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端主义:未来的宿命】 宿命 美国

　　在选举获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右派走向政治极端主义很可能将是未来的宿命。如果不能在2012年赢得选举,他们绝对不可容忍美国沿着现有的“丢失美国”之路走下去。 　　
　　纽约时报广场未遂汽车炸弹爆炸案余波荡漾,数名嫌疑人相继落网。此事引起了人们对美国国内极端主义的关注。
　　近年来,美国国内极端主义组织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2000年,极端组织为602个,到2008年底,已经增加到926个,增长幅度为54%。近年来,美国国内发生了上千起仇恨犯罪事件,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其中,有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也有黑人至上主义组织和少数族裔组织。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 美国政治极端主义情绪日益升温,从去年11月的胡德堡枪击事件(三名美军士兵在得克萨斯胡德堡军事基地制造枪击事件),到今年5月1日纽约时报广场未遂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再到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暗杀威胁急剧上升,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社会中,这些极端情绪的上升恐怕决非一两个人的偶发情绪,而是美国政治极端主义上升的反映,它极有可能成为左右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极端主义伴随美国历史
　　
　　美国是个多元移民国家,把“自由和平等”原则整天挂在嘴边,但极端主义向来不乏。从早期的白人种族主义团体到风行一时的南方“三K党”,从20世纪60年代社会领域中反潮流的嬉皮士运动到80年代的“人民圣殿教”,极端主义几乎伴随着美国的历史同行。
　　为什么美国不乏极端主义?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性密切相关。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极端主义是指处于社会政治中心之外的个人和团体,采取背离社会主流道德标准的极端思想和行动,尤其是为了达到个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不惜一切后果地采取极端的手段对公众或政治领导集团进行威胁。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生存的竞争决定了任何一个处于社会政治中心之外的“外来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都倾向于诉诸种种极端主义的行动。换言之,只要“适者生存”的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在流行,就会有极端主义的心脏在跳动。
　　极端主义在美国往往是一个“他者”概念,没有人和政党自称为极端主义。有人特别强调政治极端主义以极端价值取代主流价值的特征,认为凡是不符合美国主流价值的思想和行动均可称之为极端主义。按照此种标准,社会主义运动、伊斯兰主义运动、禁止堕胎运动都被美国视作背离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极端主义运动,此种看法显然有些绝对。相比之下,另一种界定则更具说服力,即强调其手段上的极端性,如暗杀行动,把对手和批评者视为邪恶,并用威胁和恐吓的手法实现目的的做法。比如宗教极端主义、极端恐怖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极端女权主义等。总之,极端主义在美国往往是与温和主义相比较而言的,希冀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采取极端的手段实现不同于主流社会价值的目的。如此一来,政治极端主义在美国就被泛化了,广大民众在思想上也不把极端主义太当回事,甚至有人以走极端主义路线为荣,无论是小布什一上台就确立的一切与前任克林顿唱反调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执政路线,还是美国媒体上屡见不鲜的以一鸣惊人的极端言论获得眼球的评论员,都把走极端路线看作是有个性和获得知名度的一项战略。
　　
　　极端主义:全球化的阴影
　　
　　如果从更深层次考察,当下美国极端主义的崛起很可能与全球化的发展有关。全球化是一个相互矛盾、相互运动的双重力量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另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
　　全球化和地方化并行不悖的趋势,为原来禁锢在国家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支持,包括宗教组织、民族和族群组织、女性组织、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其他次国家情感为基础的所谓“新社会运动”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虽然具有全球视野,但相对更强调地方行动和基层活动,依靠下层的支持网络开展活动,其目标在于说服广大民众采取新的方式以及进行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变革,解决日常生活政治中面临的问题。由此,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逐渐形成了对国家权威的挑战以及“去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趋势。此种新社会运动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不再关注直接控制或者争取国家权力的“解放政治”而是集中于关注改善公共生活质量的“生活政治”,强调非物质价值与“反文化”,对权威的质疑,基层活动的升华,等等。新社会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带动了时代精神的转变,很多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并不仅仅考虑自我实现和文化重建的问题,而是对“区域、国家和全球层次上的集体未来有着强烈的个人责任感”。
　　作为全球化阴影的极端主义在全球化的激励下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对温和利益的着魔到极端主义的狂热,核心是采取极端的行动实现反主流的意图。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都把极端主义视作一种疾病,将极端行动视作一种惯常行动。和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政治分离主义一样,政治极端主义在美国的蔓延也来自于全球化引发的精神领域中的病变。美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深,政治极端主义的力量就会日益强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新保守主义在内的极端主义思想崛起,都与全球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理想主义改革的副产品
　　
　　2009年以来美国极端主义的升级,还与非白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驱动美国社会的抵制情绪紧密相关。近年来,随着大量非白人移民的涌入,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身份的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白人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神经受到进一步刺激,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对“丢失了的美国”问题心急如焚。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于当前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多样化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忧心忡忡。他认为,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国民身份在20世纪后期走弱,多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理论在某些精英人士中间大行其道;原先促进移民同化的那些因素处于弱势或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双重国民身份和双重忠诚;移民中多数是讲西班牙语的人(主要是墨西哥裔人),其结果是出现拉美裔化的趋势,美国变成双语言、双文化社会的趋势;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亨廷顿认为,这一切使得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关头,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国家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亨廷顿的悲观论调只是美国人当下心境的一种折射,但从其言外之意不难看出连理性的知识分子都已经陷入了极端主义的路线,更遑论那些普通民众了。
　　此外,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带有上天入地般浮士德精神的改革,成为刺激政治极端主义的催化剂。从2009年初开始,医疗改革法案引发的舆论开始发酵,最终尽管获得国会的通过,但共和党议员一致投反对票的现象,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政治极端化的神经。共和党众院领导人约翰•波纳甚至把医疗改革法案比作“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还有不少人直接批评“政府接管了医疗保健事业”,搞“社会主义”,甚至直斥其为“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在他们的煽动下,极右分子纷纷起来闹事,用石块砸对法案投赞成票的民主党人办公室的玻璃。众所周知,大规模砸玻璃的事件――“水晶之夜”正是纳粹党的突击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于1938年11月9日夜晚对犹太人发难的行动。他们甚至对一些投票赞成医改案的议员发出死亡威胁。在奥巴马改革的刺激下,右派们喊出了“夺回美国”的口号,在选举获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右派走向政治极端主义很可能将是未来的宿命。如果不能在2012年赢得选举,他们绝对不可容忍美国沿着现有的“丢失美国”之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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