增加了旁观者对于“新左派”价值立场的怀疑。“新左派”对民主制度的批判，在欧美是知识界的主旋律，在欧美语境里，民主制度是重点批判对象。“新左派”把这种批判“照搬”进中国，不仅可以和国际学术界接轨，还可以获得默认和鼓励。
　　新浪微博出现于2009年，直至2010年春夏之交才具有公众影响力。“周老虎”事件中网友的协作调查模式，更适合微博，唐骏和李一“不幸”遭遇微博时代。2002年，杨澜的先生吴征曾经遭遇学历风波，当时网络在中国尚未普及，吴征很快化险为夷。唐骏没有那么幸运，在微博网友的协作调查下，唐骏和他的“母校”西太平洋大学迅速现出原形。与之类似的是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李一，2010年第2期《中国企业家》作了李一的封面报道，微博尚不普及，这个报道没有获得太多批评。7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再次作了李一的封面报道，在微博的人肉搜索之下，“神仙”李一迅速被祛魅，他的各种“神迹”一一被证明纯属虚构。
　　周立波在“海派清口”中模仿领导人，被视为具有独立精神的娱乐明星。这种解读纯属误会，做出这种判断的观众，可能只是看了周立波的表演片段。如果看过周立波完整的表演，就会发现他对领导人的赞美大于嘲讽，对国际时事的看法更是没有超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水准。在舞台上或者在电视屏幕里，周立波可以依靠团队和表演技术进行修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意见领袖”。当团队出现变动，在微博上脱口而出的“海派粗口”使他迅速崩盘。静水流深的价值重建
　　文化转型比社会转型更为缓慢、温和，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影响更加深远。2010年，文化领域的“清理门户”，是价值重建的过程，静水流深：
　　第一，是非大于成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判标准，不仅在政治领域根深蒂固，在文化领域也是通行无阻。一个人只要成为“成功人士”，是否抄袭，是否伪造学历不再重要――这种逻辑逐渐无法获得认同。在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中。除了汪晖的“新左派”同仁，学者大都对汪晖持批评态度，并不限于持自由主义立场者。唐骏、李一、周立波在商业、养生、娱乐领域的成功，无法阻止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失败。当然，是非并未彻底代替成败，唐骏和周立波在各自领域没有受到直接冲击。这与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有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唐骏和周立波所要付出的代价将远甚于现在。如果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依然认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终有一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二，’差异和共识共存。当文化逐渐多样化，相对主义成为新的旋律，怎么样都行，甚至连抄袭和造假都被视为宽容的对象。“成功人士”在2010年的形象危机，说明这种相对主义面临挑战。网络产生之后，公众可以分为两种，网民和非网民。微博产生之后。网民也可以分为两种：上微博的网民和不上微博的网民。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微博时代，公民意识将成为基本共识，这种文化转型将推动社会转型，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相关热词搜索：启蒙 公众 博时 微博时代:公众“启蒙”精英 微博时代 微博时代的新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