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 [中国本位的话语权争夺]

　　“软力量”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两个美国概念的流行，凸显中国目前最欠缺的，恰恰就是独立的观点和话语权。 　　近年在国际事务讨论中，“软力量”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两个流行词，跟中国有很大关联。国内的很多人，不假深思便以正面的态度对待这两个名词，并经常使用。而官方从不会主动使用这两个名词，充其量只会于对话当中被动地引用。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大行其道，尤其是以此对中国量体裁衣，说明中国本位意识的丧失，因此对这两个概念的话语权之争的性质，必须有充分认识。
　　“软力量”(soft power)一词，源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4年3月出版的《软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手段》他把“软力量”定义为“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即吸引和说服别人的能力，而非恐吓别人的能力”。
　　
　　“软力量”是相对于“硬力量”而言的。硬力量即恐吓能力，来自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去威逼利诱别的国家和人民，去干他们本来不会干、或不想干的事情。软力量则来自于一国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诱因，去设置别的国家和人民的议程，让他们不知不觉地认为这是他们自己想干的事情，因而会自动和乐意地去干的能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在别人看来是合法的，并被别人看来是一个值得效法的国家，这个国家便毋须在经济上甚至军事上耗费太多，就可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奈看来，冷战的胜利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是通过新闻、娱乐、广告等软力量来实现的。
　　
　　软力量的陷阱
　　这个软力量的形成与强大，建基于以美国为大本营的强大西方跨国媒体所控制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制造和流通的新闻和娱乐产品，不断宣扬西方的制度、组织机构和主流价值观，并使其合理合法化。而那些西方认为非主流的新闻、信息、思想、体制、组织和个人，在这个主流媒体体系内得不到传播或正面报道。
　　奈出这本书的目标，是想告诉布什政府，光靠武力建立霸权是事倍功半的做法，并希望促使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无论是伊拉克问题，还是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硬邦邦的力量不灵光，才想到以柔克胜之道，最终目的依然是要永续美国的霸权。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软力量一词，从一开始就是与美国的霸权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中国硬力量的迅猛提升，奈慢慢开始把中国也扯进软力量的讨论当中，认为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一段距离，需要颇长时期才能赶上。国际上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大多认为美国的软力量日趋不振，中国则另有迷人的魅力。
　　正是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依然强大的软力量，凡是西方舶来货色，许多中国人都会自动以为是珍品，不赶快追捧拥抱便赶不上时髦。在跨国信息传播体系起劲吹嘘之下，很自然地，我国不少知识分子又一次被美国的软力量俘虏了；软力量一词今天已经登堂入室，昂然进人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并成为热门的公共话题之一。
　　以今天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硬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还远远不足以与美国匹敌，而软力量的差距则更大。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对内对外，我们都不拥有来自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力量。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坏，传统文化的精华丧失殆尽，糟粕却留下不少，我们千万不要做阿Q，缅怀着先前阔过便获得了精神胜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也所剩无几，但一些糟粕同样留了下来。官方多番尝试回复，经历多场大规模的宣传和教育活动。连在党员和干部中间的效果也不彰显。
　　有些人不求甚解，自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软力量资源雄厚，对软力量的认识与运用也要比美国老到得多，大可通过如好莱坞式影视制作和国际巨星之类的明星效应，以软力量与老美抗衡，最后甚至不战而胜。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纵使我们想东施效颦，模仿美国发展软力量，也会因为缺乏强大的跨国信息传播体系这一必要的配套条件，而无法自主地向外投射，有如只有核子武器，却没有携带的导弹一样，结果也是无济于事。幻想依附在西方的跨国信息传播体系中投射中国的软力量，有如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中国要建立跨国信息传播体系不但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更要占领足够庞大的市场，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这需要长时间的经营，而最重要的，首先是有自己的独立观点和话语权。中国目前最欠缺的，恰恰就是这种独立观点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3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尽管中国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和成绩，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缺乏对自己政治体制的信心；过分渲染它的弊端，对于它的长处几乎不置一辞，而来自官方的辩护也是软弱无力，甚至令人生厌。
　　这种状况不得到根本扭转，软力量建设就无从谈起。我们还是多花点力气，努力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建设自己，而不是按照人家的标准去刻意打扮，去讨别人的欢心。软力量，不提也罢。
　　
　　自己的坐标
