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高于权谋:权谋

　　我们相信，一切人为的敌意、仇恨都不会长久，中美人民将藉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观的建，来创造人类的福祉。 　　怀着善良心愿看待中美关系的人，今春以来着实受到了无情打击。
　　在美国侦察机机组人员回国之后，布什的语气转趋强硬，并把撞机责任完全归咎于中方,此后又不顾中国的严正抗议，给李登辉发出赴美签证；在美台军售会议上，美国虽然没有出售神盾舰，但还是突破历届政府的军售上限，决定向台湾出售纪德舰、柴油动力潜艇等尖端武器。
　　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美国“遏制中国”的声音已经逐渐响亮。我们也看到，在布什政府对华显出强硬姿态的时候，日本通过了右翼色彩的历史教科书，同时，印度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一切明显已经不是闪烁其词的“误会”，而是近乎赤裸裸的来者不善。人们对布什这个靠法院裁决出的美国新总统的百日言行感到困惑，尤其对他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惊愕不已。
　　真可谓风云莫测。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又应如何应对?
　　
　　先紧后松？
　　
　　从表层原因上来看,布什的作派是新任美国政府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要刻意制造一种与前任总统区隔的标志, 让事情以他的方式“从头再来”；同时，越是弱势的政府在施政取向上越有趋于强势的冲动，以期选民对其“雷厉风行”、“言出必践”留下深刻印象；此外，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布什是俗语所说的“斩价斩到底”，要采取一种先施加高压，再灵活变通的方式，先紧后松，在一系列国际争端中抢尽谈判的优势地位，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不过，从较深层角度来看，布什和前任政府并没有区别。他也是努力追随和尽量满足美国各军工复合体的利益，而共和党与国防工业的渊源较民主党更深。这使我们想起早在5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就提醒人们，要警惕军工复合体操纵美国的内外政策。现在看来的确如此。为了维持其军事订货，美国必须推行霸权外交，并在和平时期人为制造对手，这就是科索沃战争以及炸使馆事件的一个大背景。也正由此，中国成了美国的假想敌，并被大肆妖魔化，这在前年的考可斯报告和李文和事件中便有充分的体现。
　　此外，这也与美国一以贯之的抑强扶弱战略有关。不久前，《纽约时报》著名国际时事评论家弗利德曼在电视上总结中美撞机事件，非常坦率地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阻止亚洲出现一个可以抗衡美国的强大国家，美国当年打击日本，和现在遏制中国，都是基于这一策略，这和当年英国阻止欧洲大陆出现另一强国的外交策略并无二致。
　　所以我们要看到：美国并不是随着小布什上台，突然变了一张面孔。美国只是在根据其实际利益，不断调整对各国的立场，以确保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霸主地位。
　　我们要指出的是：国家利益不一定要藉霸权来维持。历史上，值得敬重的不是某人某集团的强大，而是强大者的谦卑。　
　　
　　怎样应对
　　
　　那么，面对一个有可能怀着敌意的对手，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第一，道义上要严正,但同时不能被对手打乱。我们要意识到，对手喊打喊杀，不一定是要和你真打真杀，很可能是要藉此使你方寸大乱，丧失自制力。因为真正的较量，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事比拼，而是综合实力的较量。
　　第二，要有自己的外交筹码，提升我方谈判分量。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我们必须在“敌”与“友”之外，努力发展明确实在的外交筹码与之周旋。且看，多年来，美国欲要挟中国，明确开出了诸如反对申奥、阻止加入世贸、限制中美贸易、人权问题、直至对台军售的清单。我方理应急起直追，在全球范围内尽力发掘外交筹码予以恰如其分的反制。
　　第三，我们应意识到，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仍然是胜败关键，因此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整顿内政、发展经济还是首要之举，中国仍然需要用理性与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美之间的冲突与摩擦。我们应当清楚，即使美国政府再慷慨友好，我们也不必奉为庇护天使；再粗暴蛮横，我们处理好自家的事也就可以无所畏惧。
　　――“中美关系再好也好不到哪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这应该是审视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基本判断。
　　
　　充分沟通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200年前，对于后世政客以一己私谋独断专行，乱政害世的可能性做过一番富有远见的判断，并写下了预防的方案，于今不无可以会心之处。他在《进一步普及知识法案》的前文中这样陈述：
　　“不管某些政体在保障个人自由行使天赋人权方面似乎比其他政体来得怎样优越，也不管这些政体能够怎样更好地防止退化，但经验已经指出，即使在最好的政体下，掌握大权的人也会慢慢地运用手腕，待时机一到，便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虐政。”
　　他接着写到：“防止这种现象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在切实可行的范围里，广泛地启发人民的思想，特别要使他们了解历史所昭示的事实，既然他们因此有了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就能识别形形色色的野心，提醒他们行使自己的天赋能力去粉碎这种野心追求的目的。”
　　我们要与美国这一头号世界强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双边关系，就应意识到，与其游说某政客、寄望某名流，不如诉诸广大普通的美国人民。去年美国南加里福尼亚州有位90多岁的老太太徒步行走，横穿美国，抵华盛顿呼吁选举捐款制度改革，就深深打动了美国民众。到了今年3月，有关政治捐款制度的改革建议提案获得成功，这就是一个人民意愿高于政客权谋的例子。这次撞机事件发生后，民意调查显示有8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方无理，这也说明了美国的民众智慧是难以蒙蔽的，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强大之源。我们相信，中国人和美国民众的更充分接触，定能消除无良政客和军方强硬派“妖魔化中国”的负面影响，也定能从中发现友好、人道的助力。
　　世界上有两种政治，一种是立足于政客之私的政治，一种是立足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政治。立足于政客之私的政治即使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笼罩一时，但往往随时局变迁，便为时代抛弃，化为过眼云烟。譬如50年代极端反共的麦卡锡，当其权倾一时，将卓别林指为共产党，设法将之驱到欧洲，但其后不过十数年，麦卡锡已身与名俱裂，而卓别林的艺术乃成为美利坚民族的骄傲。卓别林的电影，如果说真有政治意图的话，反映的正是普通人的政治，日常生活的政治，这才有永恒、真实的力量。
　　普通民众看起来没有多大影响力，但其实是他们在决定历史。当此世事如麻、风云诡谲之际，我们的视线不必仅仅追逐某些政客的表演、作态，而应把注意力投向广大民众。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应当藉经贸的往来，更多地进行文化、思想、情感的沟通。我们相信，一切人为的敌意、仇恨都不会长久，中美人民将藉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观的建设，来创造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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