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环境ＮＧＯ图谱|环境微生物图谱

　　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并指出要严肃法规，严格环境准人，彻底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 　　对近年来执著质疑水坝问题的民间环保团体来说，这无疑是突如其来的利好消息。作为对此举的呼应，以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北京绿家园及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为首的56个民间环保团体向社会发出声援信(见本刊上期――编者按)，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和公民听证制度的有效实施提出期待，并表示愿意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环评，成为政府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更紧密的合作伙伴。
　　2003年以来，经过多年厚积薄发，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中国的环境NGO以其鲜明个性和高调姿态呈现在公众视野中。2003年，与都江堰相邻的杨柳湖水库、贡嘎山下的木格错水坝以及怒江大坝，先后遭遇环境NGO的有力阻击。2004年延续对怒江大坝的公开论争，掀起北京动物园搬迁风波和开展虎跳峡屯站的质疑，“始作俑者”都是环境NGO。
　　多年以来人们眼里温和有加、贴有“种树、观鸟、捡垃圾”老三样环境教育标签的环境NGO，一下子变得咄咄逼人。作为独立的民间力量代表，环境NGO以环境、生态保护以及重大决策的公众参与为旗帜，在试图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过程牛异军突起。这不由使人联想到发生在上世纪的全球社团革命中，围绕环境问题，作为先行者的西方环境NGO发起的公民运动。
　　
　　“云南大众流域”的遭遇
　　
　　2004年10月，在北京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由关注大坝问题的中国NGO，组成的中国河网代表，在会上分工协作，展开游说，以各种方式传达对大坝工程的环境和社会主张。结果，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前半段默默无闻、无人提及的NGO，到了后半段，被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国家发改委在内的代表频繁谈及。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的总结发言用了1／3的篇幅讲NGO参与大坝决策的意义，这是NGO的一个胜利，它们最终以整体的形象成为会议关注的亮点。中国河网成员、绿家园志愿者的发起人汪永晨至今还掩饰不住自己的高兴，
　　更引人瞩目的是移民代表出现在西装革履的参会者中间，打破了会议的沉闷。那些天，身着民族服装，来自云南虎跳峡、漫湾、小湾、大朝山的5位大坝移民作为会议正式代表空降北京，带来了大山深处原住民的声音。在会场上，他们和云南官员就移民政策的实施以及大坝的影响展开辩论，呼吁“还移民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人耳目一新。尽管在其它一些同样受水坝影响的国家，原住民参加国际会议实属平常，但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云南大众流域”主任于晓刚对此高度评价：“国家向来强调水电开发中的移民妥善安置问题，但是在对水坝的公共讨论中，一直缺乏移民声音。这对国家和政府政策的落实相当不利，此次中国的移民代表能够出现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本身就是大的进步。”
　　倡导江河善治、环境民主的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是移民代表亮相北京的总“导演”。它一直在云南当地推动可持续的流域综合管理和社区发展。2000年启动的拉市海行动计划，以天然林禁伐后的山民口粮保障、可再生能源、社区林业管理、山区寨寨通路、妇女小额信贷以及参与式流域保护规划等环环紧扣的综合项目为架构，提高当地百姓自我管理、参与发展的能力。
　　2004年，该组织还在省内两次组织未来移民代表前往漫湾、小湾以及大朝山电站实地访问，还通过移民培训班的形式帮助移民了解电站可能带来的影响，赋予移民知情权(详见本刊2004年6月上期――编者按)。其后，该组织还向中纪委和云南省纪委递交了调查报告，揭露政府官员在水坝建设中的腐败行为。为此，2004年夏秋之际，他们曾遭遇重重压力。10月，于晓刚带领移民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之后，压力又一次骤然放大，到12月底达到高峰，迫使于晓刚几度赴京寻求支持。
　　
　　从宣教者到倡导者
　　
　　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存在两种性质的民间组织。一类是政府自上而下创设，一开始就拥有各种支持性的政府资源。另外一类与其它国家中NGO的发展轨迹相似，由关注现实问题的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创立。这些草根组织尽管受到政策各种限制，却以其灵活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工作实践获得了广泛支持，赢得了社会合法性，并得到推崇公民社会理念的国际组织的资助。
　　2004年正是中国民间第一个草根环保团体――自然之友的10年华诞。在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紧随其后。到2002年10月，自然之友受托组织中国环境NGO出席多边组织――全球环境基金(GEF)在京举办的第二次成员国大会，来自全国各地赴会的NGO中，比较成型的、相对独立自治的环境NGO已达40多家，影响力日渐增加。
　　作为民间环保的后备力量，全国高校学生环保社团也空前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几乎每所高校至少拥有一家。这些社团还出现了网络化趋势，四川大学GreenSOS、北京绿色大学生论坛、南京绿色石头城等高校联合社团堪为代表。而安徽的学生联合社团――绿满江淮，正开始探讨从学生社团向社会社团的转型。
　　盘点2003、2004年度可以发现，这两年是中国民间环境NGO发生骤变的标志性年度。此前，或是迫于政策和法律空间的制约以及现实压力，或是起步时正值需要广泛唤起民众的环境意识，10年中几乎所有的环境NGO都温文尔雅地以公众环境教育为基凋。它们的角色可称为服务的提供者――替代政府对公众进行宣教，而非倡导公众参与决策、积极影响决策走向。
　　当然，10年中也并非波澜不惊。1998年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央视“经济半小时”对川西滥伐天然林事件进行揭露，促成四川省以及全国天保工程的全面实施，会长吴登民为此遭遇人身威胁；1998年、1999年之间环境 NGO为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发起的联合行动牵动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回顾中国环境NGO发展历程，这些事件至今历历在目。
