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的体育之路】 北京之路 奥运纪录片

　　根据体育总局规划，到“十二五”初期，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此后将达到3％～5％。占GDP的比重达5％，就将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体育，准备好了吗? 　　
　　当北京奥运会辉煌落幕，2008年是否会成为中国体育市场化分水岭的讨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国体育市场化进程早就该推进，某种程度上，奥运会的举行延迟了这个进程，因为要确保本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这在业内人士之中早已不是秘密。
　　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的推进，不管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还是体育产业领域，中国体育管理体制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市场化契机
　　
　　当杜丽没有拿到北京奥运首金，当刘翔退出小组赛，虽然也有责备之声，但国人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安慰和鼓励。人们对海外军团的态度也日益友好，排球赛场上亲切的“郎导”声时时可闻，外国运动员的精彩瞬间也会赢得真心喝彩。这一切都显示着，在中国百姓眼中，竞技体育正逐渐摆脱政治色彩，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牌不再重于一切。
　　1979年，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中国回归奥委会。于是在1980年奥运会上拿到奖牌，成为证明中国的重要途径。奥运会的体育本质上是西方体育，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当时中国国力较弱，所以只能靠政府之力推动发展西方体育。在整个国家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体育系统的设立自不能外。当时的国家体委确立“普及和提高”的体育发展战略，实际是以“提高”为重点。
　　20多年来，从奖牌数寥寥无几，到雅典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在金牌榜中进入前三，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当时业内已普遍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而普及远远不够，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完全脱节，进行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但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注定了本届奥运会中国一定要努力在金牌榜上大放异彩，因此，虽然举国体制已广为诟病，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因为中国竞技体育承担着金牌的政治任务，所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也经过机构精简等改革，但并没有触及根本。与此同时，早在1992年中国便已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直到现在都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体育领域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其它领域。当2008北京奥运会徐徐落下帷幕，是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大幕拉开的时候了。
　　“判断一个体制需不需要改革，有几个标准，一是符不符合体育发展规律。体育发展应该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民体育、大众体育肯定不能忽略。而现在的体育管理体制并不能很好地提高人民体质。二是这种体制符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有没有效益。当然，奥运会对中国的提升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当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经济效益。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我们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如是说。
　　
　　前段举行的奥运经济(北京)论坛上，分管体育经济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认为，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将迎来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正是中国人从解决温饱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转变的时期。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从2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阶段，正是国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是体育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其它行业利润空间减小的情况上，已经有众多民间资本盯上了体育产业，这是一块还没有被分掉的巨大蛋糕，各种体育俱乐部纷纷成立，企业开始承办赛事，国外操作成熟的商业模式陆续被引进。这基本是自发行为。而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当下面产生产业化冲动的时候，上面却还是一切照旧。
　　在管理上，国外没有像中国体育总局这样的行政机构，一般都是在主管青年或教育的部门设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除个别国家外，也没有专业的竞技体制。近年舆论对体育总局的质疑不绝于耳，作为国家行政部门，体育总局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松开几乎是必然的。到现在为止，协会、俱乐部或地方要举办一场国际或国家级体育赛事，一定要经过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而据地方体育官员说，“一场赛事不是那么容易批的。”这导致国家体育总局陷入了太多的事务性工作。
　　
　　不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体育总局更是明白问题所在，而因为种种利益的牵绊，改革缓慢得近乎停滞。当中国竞技体育在2008奥运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另一个问题相伴而生，那就是建立在金钱和人才大量浪费基础上的举国体制已经走到强弩之末，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体育是通过业余体校来培养运动员，从县体校到市体校到省级体校再到全国体工大队，一应俱全，还有一条龙的运动会，城运会是选材，全运会是练兵。
　　仅拿国内的三大运动会来说，花销到底有多大?北大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文义告诉记者，农运会投入一般控制在2亿之内，像今年的农运会，大概要投入1.6亿左右。南昌成功申办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除去市政建设、场馆建设等不计，承办城运会仅会务费用就将超过1.8亿元。根据南昌市有关部门估算，城运会申办成功后，南昌将为此花费500亿元。
　　第十届全运会在南京市举行，比赛场馆需要新建和改造各27个，训练场馆需新建34个，改造98个，保守估计，场馆投资经费约需55亿元。明年在山东召开的第十一届全运会，也计划除了利用现有场馆71个，还要新建场馆41个，维修改造场馆18个。除去比赛场馆，还有大量为全运会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运会到底会花掉多少钱，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有业内人士估计，全运会整个运作资金约要10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在泉州召开的第六届农运会农业部拨了1000万、农民体协给了800万，福建省政府给了2000万，还有1亿多的资金缺口。十一届全运会体育总局提供6000万资金，缺口由山东省自己解决。