　　至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一词，那是高盛集团副董事长，刚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立克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2005年9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宴演说中，为布什第二任奠定对华政策基调的用语。
　　佐立克认为，因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参与者，希望中国能跟美国合作，去维系对中国自己也有利的国际制度。单做国际社会一员不足够，中国必须觉得事事与自己息息相关，积极参与，与美国和其它国家一道，维持、改革、推进这个已经使中国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
　　国内有不少佐立克的“粉丝”，视他为中国的朋友。对此，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有如下的观察：“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是一个进步。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只能承担和我们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有选择的责任。中国不能像某些超级大国一样，包揽世界一切事务。所以，中国现在不是超级大国，永远也不做超级大国。我们的愿望是，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能够根据他们国家各自的条件实现发展，能够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我想，这是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构想。”
　　以成思危的地位，他这一说法还比较隐晦婉转。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中国从来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有 自己的主张和政策，而这些主张和政策有的与美国接近，有的殊途同归，也有些方向相异，都正在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赞同。中国在区域合作以及帮助落后国家的发展援助方面，思路和做法明显跟美国不一样，但也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建设性作用，大受欢迎。这都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从来就是一个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懈努力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但是，美国着重提出要中国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角色，这清楚说明他们的所谓“责任”是别有所指的。说白了，这表示美国寄望中国的国际关系政策要与美国配合，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按照他们预设的方向前进。路途中遇到各种问题，中国都要按美国的要求行事。如果中国乐于接受这一关系，说得好听一点，中国是美国霸权的低级合伙人，说得露骨一点，中国成了美国的“马仔”。这是一个附庸的关系，中国要听命美国，共同维护美国旗下的和平秩序。
　　中国需要以平和但坚决的行动和声音告诉世界：中国乐于继续扮演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不是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朝大国地位迈进，更不会自我矮化，委身作为美国的跟班。
　　总结以上的两个个案分析，我们很清楚地见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许多依然未能建立民族自信，缺乏本体思维，因而未能树立独立的坐标去观察世界，并对国际新生的事物和概念作出评估和抉择，因而往往盲目选取了西方的坐标，被西方的论点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
　　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观点永远从属于西方的观点，中国的利益，也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从属于西方的利益。中国毋须正面跟美国对顶，更无意破坏现时的世界秩序。但我们有权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根据自身的需要，以自己决定的时间表和方式，选择吸收人类共同文明的精华，要善于参与今后游戏规则的制订，并且勇于在全球化系统中捍卫本位利益与和谐世界的原则。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于要有意识地站稳中国本位，以不断改革开放的目光去探索国际事务的现况和趋向，从而树立和巩固中国的国际关系坐标，并逐步夺取话语权。
　　
　　“南水北调”实地调查
　　策划人语
　　
　　曾几何时，南水北调在一些宣传资料中被更多的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联系在一起：15天的体育盛会，民族展示的国际舞台，不远千里的水浪翻涌。在这一系列联想中，这项与三峡工程相比牵涉更广、影响更大且不可逆的水资源利用的浩大之梦，在机器开工的轰鸣声中进入现实已近5年了。
　　5年来，关于工程进展的消息被稀释在信息之海里，直到2007年6月国家审计署关于南水北调办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审计报告，才再次把调水“调入”国人的视野。许多人一拍脑袋记起了当年的说法，而2008年，已经近在眉睫了。
　　截至发稿日，已经动工的中线、东线工程的整体可研报告尚未获得发政委的批复，中线完工日期已调整到2010年；东线沿途省份正在与严峻的污染抗争，以避免“一江污水向北流”的窘境；西线因多个环节缺乏科学论证，今年4月，水利部和黄委会的专家还在西部高海拔地区调研。向北京输水的重任，改由中线北段的“京石”应急供水工程承担，同样缺水严重的河北再次被就近汲取。
　　与此同时，3位先后主政国务院三峡办的老水利专家，批评“南水北调”不过是一个大拼盘，数次上书推荐“三峡引水”工程作为南水北调的替代方案。
　　检索本刊以往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关注(2003年7月的《理水》，2004年5月《还我清澈长江水》、2006年9月《水旱中国》等)，以及此番前后历时数周的实地探访，对于科学决策的追问一直萦绕其间。
　　不知新老工程与规划，能否回答《黄万里文集》中对国家治河方略的根本性反思与提问――“若按我建议的分流治黄并淤灌淮海平原，每年将获益几十亿元。只是这样，没法进行南水北调了，那怎么可以呢?……”
　　――刘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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