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 民国时期名人关系图

　　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公开撰文主张将“铁血政策”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 　　 　　民国时期,中国与德国曾两次处于战争状态,却都不曾真正交手。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平稳而有特色。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岁月里实现了统一并成为世界强国,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迅速东山再起,在蒋介石看来是提供了一个分裂的弱国快速发展的典范,成为他效法的榜样和追求的目标。
　　
　　曾想赴德学习军事
　　
　　蒋介石与德国的关系,始于他对德国发展道路的推崇。1907年至1911年,蒋介石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但留学的结果却使他更加迷恋于德国的军事建设经验和军事理论。1912年和1918年,他曾两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第一次,他甚至己经学习了德语,并在自己创办的《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他曾表示,他赴德的目标是学习“德国成功的秘诀”。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两方面的秘诀,公开撰文主张将“铁血政策”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原则”,促成中国社会的“军事化”。
　　然而,蒋介石没能如愿。他留学德国的愿望由他的小儿子蒋纬国得以实现。他对将去德国学习的儿子说:“中国应向一个稳健扎实而不是充满幻想的国家学习。我们不能凭幻想办事。从日本人那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学的――他们的产品制作太低劣了。美国人太爱幻想,英国人太迟纯,德国是惟一的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国家。他们可以给我们打下底子,从而培育发扬我们自己的稳定坚实的作风。”即使是二战爆发前夕,蒋纬国依然身穿德军军服,出现在入侵奥地利和攻占苏台德的德军行列中,尽管这使走英美路线的蒋介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境尬尴,但他坚持让蒋纬国在德留学而没有召回。
　　
　　首席军事顾问:从鲍尔到法根豪森
　　
　　蒋介石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对德国军事科学和军事训练的仰慕, 立即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自1927年12月始, 先后被聘为蒋介石首席军事顾问的德国军人有鲍尔、克里伯尔、原德国参谋本部作战部主任魏采尔、原德国陆军总司令塞克特、原德国陆军军事与训练监督、步兵学校校长法肯豪森等。这些人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人数也越来越多,顾问团的组织不断得到强化而趋于完备。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致信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赞誉说在国家建设方面“你是我的榜样”;“我打算在组织、训练、武器和装配新的中国军队上立足德国的体系”;并强调“欢迎通过商品交换协议而建立起来的同德国的合作,中国能够供应德国各种原料”,“中国将竭尽全力帮助德国摆脱原料短缺的境地”,这些想法反映了蒋介石在构建国际反日战线时的对德战略考虑。
　　借助于德国军事顾问的穿针引线,中德军火贸易不断发展。1932年,蒋介石接受德国顾问建议,购置了48门卜福斯山炮,编成山炮队,并由德国人协助训练。1933年7月,中德签订包括1000挺机枪在内的价值5000万马克的军火购买合约。1934年8月,中德签署《中国农矿产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以直接易货方式互通有无。1936年3月,中德签署一亿马克货物信用借款, 用以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同年,又购置了48门自行榴弹炮,并在德国顾问的协助训练下,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重炮兵团。随着大批德国军火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中国的钨、锑等战备原料也被大量运往德国。
　　在军事教育方面, 大批德国顾问先后在中国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及各兵种专科军校中任教, 对中国军官进行现代军事教育。中方也选派青年军官赴德深造,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军事人才。其间,德国军事顾问的身影不仅活跃在蒋与军阀混战的战场,而且参与了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围剿。德国军事顾问团还参加了中国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随着双方军事、经济、文化往来的加强,中德外交关系日臻密切。1935年7月,希特勒派遣特使访问中国,向蒋介石赠送德国荣誉军刀及汽车三辆,蒋介石也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等政要授勋,推动了中德关系的发展。
　　
　　法西斯主义的推崇者和效仿者
　　
　　法西斯主义由意大利墨索里尼始创,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的疯狂实践而风靡世界,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圣经”――《德国国社党党纲》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就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流传。
　　蒋介石虽未去过德国,但他的两位军事顾问鲍尔和克里伯尔都与纳粹有密切关系。蒋介石对纳粹党的组织和管理方法尤感兴趣,特别想了解其领导人物怎样能够“在众多追随者中维持最严格的纪律,怎样对可能出现的党的敌人或异己派别采用严厉的制裁措施,从而使那些措施获得完全成功”。1932年12月,蒋介石秘密派遣特使赴德考察国社党的组织和领导,并拜访了希特勒的主要助手戈林。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国家濒于崩溃时惟一的自救工具”,成为蒋介石推崇和效法的思想运动。
　　蒋介石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实践是操纵蓝衣社、CC系、政学系,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为口号,掀动支持法西斯式独裁的潮流,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同时又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结合希特勒式的现代军事伦理学和中国的孔孟之道,实现国民精神的“复活”,塑造温顺服从而又“军事化”的公民,从而把他自己送上至高无上的希特勒式的独裁高位。
　　
　　争取德国军火支撑对日战争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的对德外交以坚持德国军事顾问团留任和继续发展军火贸易两点为要务。
　　尽管日德为盟国,日本一再抗议德国对中国的军火运输和德国军事顾问团对中国抗战的帮助,但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任中国,活跃在中国统帅部和对日战争的各个战场;德国装备和德国训练的新式陆军在抗日战场表现优异,与此同时,不仅已订购的德国军火依然源源不断运入中国,而且蒋介石还在战时追加订单催运军火以供抗战之需。运华的德制武器都是中国抗日战争所急需的,且数量巨大,而且在质量上优于日本军队在对华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
　　即使希特勒下达停止对华输出军火命令后,德国国防部和军火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中国方面支付外汇的前提下,仍不断对华输出军火。这些军火在苏联所援助的军火未到达之前,成为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军火补充来源。
　　
　　别无选择对德断交宣战
　　
　　1938年2月,希特勒对德国政府进行了大清洗、大换班,亲日派里宾特洛甫执掌外交大权,中德关系从而发生逆转。虽然如此,在德国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后,蒋介石却仅指令国民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未作其他进一步的表示, 对德外交仍坚持“重在顾问不召回、供给不停止二项”。即便是在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团之后,蒋介石仍于1939年7月17日接受德国海通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德一般关系可称满意,中国为德国之老友,其意义自较一般新友为重要”。他请记者将此意转达德国人民,以表明中国仍然重视中德关系。实际上,中德之间的军火贸易以各种名义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直至1940年5月。
　　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不仅冲昏了希特勒的头脑,而且也刺激了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1940年9月29日,德、意、日在柏林签署《同盟条约》,德、意公然承认日本在建立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之领导地位, 法西斯轴心正式形成。同日,国民政府向德国提出抗议,声明“将来德、意实行上述协定之规定而中国蒙受危险或损害时,中国政府保持适当行动之权”。次年7月1日,德国不顾国民政府的一再抗议,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导致蒋介石在对德关系上别无选择。次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 指出德、意“明知南京伪组织为日本军阀一手造成, 乃竟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且不惜自弃其所享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一切友谊”,并正式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又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军队主要在东方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并未与德国军队交火。
　　战后,由于美苏冷战的形成与升级,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蒋介石领导的“台湾政权”承认联邦德国政权,而中央政府则承认民主德国政权,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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