　　据有关调查，体育场馆的投入也是一笔巨款，改革开放以来到2003年底，不包括奥运场馆，已经共约投入了1900多亿。而中国大多数的体育场馆是闲置的，96％的场馆一年没有多少收入。
　　这些运动会因为带有政治色彩，所以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支持，再辅助一些市场化手段筹钱，还不会过分感到资金的束缚，场馆只要运动会有需要，政府也会拨款兴建。最受资金影响的是体工大队和地方体校。专家告诉记者，各级体校越往下资金越少，不发达的地方资金更是紧张，行政人员却很多，运动员的训练经费和各项保障有时会被挤压。现在很多地方体校都因为资金短缺而不断萎缩。
　　比资金浪费更让人心痛的是人才的浪费。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是金字塔结构，不知多少人才能托起位于塔尖的可以冲击奥运金牌的人。这些运动员的成功建立在大多数运动员被淘汰的基础之上。北京体育大学作过调查，中国一线、二线、三线运动员淘汰的比例至少是90％。
　　这些运动员没有经历正规学校教育，有很多甚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正常培养和发展。淘汰的运动员如何安置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即使是拿到奥运冠军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除了竞技体育，没有其它专业技能。前几年关于奥运冠军之死和奥运冠军当搓澡工之类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除了前苏联等少数国家，没有国家这样培养体育人才。曾经推动中国体育快速发展的举国体制反过来成了束缚进一步发展的缰绳。 　　
　　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体育体制一定要改革，这是共识，但到底怎么改，还是个问题。现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使用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俱乐部是欧洲体育的基层细胞，以基层社区俱乐部为代表，有6个人就可以成为俱乐部。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从基层俱乐部一层层组织联赛。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体育是以大学为代表，有全国各种赛事，奥委会都从大学选拔人才。美国的中学体育也比较发达，进入大学还有体育特招。
　　中国怎么做?业内人士多有探讨。借鉴欧美，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适合中国的体育发展之路，把基层体育和大学体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方面推动基层体育俱乐部的建设，一方面发展大学体育，可以把国家和地方的体工大队都纳入高校，实现体教结合。比如北京体育大学现在有很好的训练基地，科技条件在全国也是最好的，就可以承担许多项目的全国训练。
　　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现在一些地方纷纷摸索自己的方法以减缓金钱和人才的浪费。广州市把体校改造成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属大专院校，对运动员进行训教结合，这样运动员毕业起码能完成大专教育。李宁在佛山办体操学校，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俱乐部。类似的私人俱乐部也在不断涌现。
　　
　　但无论采用哪种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需要解决，那就是在其它改革领域已经讨论了多年的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中国的奥委会实质是和国家体育总局合二为一，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中国奥委会主席，这有好的方面，可以提高效率，避免争论，决策果断，但违背了体育管理和运作的规律。从奥运会诞生以来，除了古巴、越南、朝鲜等极少数国家，每个国家的奥委会都是实体，这几乎是国际惯例。各国组织都是以体育社团为代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单独的奥委会，有一个体育联合会。澳大利亚、法国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国家体育总局这样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主要是制定体育发展战略。
　　相应的，因为中国奥委会不是实体，就很难形成以中国奥委会为核心的社团体系。运动员的集训、各种赛事的举办等等都应该由协会承担，社团本质上是政府和社会沟通的桥梁，使最高级别的体育机构不和基层剥离，这也有助于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衔接。多数国家都是政府和社团结合的体育体制。现在中国的体育发展越到基层越弱，比如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各种协会像老年体育协会，但基本都形同虚设。和其它领域一样，体育领域的一些协会也如同“二政府”，协会管理人员多是从政府部门退居二线的官员。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应该由体育总局制定，现在是否还要以“提高”为重点，下一步该如何发展，这些似乎都没有详细的东西。自从1995年开始实行全民健身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2010年全民健身计划就结束了，以后如何推进，缺乏科学准确的评估。
　　中国体育法的建设也相对滞后，现在只有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等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大量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制定实施。有限的资源到底该怎么调配?加拿大的体育事业也属国家拨款，但他们建立了一个评估体系，包括各项指标，相关项目达到指标后才能获得拨款。类似体系的建立和指标的确立，理应由国家体育总局来做，但却一直付之阙如。而一些具体赛事标准应该由社团来做，国家体育总局却在做。
　　“政府要逐渐放权，实现管办分离，不要包打天下。关键是降低门槛，提高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马上实现不现实，但首先，审批权要松开，可以采取备案方式，协会或地方办一场赛事只需备案，而不用审批。”有专家认为，“事务性工作太多，现在体育总局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进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最大的代价就是担心竞技体育的滑坡，我相信，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完善，应该不会滑坡。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培养出大量优秀运动员，还有比较完善的教练员的培养体系、训练体系和高规格的场馆等等。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慢慢推进，比如5～10年之内。这样负面影响会更小一些。”林显鹏说。
　　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处长顾灏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历时4年起草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正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根据体育总局规划，到“十二五”初期，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此后将发展到占3％～5％。占GDP的比重达到5％，就将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体育，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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