　　但总体上，环境NGO发展的10年，是平稳发展中孕育变化的10年。最终，一些环境NGO从沉醉于“鸟语花香”的状态中觉醒，从和风细雨的环境宜教者变为公众或者弱势人群利益的“看门狗”，带来了独立的声音，并在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大环境下，明显地表现出成为倡导者的意图。这些组织把对自然和生态的传统关注加以深化，介入由不合理的政府和商业行为导致的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危机之中。尽管它们本意是要在高度分化的利益群体之间推动建立沟通机制，化解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但置身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紧张格局中，与有关方面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这样看来，不当鸵鸟的于晓刚领导的“大众流域”面临的压力，也属必然。不过，2005年初新近传来的消息表明，萦绕于“大众流域”的紧张情绪已有所缓和。地方也并无“取缔”之说。这无疑表明着我们社会的一种可喜的进步。
　　
　　迈向公众参与的制衡型道路
　　
　　中国公众近年对环境NGO的认知，很主要地是通过大坝问题的争议，，就此，“中国河网”当记一大功。
　　“河网”是关注大坝问题的松散联盟，也是一个倡导性组织。其成员既有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志愿者、北京环境和发展研究所这样的“老牌”组织，也不乏天下溪教育研究所、野性中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后起团体，甚至还有“保护国际严这样一个致力于西南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国际NGO。 　　当然，同样是针对环境问题，如果把2002年南非约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WSSD)上参会NCO的“成色”作为坐标，可以发现2004年围绕大坝争议凝聚的中国NGO还仅仅限于环保圈，有多样性不足的特点。尽管只是一次环境峰会，WSSD的参会NGO绝不限于环境领域，而是包容了大量来自扶贫、教育、妇女儿童权利、艾滋病、宗教等其它领域的组织。在它们共同推动下，环境问题与贫困、社会公正、资源权利等问题挂上了钩，并使通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来触及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根源这一理念和做法得到强调。
　　中国环境NGO对大坝生态和移民问题并重的关注角度，反映出它们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属性有了深化的认识。而它们的勃兴和壮大，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治理从单纯的污染控制走向公众参与的制衡型道路。
　　显而易见，环境NGO在这条道路上仍属“弱势群体”，即便现在也是步履艰难。发生在4年前北京市政府和环境NGO的一次并不成功的对话，为它们的曲折生涯划了一个最为贴切的注脚。
　　2000～2001年对于环境NGO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年头。环境NGO的领军人物梁从诫和廖晓义被任命为政府机构一北京奥申委的环保顾问，政府和环境团体之间呈现较为乐观的互动态势。不过，环境NGO的“意气风发”在一次“对话会”后戛然而止。
　　故事是这样的：2001年3月，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联合向北京市政府发出邀请，与当时一位副市长就投资11亿人民币的京密引水渠人工整治工程进行“对话”。参会者除了“对话”的发起者，还包括持不同观点的环保、水利专家以及新闻媒体；面对民间团体对工程严重破坏沿岸及河流生态的质疑，政府方面并不接受，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后来还将问题上升到重大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估、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层次。会议结束之际，这位副市长将“对话”会斥为“无组织的有组织活动”，责令媒体不得报道。其后，三家环保团体还被扣上了“围攻政府官员”的帽子。一时间NGO周围气氛突变。尽管后来中国申奥成功，这次会谈也留下一个大大的遗憾。
　　时至今日，即使在政府当事人看来，当初的那顶“帽子”也明显不合时宜――围绕一个工程出现多种声音是再正常和自然不过的事情。近两年本土环境NGO的活跃，得益于中国社会容纳不同意见的空间的扩大。在“和谐社会”的要求下，对平衡各种力量的需求也在增加。“大众流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于多元化的本土NGO生态圈中，并艰难地生存下来。
　　
　　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
　　
　　除了以上谈到的组织以外，中国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环境NGO。与大坝事件背后的倡导性团体相比，由于没有热点事件的作用力，其它从事公众教育的环境NGO受到(全国性)媒体的关注较少，或者其影响限于当地。但它们都在结合当地的资源条件，以各自的方式努力进行着仍属重要的环境宣教工作，也间或对当地的污染事件加以披露和制止。
　　一些NGO的常规活动正发生耐人寻味的变化。在自然之友为即将在3月22日举办的“人与水”摄影大赛新闻发布会上，总干事薛野宣布，2005年1月5日离世的环境活动者、人类学者萧亮中，将以他生前拍摄的田野调查图片成为第一个参赛者。
　　薛野认为，作为乡土的捍卫者，萧亮中的参赛又一次使虎跳峡进入公众视野，从而反映出中国转型期的复杂现实。通过他生前的镜头，将丰富和加深公众对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这样，整个大赛将不再是充满“鸟语花香”的狭隘意义上的展现，而将指向一种深度。
　　经过10年发展，一些NGO分化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倡导性组织。此外，在专业化发展方面，出现了专门治理沙漠、防止农药污染、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推动节能的组织。
　　应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不断增长的环境压力，本土环境NGO面临重新定位和提高能力的挑战。它们正在瓶颈状态下寻求突破，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在它们自行绘制的图谱上，色彩斑斓，本身就构成―个多元化的社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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