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会议:对话与交锋 交锋式会议法

　　2010年6月3日,第九次亚洲安全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指责中国以美国对台军售为由中断两国军事交流,并警告中国要保证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此,与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针锋相对地做出了回应。他指出,美国才是对两军交往设置障碍的责任方。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存在障碍,第一是由于美对台军售;第二是美国军舰飞机在中国南海、东海对中国进行高强度监视侦察;第三是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对12个领域的两军交流进行限制。中美两军的交锋使亚洲安全会议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亚洲安全会议已经成为除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之外亚太地区又一重要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同时,它也是亚太地区惟一能将各国防务部门高官聚集在一起讨论防务问题和区域安全合作问题的机制,其影响呈逐步扩大之势。
　　
　　亚洲安全会议的缘起
　　
　　亚洲安全会议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起、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也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
　　亚洲安全会议的出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亚太地区既有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已无法适应9.11后新安全形势的需要。9.11事件表明,在全球化大潮中,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呈现多元化趋势。在亚太地区,在领土、边界争端以及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等热点问题仍未解决的同时,各国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海上安全、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等。而目前该地区安全结构仍然是不同国家间松散的安全合作。例如,ARF仍处在从建立信任措施向预防性外交过渡的阶段,以对话和磋商为主,实质性合作较少,被称为“清谈馆”,且ARF对东北亚安全事务的影响有限,缺乏推进整个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能力。而CSCAP作为推行第二轨道外交(是介于官方外交和纯民间交流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的主要机制,缺乏必要的物质手段推动地区安全与防务合作。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在既有机制之外建立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实效性的安全论坛和安全架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ARF是由各国外长主导的,CSCAP是由二轨的专家学者主导,而亚洲安全会议则是由各国国防部长或其他防务高官主导,同时有二轨的专家、学者参与,属于“一轨半”合作机制。
　　其次, 亚洲安全会议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政治、军事冲突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积极努力的结果。自1958年成立以来, IISS一直致力于就国际安全和国际战略发展态势为政治家、外交人员、军方、媒体、学术机构及公众提供准确客观的信息与高质量的分析,加强政界领导人、商界人士以及战略分析家之间的联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IISS开始关注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军事危机与冲突,并试图在这一地区推行其安全合作理念。IISS认为, 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但该地区安全形势却充满不确定性,存在着爆发潜在冲突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与欧洲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相对应的会议,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军事联盟能把亚洲国家的国防部长聚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IISS的研究偏好,它与各国防务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充分发挥第二轨道外交的优势,将各国的防务高官召集在一起,而这正是各国官员们自身所做不到的。
　　
　　中美军方的参与和交锋
　　
　　目前,亚洲安全会议已成为各国防务高官阐述本国国防政策和开展军事外交的重要平台。每次会议间隙,双边与多边军事交流活动十分频繁,如美国与其盟国的双边会晤,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国联防”组织也借此机会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美两军对会议的参与和在会上的互动无疑是最引人关注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该对话机制,参与级别维持在较高水平。除2002年和2003年派出国防部副部长与会外,从2004年起都是国防部长亲自到会。美国参联会主席、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要员也经常参加对话。与此同时,会议的议程设置有意突出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从2004年开始,“美国与亚太安全”成为对话会的固定议题,美国国防部长每年均第一个就此议题发表演讲,其他议题和发言人则不固定,视情况而调整。
　　相比之下,中国最初对会议的意图和动机存有疑虑。在中国看来,西方国家倡议发起亚洲安全会议,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削弱中国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中的影响力,加之在前几届会议上“中国威胁论”弥漫,因此,虽然中国从2002年起即开始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但是参与级别一直只维持在司局级水平, 2003年和2004年中国甚至没有派官员参加。从2007年开始,中国一改过去的低调参与态度,派出副总参谋长级的军方代表与会,并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亚太政策和国防战略。
　　但是,不论中国以何种级别参与会议,中国的崛起和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一直是美国等关注的焦点,美国也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的指责。所以,中美军事交锋历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例如,在2005年的亚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质问中国“在没有受到任何国家威胁的情况下,为何不断加大军事投入?为何不断有大宗而昂贵的军购?为何不断进行强有力的军事部署?”这一火药味十足的挑衅当即遭到中国代表崔天凯的反击,他质问“美国是否认为中国是威胁?”迫使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中国“不是威胁”。当然,美国军方在亚洲安全会议上也多次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与对话。例如,在2009年的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提出美国和中国应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展开合作。这表明在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取向下,美国既对中国发展方向不确定,又试图通过军事交流了解中国军力发展状况,把握中国战略意图,并塑造中国的战略选择。鉴此,中国应继续积极推动香格里拉对话框架下的中美接触,同时,对这种接触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高。
　　
　　亚洲安全会议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亚洲安全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大国介入和参与亚太安全事务的产物”,它反映了西方国家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影响力持续上升的担忧。这些国家倡议建立亚洲安全会议,就是试图“另起炉灶”,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与ARF和CSCAP并行的机制,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这无形中会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亚洲安全会议的影响日益扩大,如果中国不参与进去,不仅不利于宣传我国的国防政策和理念,而且会给西方质疑中国防务外交的诚意与透明度以口实。此外,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亚洲安全会议主导亚太安全合作的意图也有所警惕,它们希望保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还是应当保持对亚洲安全会议的积极参与,并利用双边和多边对话之机,在广泛的领域与这些国家参会代表沟通交流并展开具体合作,逐步影响和引导亚洲安全会议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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