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西渐中的“红色宣传员”】东风西渐

　　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斯诺、斯特朗、库恩等人是深深参与其中的“化妆师”。 　　 　　争相描摹的冒险时代(1930～1949) 　　
　　一个美国人和他有关中国的作品曾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这就是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是1927年在一次远东漫游中滞留中国的，他最初准备只待8个星期，但没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个冒险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过。他幼年曾在家乡扒火车、赌博，越洋过海时混入头等舱，在日本冒充记者躲过海关的盘查，在北京还赌过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赌博――去陕北苏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他说，他要赌他的脑袋，但他成功了。所以，美国学者伯纳德?托玛斯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
　　
　　斯诺1936年进入苏区采访的内幕一直是个谜。直到21世纪初，这个谜才揭开。当时，在中国的西方记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苏区探奇者，为什么只有斯诺如愿以偿?传统的解释多倾向于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殷切同情，但当时具有亲共倾向的西方记者大有甚于斯诺之人，比如史沫特莱。史氏乃左翼激进记者，与上海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共领导人，但她赴延安采访的时间却屈居斯诺之后。在近10年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解密之后，人们发现斯诺采访红军是中共第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
　　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的情景，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决定请外国记者宣传自己。领导层考虑了很多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考虑到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倾向性，遂将目光集中在持客观立场、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中共通过宋庆龄等人直接安排斯诺进入苏区。3个月后，斯诺回到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此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西方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读了这本书后，3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了目击中共的情况，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
　　继斯诺的陕北之行后，西方记者接踵而至，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苏区题材的作品，然未见有出其右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斯诺的书作序，赞扬此书对事实的报道及其历史预见性，但是主流新闻界对斯诺的评价是平淡的。在权威的《美国新闻史》(Michael Emery编著)中，介绍斯诺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为“宣传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诺甚至被贬为“中共的走狗”。
　　被讥讽的这一类人中还有著名的“3S”中的另外两个“S”――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与中共关系甚好的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却没有斯诺的好运，她的激进和偏执使她在中国遭到重创，她访问延安时带去了西方的交际舞，但遭到中共高级干部夫人们的一片嘘声；她那“工人阶级式”的鲁莽和率性惹出了许多祸事，以致于毛泽东1938年下令让她离开延安。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大举进攻前夕’从美国出走，蛰伏在英国，等待去中国的签证，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辞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杨家岭报道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层的一致好评。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微妙复苏的时刻，斯诺的光辉再次闪现。1971年，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想起了他，致信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此时期还有另一些西方记者和作家活跃在中国，比如项美丽、葛尔红、韩索音等。这些人均为自由派作家，同样对中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在西方具有广泛的读者群。1940年代末期，历史学家费正清则凭借自己的中国经验和对中国的研究，在母校哈佛建立了西方“中国学”重镇，他后来编撰的《剑桥中国史》是西方研究中国最著名的参考书之一；另一位研究中国的大师李约瑟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中国科技史》，该书1954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系统阐明了40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为什么近代科学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道李约瑟难题如今已经成为学界的著名课题。对这位英国学者，国人一律称好，但在西方学界，反对派大有人在。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吉莱斯皮就认为李的结论不可靠，因为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看来，在认识和反映中国的问题上，意识形态的阴影无所不在。不堪回首的苦涩记忆(1949～1978)
　　1949年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新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起用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是前美国记者斯特朗和爱泼斯坦。
　　斯特朗在本质上是个具有冒险精神、狂放不羁的女性，在年轻时代，她徜徉于世界各地，报道美国、西班牙、苏联、古巴、德国和中国。她并非是个随波逐流之辈，比如在1925年军阀混战之际，有人推荐她采访张作霖，遭到她的拒绝。然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逐渐改变了她在西方养成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断删改她的作品，告诉她这是为了“党和集体的利益”，最初她还抗议，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宣传。她允许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她写的《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也是经过中国高层领导一再审定才发表的。
