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谈经济改革的争论] 厉以宁最后怎么样了

　　 　　目前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未被触动，行业垄断没有破除，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
　　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成为论争的两大派系。前者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互为补充。
　　最早是1986年《纽约时报》把厉以宁称作Mr．stock Market(证券市场先生)，国内稍晚一些，在1988年前后。当时有绰号的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吴市场)，杨培新(杨承包)等人。这反映了当时中国改革中经济学家的耀眼位置。作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的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全面推动。也因此，他被媒体和学界戏称为“厉股份”。和他在不同时期所获得的许多称谓“厉会计”、“厉民营”、“厉诗人”一样，厉以宁笑称没有一个称谓能够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充满争鸣的学者生涯。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厉以宁如此评价：农村承包制的推行，国企改革股份制改革及证券市场的建立，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大改革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国企改革调动了管理层和企业的积极性，民营经济的兴起则调动了广大人民创业的积极性。
　　回首30年来所经历的多场大争论，厉以宁乐观而豁达；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未来走向，他也有自己的坚定认识。日前，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回顾了他所经历的经济改革的四场争论。
　　
　　第一场：改革主体之争(1980年代)
　　
　　《南风窗》：对“厉股份”这个称谓，您怎么看?
　　厉以宁：不很喜欢这个称谓。因为它不准确。我当时提出的是非均衡理论。股份制改革的主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南风窗》：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厉以宁：对，中国经济是非均衡的经济。我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主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基于此，就应该改革价格，完善市场。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同时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简单地说，第二类非均衡就是市场不完善加上缺乏市场主体。
　　
　　当时的中国经济呈现出第二类非均衡经济特征。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重新构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然后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并使之走向完善，而要构建市场主体就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
　　《南风窗》：那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价格双轨制的发展阶段，看起来价格改革更重要些?市场上时股份制有强烈的反对之声吗?
　　厉以宁：确实，当时提出非均衡理论面对三方面反对或争议：一是来自维护计划经济者的反对，认为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二是主张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是价格问题、市场问题，应把价格双轨制改革为单轨制，并且认为股份制不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最要紧的是放开价格。第三种观点认为：企业改革仍然是最重要的，但觉得股份制行不通，所以主张用企业承包制。搞企业承包制看起来没有风险。
　　《南风窗》：面对争议和反对，您觉得有压力吗?
　　厉以宁：压力不要紧。我一生面对的争论多了(大笑)。我提出上述理论是有五个重要根据的：
　　一，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企业是内因，价格是外因。内因更重要，所以企业改革应优先于价格改革。
　　二，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第一性，流通第二性，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企业改革是生产领域的改革，价格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所以企业改革更重要。
　　三，从市场的角度分析，商品市场的背后是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中包括资本要素，所以一定要有资本市场，光有劳动力市场不够。资本市场的建立一定要与股份制改造结合在一起。
　　四，如果价格改革，风险太大了，因为价格改革是不可能试点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准备社会就会乱，改革就会很危险，会倒退。而股份制改革是可以分期分批试点的。有了经验再推广，有教训可以吸取，是很稳妥的。价格改革表面上看很激进，实际上不触及实质问题。股份制改革看起来是渐进的，实际上是实质性的改革，是根本性的改革，因为重新构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
　　五，价格改革搞不好就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价格放开了就会乱，会抢购，东西又不足，只好暂停，甚至恢复发票证，恢复价格管制。股份制改革却是不可逆的。
　　《南风窗》：在那个时代，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派改革理论也极具影响力。
　　厉以宁：我当时对放开价格论的反驳是这样的：第一，中国和二战后的西德不一样，西德可以实行休克疗法，因为西德是私有制国家，私有企业在价格放开后可以优胜劣汰。中国除非全盘私有化，否则无法学西德。但中国是不可能全盘私有化的。
　　第二，西德当时在实行马歇尔计划，有美国大量援助，可以从外国进口食品、石油，物价就能平稳下降。中国改革时，不可能有某一个国家给我们大量援助。
　　放开价格论主张控制货币，放开物价。认为只要把货币管住就行。我认为货币是管不住的，因为我们的投资体制没改，银行信贷就管不住，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负盈亏，不在乎。货币要真是管住的话，企业就垮掉了。加上，失业问题又没法解决。这就是对他们的反驳。
　　对承包派的反驳是这样的：
　　承包不解决产权问题，承包的主体必须是产权清晰的、投资主体明确的市场主体。承包制不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企业承包制合同的甲方和乙方并非平等主体。发包方是政府，政府有三重身份：政府不仅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他可以撤换运动员，不仅如此，他还兼比赛规则的修改者。
　　还应当指出，企业改革同价格改革之争是同一层次的问题，而同承包派之争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是较低层次的问题。
　　《南风窗》：在整个80年代您坚持了所有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得到全面推行。您如何看待您的 坚持?