　　她被称为是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1942年皖南事变后，斯特朗接到中共一封匿名指令，信中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共重建新四军的命令和其他重要材料。斯特朗设法将这些资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成为独家新闻。同时，她也被一些同行讥为“传声筒”。不过此时，她配合政治的宣传还是下意识的。
　　1947年延安大撤退时，她想随军采访，毛泽东和周恩来劝她回到国统区，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世界。她有些黯然神伤，同时也开始将自己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会见中，毛泽东不再将她当作外宾，并以对部下一样的口吻向她下达指示，告诉她如何以最佳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毛泽东说：“……要使人们相信，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有纪律的部队。许多有偏见的新闻没有很好地报道这支部队。你应当为共产党说话，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
　　《纽约时报》说她“并非是一个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个热情主义者，有时是一个拼命想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传道者”。斯特朗则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 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
　　这位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博士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被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从1958年起在北京定居，并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对外宣传。
　　斯特朗以为自己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写作，但很快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可笑的。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国友人飞往西藏报道，于是美国媒体又开始借重她的报道特权，约稿信纷至沓来。她的有关西藏的书在某些措辞方面和中国外文出版社发生了严重的争执――然而，对方不接受她的争辩，要她修改，于是她一连20多个小时坐在屋里流泪，甚至连续9天躺在床上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修改。她发现自己正在受到严峻挑战，处于两头为难的状况。中国告诫她措辞要谨慎，而美国的报业编辑要她警惕文中的“宣传色彩”。《卫报》的主编阿伦森在信中说：“坦白地说，我感到，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
　　1962年8月，周恩来建议她每月写一篇东西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现状的外国人，标题就叫《中国通讯》。她同意了，此后，她的正式身份为《中国通讯》的主编。该刊每月一期，由官方解决经费和人力。有了正式工作，她立即精神焕发。她被称作中国政策的非官方对外发言人。
　　《中国通讯》共出版了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停刊。其内容主要是以个人通信的形式诠释中国的政策，反映中国的动向。她的娓娓而谈而非说教的叙事口吻，对当时的中国对外宣传来讲是一种示范性的突破，但仍然受到美国同行的批评。《纽约时报》曾揶揄地说：“她向全世界兜售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当然也为此而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到来时，斯特朗心情坏到了极点。尽管在1966年6月，她在《中国通讯》中对国外读者解释说，这场运动旨在“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还被邀请参加红卫兵，但后来看到打砸抢事件，她又说运动“非常混乱”。随着她的老朋友陆定一、刘少奇等一个个被揪出来打倒，她开始极度不安。在生命结束的前4年中，斯特朗一直处于苦闷之中，和她一样在中国新闻出版界任专家的外国友人比如爱泼斯坦、邱茉莉、李敦白等陆续被关押起来。而她却因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依然享受着官方特权。她的脾气坏到了极点，《中国通讯》已经放缓了步伐，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选择。
　　1970年，斯特朗以85岁高龄去世，中共中央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动，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前美国合众社记者、《中国建设》(英文版)总编辑爱泼斯坦，一直试图“平实地、生活化地”反映中国。他终于逃过了“文革”浩劫，1979年官复原职后即开始了中国对外宣传的设计，将单一的“宣传”改为出版者与读者互动的“传播”。他主张对外传播要多样化，不要一味生硬地图解政策。1998年，笔者曾就美联社记者的一则报道是否“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向他请教，他做出了肯定的判断。
　　从1937年起任美国多家通讯社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是个无国籍人士。他两岁就来到中国。他在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爱泼斯坦周围还有一些努力为中国形象工作的西方友人，他们是国家外文局的邱茉莉、夏皮诺、戴乃迭、沙博理……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对外宣传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影响和推动，中国上层屡屡调整外宣方针。鼓足勇气去面对世界(1980～2008)
　　中美破冰的10多年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到中国进行他的“长征”。这位以参访苏联卫国战争而闻名的资深记者为采访长征做了10多年的准备，1984年以76岁高龄、怀揣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路程走了一遍，采访了大量当年的红军战士。
　　索尔兹伯里早在1971年就试图参访长征，但被拒绝。终于有一天，申请批准了。当收到中国大使馆的电话时，索氏大喜过望，连连惊呼：“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期望他的报道。当时，中国有关部门例行审查了他的手稿，但没有增删任何内容。因为邓小平说，要允许外国人用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来看待中国革命。
　　1993年，索尔兹伯里试图重返中国，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遭，再写本书，但他突然中风去世了口根据他的遗嘱，那台伴随他走过长征之路的心脏起搏器留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1980年8月21日，历来低调的邓小平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邓小平的此次会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人想起毛泽东在1936年在陕北窑洞里接见斯诺。这似乎表明中国要彻底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开展积极对话。
　　被称为“遍访世界风云人物”的大牌记者法拉奇索以提问直接、犀利、大胆、刁钻著称。她在1980年代初曾两次要求采访邓小平，均遭婉拒。后来她通过父亲的老友、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与中国联系，走了个后门才得到允许。也许考虑到安东尼奥尼的阴影尚未褪去，佩尔蒂尼向中国保证法拉奇会对中国非常友好，她的独家采访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好处。邓小平同意了。法拉奇非常聪明地开了个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客套话过后，法拉奇马上恢复了她的“狰狞”面目，她向邓小平发出了一连串炮弹：“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想报仇吗?”……邓小平从容作答。二人的对谈机智巧妙，纵横捭阖。通过法拉奇的采访，邓小平向外界透露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政策和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这篇采访记轰动了西方，也震撼了中国。据当时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回忆，邓小平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有话要对世界讲。
　　开一代新风的邓小平证明，中国领导人不仅应当也完全可以从容面对西方媒体，向世界解释中国。
　　似乎是一种肯定的回应，江泽民任党的总书记后，多次与西方媒体对谈。其中较为精彩的是2000年8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这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主持人向来以尖锐问题使受访人招架不住而闻名。
　　在采访中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您到今天是否还认为美国是有意地轰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使馆?”江泽民巧妙应对：“我只能反过来对你讲，美国是拥有高度技术的国家，所以至今为止，美国的一些解释认为是‘误炸’，还是难以令人信服。”随后华莱士突然咄咄逼人地说：“有人说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据理反驳，但华莱士坚持说：“在我看来，你好像是一个独裁者和极权者……”对华莱士那些攻击性的发问，一位美国观众说：“与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 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
　　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泽民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尝试过的。江泽民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对江泽民的反应表示赞赏，他说：“一个像华莱士这样的人尖锐地质问：‘你是不是个妖怪?’这在我们美国新闻学中叫做‘垒球’，比较容易打中的软式棒球。这等于给了江泽民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向美国人民阐释中国人的观点。实际上，每次江泽民访问美国都会举行记者会，记者们什么都可以问，这种机会在中国很罕见。而江泽民很懂得如何应付这种场面。美国人惊讶于他的活跃和机智，发现他并非如想象中的乏味。其实，很多美国总统没他做得好。他们见记者前都得先把答案背好，否则便不知该如何应对。”
　　华莱士访问江泽民的电视节目引起了罗伯特?库恩的注意。此人是美国知名银行家、学者和科学家，1989年，应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库恩担任了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顾问。库恩觉得江泽民不简单，而许多西方人对江泽民和中国存在着严重偏见。他决定写一本江泽民的传记来扭转偏见。
　　这只是库恩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冒险之一。此前，作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他已与央视合作创作了两个纪录片系列《资本浪潮》和《探索中国》。当然，在如何反映中国的问题上，双方的争辩一向是很激烈的。央视坚持电视节目的否决权，但库恩也坚持对剪辑拥有否决权。库恩对中国的媒体高层说，如果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一点都不会相信。“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重要，我们只求能用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库恩最后胜利了，节目在美国播出时，央视没有审查和删改。
　　作为一个犹太人，库恩深知世界上有一批职业“反犹”者，他还发现西方有一批人以反华为业。库恩强调，他热爱中国，他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他写《江泽民传》也是基于此。
　　2005年，美国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版了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外电评论该书具有“高度争议”，人们对不通中文、对中国近现代史涉猎不深的库恩的作传能力表示质疑。但库恩强调，他有第一手资料，与很多中国领导^有过直接对话，而不会像他的批评者那样只是坐在华盛顿或某大学政治系的办公桌后面攻击中国。
　　库恩说，他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库恩说他不想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傀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有人说共产党花钱雇佣我写这本书，给共产党树碑立传。我想说的是，谁也雇不起我说心里话……在写作《江泽民传》的4年间，我本人在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不过有记者发现，在库恩写作的过程中，其旗下的公司成了中国一些官方机构在海外合资项目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库恩在这本江泽民传记的后记中说，“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2007年，受国务院新闻办委托，库恩又开始撰写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史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此书于2008年年末出版。库恩通过120多名中国高官之口，写下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大变迁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层此次为库恩安排了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其中包括10多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国务院新闻办亲自为这个班子安排采访、提供内部资料和新解密的档案。显然，库恩将面临更多的疑问和质询，然而，他却是当今敢于公开宣称偏爱中国的西方人之一。
　　库恩不是记者，他只是一名中国的歌者。他的名言是：“我的一项重大爱好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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