　　厉以宁：简单一句话，我主张重新构造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我写《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系统观点。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场大争论，就是关于企业改革优先还是价格改革优先，我的观点非常鲜明。
　　
　　第二场：政策目标之争(1993年～1998年)
　　
　　《南风窗》：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冲动和经济过热。
　　厉以宁：邓小平南巡之后，当时投资很热，要克服物价上涨。是失业问题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我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1、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2、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3、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这些观点反映于我的《未来型发展理论》一书中。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只要人们有工作岗位，只要工资及时加上去，经济过热些也没有问题，老百姓还能过。不解决失业问题，有一点通胀就很可怕，社会就难以稳定。这场争论主要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
　　《南风窗》：我国2007年CPI上涨4．8％，2008年一季度高达8％，您当时的观点是否也适用于目前?
　　厉以宁：中国经济稍热一点，没有多大问题。经济冷下来了，问题就多了。这个论点至今仍适用。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现在情况不同，对通胀需要综合治理。90年代主要是投资导致过热。所以只要紧缩就管用。现在单纯紧缩不管用了。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万亿美元，占款过多；外汇储备在90年代远远没有这么高。其二，人民币在逐步升值，使得外资、热钱不断涌入，造成物价上涨。其三是自然灾害，雪灾造成农产品供应紧张。其四，国际油价粮价上涨。要综合治理此轮物价上涨，单纯靠压投资规模、紧缩不能解决现状，要有所保有所压。因为紧缩无法增加供给，而且对国际油价、粮价的上涨不起重要作用。目前，在综合治理中，必须注意就业问题，因为失业压力一直存在。
　　
　　第三场：资本市场评价之争(2001年～2003年)
　　
　　《南风窗》：第三场大讨论应该就是始于2001年的股市大争论吧?
　　厉以宁：对。涉及资本市场评价之争。我认为当时股市不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能推倒重来。中国的股市不能因为具体问题而全盘推倒。我联合了萧灼基、董辅?、吴晓求和韩志国同吴敬链展开了这场股市大争论。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是非正常现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
　　《南风窗》：中国股市此后进入了长达4年的熊市。您如何看待近期的股市和未来走势?
　　厉以宁：为了调节市场，中央会根据市场情况采取措施的。实际上，去年的5?30调控就有些不妥，因为对股市进行了过度的打压，人们的信心开始消散。6月份以后政策趋于稳定，从这时起，股市大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再对股市进行打压。今年年初，人民信心又因通胀而动摇。我一直讲，短期股市不可预测，但大盘没有改变，因为经济还在增长，人民币还在升值。通胀对股市是双重影响，货币紧缩不利于股市，但资产价格在上升。股价应该涨。从中长期讲，中国股市是没有问题的。只要股市看好，大小非流通股一出来就被吸收了。股市下跌后就不好办，大小非解禁和非流通股减持又不能悔改。所以要让股市慢慢上升，以动员更多的资金吸收新上市的股票。
　　
　　第四场：如何理解新工业化道路之争(2004年～2008年)
　　
　　《南风窗》：第四场大争论呢?
　　厉以宁：第四场争论主要在新工业化道路过程中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的主张是：中国是个大国，不能跳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但技术可以跳跃式发展，但发展阶段却不可跨越。吴敬琏主张跳过重化工业阶段。这个争论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南风窗》：我注意到，从本世纪初开始，你的研究重点转向了民营经济。
　　厉以宁：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还是所有制改革的一部分，仍然是跟所有制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制改革包括三个内容：1、国企改革；2、组织新的集体所有制、产权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即新公有制；3、引导家族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三大层面推进经济改革
　　
　　《南风窗》：回首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改革还有哪些不足?
　　厉以宁：第一个不足之处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国有企业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未被触动。至今只能说略有松动，主要表现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可以把家属带进城镇，城市中的企业可以到农村组织农民生产等等。农村承包制虽然是改革初期的重大制度创新，但它是在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推行的。因此，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第二个不足是：国企改革需要深化，行业垄断没有破除，需要突破“玻璃门”现象。第三个不足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太慢。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财政的实力，可以在社会保障上做得更好。今后改革应从上述三方面来着手。当然，还应做到政府职能的切实转换，使政府成为服务者，同时要减少审批，多采用经济调节手段。
　　《南风窗》：在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方面，您有何建议?
　　厉以宁：应该允许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允许农民宅基地的置换，允许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无论是农民承包的耕地人股、农民宅基地的置换，还是农民以承包地、宅基地(包括上面的房屋)作为贷款的抵押物，都需要有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既然这些都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及早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先在各个改革试验区范围内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即使有些做法同现行的法律有不一致之处，或者找不到现行法律的依据，也不妨碍继续试点，只要事实证明是对的，就可以修改法律或制定新的法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目前最关心的是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这一问题就跟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有关。
　　《南风窗》：未来中国改革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厉以宁：三大层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当前最要紧的，我认为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尽更大的社会责任。对个人来说，应该加强信用教育，如果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这个社会将没有发展前途。
　　最后，我想谈一谈改革的前景。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使改革深化。中国经济前进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将在改革与发展中逐步解决。对此，我是充满信心的。
　　
　　中国经济稍热一点，没有多大问题。经济冷下来了，问题就多了。这个论点至今仍适用。但现在的情况已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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